中国通史- 第837部分

　　　　有这样一个群体在身边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处理便有了较为可靠的倚赖但是其中的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都已年迈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已经表现出力不从心宣宗尽可依靠他们顾问机务却不宜依靠他们担任各部事务。宣德三年（14o8）他特地给这四位元老大臣玺书曰：“卿等皆祖宗遗老畀辅朕躬。今黄危齿不宜复典冗剧伤朝廷优老待贤之礼。可辍所务朝夕在朕左右讨论至理共宁邦家。官禄悉如旧。”2这很像是一种过渡性的办法由这些顾问老臣帮助决定大政而从朝廷到各地选拔一批干练的人才也便成了当务之急。蹇义辍部务后吏部尚书以詹事郭琎充任。但郭琎望轻又政归内阁自布政使至知府缺官听由三品以上京官荐举御史、知县等缺由五品以上京官荐举要职选擢皆不关吏部终宣宗之世这种情况无所改变。

　　　　但是宣德三年（1428）毕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尽管元老们还在幕后控制着六部、都察院等而朝廷脑都由新人充任了。

　　　　由于元老的退离造成了官员的空缺。史称：“初两京六部堂官缺帝命延臣推方面官堪内任者。蹇义等荐九人。”3从史书记载来看当时荐授的官员主要为各部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寺少卿等也包括一些外省官员。被荐授京职的有郑辰授南京工部右侍郎官至兵部左侍郎。邵玘授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段民署南京户部右侍郎。傅启让授大理寺少卿。顾佐授都察院右都御史。黄宗载授南京吏部尚书。这些都是后来颇有政声的官员因此名列正史。

　　　　自宣德三年（1428）以后提拔的浅资官员更多。这些新任官员与蹇、夏、三杨等元老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人才济济的局面。《明史》中曾赞诩道：国家盛时士大夫多以廉节自重岂刻意励行好为矫饰名誉哉。亦其澹嗜欲耻营竞介特之性然也。仁、宣之际惩吏道贪墨登进公廉刚正之士。宗载佐铨衡顾佐掌邦宪风纪为之一清。段民、吴讷、魏骥、鲁穆皭然秉羔羊素丝之节。轩、耿、孔昭矫厉绝俗物不能干。章敞、徐琦、刘戬律己严正异域倾心。廉之足尚也卓矣。1这里所说“惩吏道贪墨”系指都御史刘观等人。刘观贪墨的败露主要还靠杨士奇等元老的干预。刘观罢免后杨士奇、杨荣同荐顾佐于是才有右都御史之擢升。“佐视事即奏黜严暟、杨居正等二十人谪辽东各卫为吏降八人罢三人；而举进士邓棨、国子生程富、谒选知县孔文英、教官方瑞等四十余人堪任御史。”2一方面是罢去贪墨不职者一方面又在提拔后进人才新老结合的政体为宣德致治创造了人事条件。吴讷进南京佥都御史再进左副都御史在宣德五年（143o）以后章敞于六年擢礼部侍郎徐琦于同年擢右通政。耿九畴、轩輗晚出于宣德六年始任给事中、御史黄孔昭等天顺后进士实与仁、宣治世不与。而《明史》赞文所云盖指开官2《明宣宗实录》卷四七宣德三年十月乙酉。

　　　　3《明史》卷一五七《郑辰传》。

　　　　1《明史》卷一五八“赞曰”。

　　　　2《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

　　　　员之风气。如鲁穆为官刚正民呼“鲁铁面”。杨荣当国家人犯法鲁穆治之不少贷。杨荣以此顾谓其贤荐之于朝后擢任右佥都御史。这又是一个生动的事例一代官员风气的树立又有赖于元老们的支持这正是仁、宣时代人才辈出的关键所在。

　　　　宣德五年蹇义、胡■、杨士奇等元老们先后推荐了况钟等九位知府又荐举了周忱、于谦等六位巡抚。这样从中朝到外省府县由元老们以任人为贤为原则选任的官员构成了当时官员队伍的骨干从而使人们感到了一种人才济济的局面。

　　　　明朝人对宣德间的吏部是十分赞许的。明代史家焦竑曾说蹇义“公官冢宰者三十年取人先纯朴而黜浮华故永、宣之间士风吏治庞厚可观”。又说郭琎“公秉衡十四年务采实行不用浮薄游声誉之士。虽为内阁所侵能坚忍持正自行其志”1。

　　　　这当然与宣宗本人有很大关系他在对儒臣们谈到致治在于用人时曾说：“《易》泰、否二卦尽之矣。君子进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所谓泰；小人进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所谓否。泰之时人君大有为所以成参赞之功；否之时君子引退则不可以有为矣。求否泰之端则在乎君子小人之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当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隐。”1这段颇为辩证的谈话体现了宣宗用人的原则。他在选用官员时依靠蹇、夏、三杨等元老推荐说明他态度的慎重；但他又不听元老的安排郭琎的选任虽有杨士奇等人反对他仍然坚持使用并擢为吏部尚书又反映出他在用人上的开拓精神。

　　　　对于荐选官员中的草率不经宣宗是不能容忍的。御史谢瑶在荐贤时将其人姓名写错宣宗对吏部说道：“今荐贤不知其姓岂能知其才？轻率如此岂称御史之职？”遂将其谪为交阯大蛮县知县。2这种认真的态度无疑为官员们敲了一次警钟一个人才济济的宣德治世就这样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来临了。

　　　　1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宠遇》。

　　　　1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第四节守成之君明朝自太祖建国成祖夺位前后五十多年作为创业之世虽嫌长了一些却实在如此。本来太祖三十年治国到建文固可做守成之君偏偏又有成祖起兵“靖难”内战纷起骨肉相残明成祖用武力奠定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守成之世便落到仁、宣头上。

　　　　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去世未久刚刚登极的仁宗便在宫中召见了侍臣。“守成之主动法祖宗斯鲜过举。”他把自己明确说成了守成之主。“后世为嗣君者往往作聪明乱旧章而卒至丧败不救可为鉴戒。”他接着又说道：“朕十余岁侍太祖皇帝侧亲见作《祖训》屡经改易而后成书于闲暇时即召太孙及诸世子于前分条逐事委曲开谕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为天子为藩王能每事遵守岂有不福禄永远者？”1命司礼监重新刊刻《祖训》并颁诸王世子其目的可能还在于加强对藩王们的控制。但是他同时讲到了一个问题即守成的原则问题。仁宗的守成原则是“动法祖宗斯鲜过举”。

　　　　五年以后也就是宣德四年（1429）正月宣宗在斋宫中对大学士杨士奇也谈到了守成的问题。

　　　　“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夙夜惓惓。”宣宗这样讲是不过分的。因为仁宗虽然也力图于守成中有所作为但他毕竟在位太短宣宗即位之初的几年与群臣计议国事确实下了一番功夫。然而宣宗在守成的原则上与仁宗又不尽相同。他不像仁宗那样去强调敬天法祖。

　　　　“隋文帝户口繁殖自汉以来皆莫能及。议者以当时必有良法享国不永故无传焉。此未必然。”他以隋文之治为例指出：“夫法存乎人。理财国之大务汉、唐初政立法未尝不善而子孙力役繁兴费用无度无下不能不凋敝隋文克勤克俭足致富庶岂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后世犹有存者亦未尝计其享国长短也。大抵人君恭俭则生齿日繁财赋自然充足。”2宣宗的这番话很有意思后世所存既然有非先王之制也就是说先王之制是可以改变的。世无定法关键在于守成之君的作为。这比起仁宗一味主张动法祖宗要进了一大步这也是宣宗比仁宗有所成就的原因之一。

　　　　诚然洪武、永乐的盛世是很了不起的。史书上称：“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1但那是个国富民穷的时代。巨大的收入难于应付更大的支出。史书中亦称：“当是时兵革初定论‘靖难’国臣封赏分封诸藩增设武卫百司。已又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部宫阙供亿转输以钜万万计皆取给户曹。”并有成祖五次亲征蒙古以致“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灾眚迭作内外俱疲”2。所以仁宣之治的要领在于减少这类大规模的开支。仁宗先罢西洋宝船并罢迤西市马及云南、1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八。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1《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2《明史》卷一四七《夏原吉传》。

　　　　交阯的采办。宣宗二年又放弃交阯。这些举措对于改变永乐后期经济困难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并未能根本解决财政的艰难。

　　　　宣宗即位的前几年他将主要精力放到了人事安排上面在元老将退的形势下积极选拔新人努力创造一个人才济济的局面终于形成了一个由元老、新人和更年轻的初仕官吏组成的梯队形官吏体系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于是从宣德五年（143o）起他开始实行一套恢复经济的措施。

　　　　这一中心工作的转变大约是在宣德三年（1428）六月至四年底。

　　　　三年六月罢左都御史刘观以顾佐代。那也是为了解决官吏的贪浊之风。顾佐任都御史后风宪部门得到整肃吏治逐渐走上了正轨。

　　　　这是人事安排的关键一步第二年十月张瑛、陈山被调离内阁张瑛出任南京礼部尚书陈山则专职教授小太监读书。张、陈是宣宗为太子时东宫旧僚这次被排斥出参预机务的核心之外其原因在于陈山“寡学多欲而昧大体非君子也”。又“于诸司征求不厌”。“瑛行事亦类山”1。这种索贿行为与当时的反贪颇不相宜于是又引出主张罪废赵王的往事。张瑛、陈山调离内阁意味着朝廷中的人事安排基本上告一段落了。

　　　　从宣德五年（143o）五月起宣宗开始着手经济的整顿。这一年的两次任免目的都是为了财政治理。第一次是重要地区知府的任命第二次又因天下财赋多不理再命周忱、于谦等为巡抚分治各省。

　　　　当时凡属理财方面的上报宣宗都给予大力支持甚至像郭资、胡■这样老资格大臣出面反对时也遭到宣宗毫不客气的切责。

　　　　这种强有力的支持给理财官员们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许多措施很快便收到了一定效果。在这里老天也帮了一点忙宣德七年（1432）江南大丰收周忱和况钟等人设置的济农仓获得大量存贮以后数年间“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2。财赋的充盈使地方上诸事得以并举“修葺廨舍学校、先贤祠墓、桥梁道路及崇饰寺观赠遗中朝官资饷过客无稍吝惜。胥吏渔蠹其中亦不甚訾省”1。此事颇遭朝中物议而富庶之名亦由此播之四海。

　　　　据史书所载巡抚河南、山西的于谦亦着力于展当地经济垦田植树两省各积谷数百万对缺食下户随分支给老疾贫困无力偿贷则予蠲免。至正统初山东、陕西大饥流民入河南达二十万全凭地方所积仓赈给成效甚著。

　　　　然而史书中却亦有不同记述。

　　　　宣德五年（143o）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于是江南巡抚周忱与苏州知府况钟曲计减苏粮七十余万他府以为差而东南民力少纾矣。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户部劾以变乱成法。宣宗虽不罪亦不能从。而朝廷数下诏书蠲除租赋。持筹者辄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帝与尚书胡■言“计臣壅遏膏泽”然不深罪也。2周忱奏请松江府上海县等地官田依民田起科事在宣德六年（1431）三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2《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1《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2《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月。宣宗得奏后命户部会官议太子太师郭资、户部尚书胡■于是奏言：“其欲减官田古额依民田科收。缘自洪武初至今籍册已定征输有常。忱欲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请罪之。”宣宗对郭资等人所奏并不满意：“忱职专粮事此亦其所当言。朝议以为不可则止何为遂欲罪之。卿等大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余如所议。”3显然宣宗是倾向于周忱的只是迫于朝议难于一切按照周忱的主张去办。大约半年前广平、大名一带因水涝无收宣宗命户部蠲免田税当时他曾与侍臣谈起这个问题。

　　　　“水旱灾伤世恒有之毕竟君道当修其在己不可委之于天。”

　　　　“亦贵国家素有备。”侍臣答道。这是太祖太宗时的旧方针“丰年则敛凶年则散”。但是宣宗却认为：“国家有备犹不若百姓有备。”1这也便与洪、永之世有了根本的区别。主张百姓有备是明确的富民政策。与其竭民之所有而征敛再于凶年蠲赈不若藏之于民用之于民。可惜的是宣宗在这方面还没有足够的决心而户部和朝中大部分官员还因循于永乐间的旧方针难于一时改变。这一点从全国税粮征收可以得到明显的反映。

　　　　明代历朝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