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苦莫如农信矣。”2这件事对宣宗的触动颇大回宫后他再次对身边大臣谈及此事：“朕昨谒陵还道昌平东郊见耕夫在田召而问之知人事之艰难吏治之得失因录其语成篇今以示卿卿亦当体念不忘也。”3宣宗果然将与农人的谈话记录成文题名曰《耕夫记》。
庚戌春暮谒二陵归道昌平之东郊见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视不辍以休召而问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职也。”曰：“亦有时而逸乎？”曰：“农之于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朕闻其言嘉赐之食。既又问曰：“若平居所睹惟知贾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远知。尝躬力役于县窃观县之官长二人其一寅出酉入尽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迁去久矣。盖至于今民思2夏燮：《明通鉴》卷十九宣宗宣德二年十二月。
1《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诚孝张皇后传》。
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3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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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昼出坐厅事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问竟坐是谪去。后尝一来民亦视之如涂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知也。”朕闻其言叹息思此小人其言质而有理也。盖周公所陈无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记其语。1大概是耕夫对于县官的那番谈话对宣宗起了一定作用两个月后他下诏追夺赃吏诰敕并且著为令定为制度。随后便是九位著名知府的委派。史书中说：“帝以郡守多不称职会苏州等九府缺皆雄剧地命部、院臣举其属之廉能者补之。”2于是尚书蹇义、胡■大学士杨士奇等荐礼部仪制司郎中况钟诏任苏州知府同时被荐的有户部郎中罗以礼为西安知府兵部郎中赵豫为松江知府工部郎中莫愚为常州知府户部员外郎邵■为武昌知府刑部员外郎马仪为杭州知府陈本深为吉安知府御史陈鼎为建昌知府何文渊为温州知府。九人后来皆有治绩而以况钟最为著名。
这一年的九月又有一次重要的人事任命。“丙午升行在吏部郎中赵新为吏部右侍郎兵部郎中赵伦为户部右侍郎礼部员外郎吴政为礼部右侍郎监察御史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刑部员外郎曹弘为刑部右侍郎越府长史周忱为工部右侍郎总督税粮。”1赵新巡抚江西赵伦巡抚浙江吴政巡抚湖广（今湖南、湖北）于谦巡抚河南、山西曹弘巡抚北直隶府州县及山东周忱巡抚南直隶苏、松等府县。由此开始了各省专设巡抚的制度。宣宗在给他们的敕谕中写道：今命尔往总督税粮务区画得宜使人不劳困输不后斯。尤须抚恤人民扶植良善遇有诉讼重则付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监察御史究治轻则量情责罚或付郡县治之。若有包揽侵欺及盗卖者审问明白解迭京师。敢有沮挠粮事者皆具实奏闻。但有便民事理亦宜具奏。尔须公正廉洁勤谨详明夙夜无懈毋暴毋刻庶副朕委任之重。钦哉。2这些派往各省的巡抚与不久前就任各地的知府们带去了宣宗敕谕中安民求治的意旨。宣宗希望依靠他们去实现一种祥和、宽松、安定、富裕的局面。这些巡抚与九位知府都是奉敕行事的远非一般地方官员所能相比而其中最为突出的要算是周忱和况钟了。他们出任的苏、松一带是当时经济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也是文人士大夫最为集中的地区。
当时江南一带情况十分特殊这里素称富庶但又是赋役最重的地区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明史》记载：“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商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1这是明初的政治报复与严猛之治的产物。到成祖时还在继续着这种政策。例如建文遗臣高翔为监察御史成祖知其名本欲用之。但高翔却“丧服入见语不逊”被族诛其先冢被掘亲党戍边。“诸给高氏产者皆加税”目的是“令世1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2《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
1《明宣宗实录》卷七o宣德五年九月丙午。
2《明宣宗实录》卷七o宣德五年九月丙午。
1《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世骂翔也”2。不过高翔乃陕西朝邑（治今大荔东）人并非苏、松人且成祖时的这种加税只是个别现象不致形成整个地区性的问题但其起因与性质则同样是出于严猛与。也正因为如此以后随着政治上的逐渐宽松这种人为造成的重赋也必须给予解决了。
“苏、常诸府税粮自洪、永以来逋多待免。大户及巾靴游谈之士例不纳粮纳粮无赠耗。椎髻秉耒小民被迫累年拖扰不定。”3结果是累年拖欠到宣德初年仅苏州一府拖欠的税粮就多达八百万石相当于正常全国岁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明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仰仗于江南这种财政混乱势必造成国民两竭。因此从宣德初年起便屡诏减苏、松重赋。到周忱、况钟就任后与当时全国上下宽松形势相一致他们开始着手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周忱不负宣宗之选来到江南第一件事就是去了解百姓的疾苦。“尝去趋从入田野间与村夫野老相语问疾苦。每坐一处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尽也。”1周忱巡抚江南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国家理财但他不为多收而横征暴敛而是以宽纾民力去解脱困境。所以《明史》指出：“当时言理财者无出忱右。其以爱民为本。”2而就任苏州知府的况钟则“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3。在安民求治的原则下他们确实作出了成绩。
他们先着手解决的便是赋税不均的问题。当时苏州府之所以拖欠甚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富户不肯交纳赋税之外的加耗部分这部分加耗就只好摊派到一般农户身上。结果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针对这种情况周忱创立了“平米法”让人户按照纳税多少平均分担增耗又请工部颁铁斛让各县依式制造革除了各粮区粮长大斛入小斛出的弊病。以往各粮区设粮长正副三人每年七月赴南京户部办理公文然后再送北京户部往返费用均由民户分担。周忱将各粮区粮长改为只设一人各粮区轮流赴南京交由有关部门上送北京从而减轻了民户的负担。
赋税不均的问题解决后周忱和况钟又开始着手解决赋税过重的问题。
此前虽然有过多次免征的诏令宣宗也曾多次下诏减官田租赋但是并没有成为定制周忱于是与况钟商议把调查的情况汇集起来计算了一个月将苏州府官田租减去七十二万石其他各府也都以次减征史称：“民始少苏。”
宣德七年（1432）江南各府大稔宣宗得知后下诏命各府州县以官钞平籴防止粮价暴跌以备灾年赈贷结果仅苏州一府便籴米二十九万石。当时规定凡苏、松等地转输南京户部的税粮每石加收运费六斗周忱命各府支给每石加船价一斗其余五斗由府县集中起来共得四十多万石加上原来平籴的二十九万石仅苏州府便得七十余万石遂建仓收贮名曰“济农仓”。明朝人对这种“济农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2《明史》卷一四一《高翔传》。
3万历《重修常州府志》卷六《额赋》。
1焦竑：《玉堂丛语》卷一。
2《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3《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
尝言文襄公（周忱）为侍郎巡抚十九年为尚书巡抚又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或问其故曰：当时“济农仓”米常数十万一遇水旱便奏闻免粮奏上无不准。所免之数即以“济农仓”米补完所以民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也。1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与洪武、永乐时重科征重蠲赈有所不同那是国富民穷的时代而此时则是藏富于民。这种根本性的政策变化正是宣德间全国政治走向宽松的具体体现。这在周忱一段谈话中说得十分明白。他的前任胡■是一位用法严峻的官吏周忱一改其做法以宽松为主有人问他道：“大人为何不学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达？”周忱答道：“胡卿敕书令其祛除民害我敕书只今抚安军民朝廷委任不同。”2所谓“委任不同”则正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江南各府先成为这种变化的典型。
宣宗有一句名言叫做“清心乃省事省事可省官”3。应该说这也是他为治的指导思想简繁政去苛政改严政行仁政作为守成之君这也是一种改革。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宣德致治”过程中相反相成的实际效果。以宽松求治结果事情不是多了而是反而少了以仁德代替苛严结果是民安乱少难怪宣宗可以自信地说道：“国家创业垂统贵以仁厚为根本。不然周世宗英武可几长世而不能者根本缺也。”11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四《顾东江杂记》。
2焦竑：《玉堂丛语》卷二。
3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宣德逸纪》。
1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宣德逸纪》。
第三节任人唯贤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九月也就是宣宗即位后将仁宗安葬的同月陈山被擢升为户部侍郎张瑛为礼部侍郎戴纶为兵部侍郎徐永达为鸿胪寺卿蔺从善、王让为翰林侍讲。这些人都是宣宗为太子时的东宫旧僚因为宣宗的即位而得到晋擢。另一名太子中允林长懋被命出为郁林知州。
太子即位随从的官僚升迁这几乎是历朝之惯例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得到升迁的东宫旧僚后来却湮然无声息了。甚至在史册中都难寻其迹。只有戴纶和林长懋得以传列《明史》但他们的不幸结局又绝无丝毫承恩旧人的样子。戴纶与林长懋因为在宣宗为太孙时“以太孙春秋方富不宜荒学问而事游畋”2反对习武事。戴纶并为此上疏成祖因而招致宣宗的不满。结果在加恩官僚时林长懋被以自南京来得稍晚出为郁林知州。戴纶虽擢为兵部侍郎又因谏猎忤旨被命外出参赞交阯军务。不久两人都以怨望罪入锦衣卫狱。戴纶因再触宣宗怒被棰死家遭籍没林长懋被系十年直到英宗时才被释复官仍任郁林知州。但是在宣宗为太孙、太子时的旧官僚中只有戴、林二人有政声史称戴纶“为人刚严累进直言”；称林长懋“有惠政”1死后州人立庙为祀。其余诸人中陈山、张瑛虽以旧恩入内阁均不称职出为地方官。
这种情形如果同仁宗即位之初将官僚杨士奇等人升授侍郎、学士相比实在相去太远了。虽然形式相仿结果却全然不同。这起初也许并非宣宗的本意而是由于两批官僚的差异。
仁宗为太子时的那批官僚实在太强了而且他们中有些人还曾受命辅导当时为太孙的宣宗。蹇义、杨荣、杨士奇、杨溥、黄淮、金问、金幼孜、胡广、胡俨还有燕邸旧人金忠、姚广孝和为此致祸的解缙及李至刚这些人也是成祖时所倚重之臣。宣宗为太子时的官僚与之相比顿时黯然失色。这也就使得宣宗不得不继续倚靠父皇留下的那批要臣他们实际上大都是成祖时的要臣所谓三朝元老。在继业守成方面他们堪称经验丰富。使用这批官员的结果不仅维持了政治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而且在宣宗身边形成了一个权威性的皇权机构从而保证了全局的安定。
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谋反时宣宗召集群臣计议是杨荣请亲征。待到凯旋时侍郎陈山迎谒于献县（今属河北）单家桥上言汉、赵二王沆瀣一气请宣宗乘势袭彰德（今河南安阳）执赵王。杨荣支持陈山的主张但遭到杨士奇的反对。
杨溥、蹇义、夏原吉俱支持杨士奇陈山此时却杳无声息了。宣宗起初是倾向于陈山的他甚至让门卫将杨士奇和杨溥拦阻在外不见。后来蹇义、夏原吉也都反对加兵赵王宣宗才开始再度考虑杨士奇的话加上当时听到不少有关赵王的议论他只好召见杨士奇。杨士奇于是安排赐赵王玺书并以群臣弹劾赵王奏章一起使送至赵王赵王当即上表谢罪献出护卫以示无2言者始息。史称“帝待赵王日益亲而薄陈山”1。袭赵之议起自陈山2《明史》卷一六二《戴纶传附林长懋传》。
1《明史》卷一六二《戴纶传附林长懋传》。
1《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而持之于杨荣宣宗不怪杨荣而怪陈山主要原因是感到陈山处事的不实。从这件事争执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以蹇、夏和“三杨”为代表的朝廷官员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群体。
有这样一个群体在身边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处理便有了较为可靠的倚赖但是其中的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都已年迈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已经表现出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