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为大明宝钞的衰落与朝野率皆用银的出现。田赋折银正是在此历史背境下的产物它不是一蹴而就商品经济的展是金花银的催生剂。
事实上田赋折银在我国历史上早就已经开始。宋仁宗时曾下令将陈州夏税所征小麦折变成现钱2宋神宗熙宁十年也有过田赋输银的记载3。在明初朱元璋为解决逋赋、灾伤、税粮贮运困难等问题多次下令将田赋改折他物并称之为折色。但是此时的田赋折银只不过是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并且货币作为折纳的其中一种方式与其他折色相比不居于显著地位。明正统出现的金花银实际上是我国田赋折纳政策的继续和展它与明初折色一脉相承体现着政策的连贯性。但与前者不同的是：金花银是将田赋折纳货币正式制度化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田赋改折金花银的地理范围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在南方金花银作为均平官田、民田赋役负担的重要手段而被广泛运用。在北方成化二十二年户部尚书李敏“请畿辅、山西、陕西州县岁输粮各边者每粮一石征银一两以十九输边依时值折军饷有余则召籴以备军兴。帝从之自是北方二税皆折银自敏始也。”13归有光：《与邑令论三区赋役水利书》《明经世文编》。
4《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1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
2《包孝肃奏议》卷七《请免除陈州折纳现钱疏》。
3《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
1《明史》卷一八五《李敏传》。
田赋货币化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继两税法之后的又一重大变化它对明代赋役制度的展影响深远。金花银推行地区和派征对象不断扩大金花银在国家赋税收入中所占比例日益上升就连一向“不蠲不赦”、“全征本色”的漕粮在成、弘以后亦开始有条件、有限额地折征并于隆庆五年正式确定“岁折一百万石”2的定例。受田赋折银的影响明中叶以后力役折银趋势日益明显。就里甲正役而言正统景泰间周忱巡抚江南时在南京推行里甲银制度“税粮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办名里甲银”3。浙江天顺中出现“里长敛钱从事”供应里甲三办、均徭的“甲钱”4。广东成化时出现“见役里甲又随丁田赋钱于官待一年之用”的“均平银”5。福建成化、弘治间出现“见役里长随其丁田或钱输官以供一年用度”的“纲银”6。明中叶以后杂役折为价银的现象也比较频繁正德初年均徭出现力差、银差之别并且随着时间推移银差日增、力差日减。里甲、杂役折银代役最终促成了纳银募役的一条鞭役法的诞生。
金花银给明代财政制度及社会经济带来的变化亦引人注目。它使明朝廷财政由原来的户部一元化管理改为太监掌管内承运库、户部掌握太仓库的二元管理。正统元年以后原用于收贮坑冶课税的内承运库改以专贮金花银由太监掌握其银“自给武臣禄十余万两外皆为御用”1。但是明中叶以后由于宫廷用度奢靡内承运库入不敷出往往向太仓库索取银两。如成化十七年因“赏赐用度浸广”取太仓银三十万两入内承运库2。弘治时“内府承运库告缺少供应金银户部请借太仓银十万两应用”3。正德时“内承运库中官数言内府财力不充请支太仓银户部执奏不能阻”4。但是倘若国家财政拮据时则不能动用内承运库银这无疑使明中叶后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愈加困难。金花银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突出表现为明中叶后商品经济的繁荣活跃。田赋的货币化促使纳税户为了交纳赋税不得不将农产品投放市场换取货币即所谓“输赋之金必负米出易”5。加了农产品的商业化过程。并且田赋征收白银使货币成为衡量国库收入的依据之一传统的以农为本的价值观念生动摇不重田土、逐末求利弃2何乔远：《名山藏》卷五四《漕运》。
3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条鞭始末》。
4《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卷八四《浙江二·海盐县》。
5《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卷九九《广东三·赋役志》。
6《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卷九一《福建一·福州府》。
1《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一。
2《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一。
3《明孝宗实录》卷七四。
4《明史》卷七九《食货三》。
5何乔远：《闽书》卷三八《风俗》。
儒从商在所有之。田赋货币化刺激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明中叶以后手工业、商业的迅猛展在经济达的江南地区专业市镇蓬勃兴起社会经济生活更加绚丽多彩。
但是也可以看到金花银带来的负面影响。对纳税者而言由于田赋是编户民的封建职贡交纳什么交纳多少皆由朝廷依据政治权力专断所以尽管有田赋“折色以米值为断”1的规定但通过提高税粮的折银价以掠夺纳税者的事例并不鲜见。如成化十六年山西粮价为每石值银三四钱但闻喜县“岁输阳曲、灵丘、怀仁、山阴四王府并各镇国等将军禄米每石勒折银三两”2。禄米的折价银比市价高达十倍。这无疑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再者即使是“折色以米值为断”但是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得田赋的折粮价随市场粮价的变化而波动荒年折粮价高丰年折粮价低交通便利处粮价低交通困难处粮价高故而有谓：“折纳京储之例或宜于北方舟楫不通之处而南方则非所宜；或可行之下江米贵之处而上江则为不便。盖湖广、江西、江北地方舟楫可通米价不至翔贵且每石有折银七八钱者有一两者参差不齐。令即下而民尽以米变卖非其所愿也。”3对于国家而言金花银的折征必须以国家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为基础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将其国家财政流转完全依托于市场。面对金花银不断扩大的趋势不少官员忧心忡忡如丘濬曾指出：“为国家长久之计者宁以寂粟当钱物使其腐于仓庾之中备之于无用；不肯以钱物当菽粟恐一旦天为之灾地无所出金银布帛不可以充饥坐而待毙也。”4丘濬的意见切中肯綮令人深思但其矫枉过正则是走向了另一极端。
江南的均田均粮与金花银几乎同时生的还有明中叶江南的均田、均粮活动。这里所说的均田、均粮不是平均地权而是“欲因田以平其赋使无不税之田”1。这场运动因其是在明代国家赋税重地——以苏州、松江二府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故而对明代中后期国家的赋税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江南的均田均粮活动肇于该地区的赋役之重我们可从丘濬之言窥其一斑：“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1《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四五《赋役部·总论八》。
2《明宪宗实录》卷二一o。
3《明世宗实录》卷一四二。
4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二二《贡赋之常》。
1章漳：《均田论》《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五八《田制部·总论》。天下为多。”2。其中苏州府以占全国1。16％的垦田面积输纳全国9。8％的税粮松江府以占全国o。67％的田土上缴全国4。1％的额赋无论是绝对田赋总额还是相对亩赋税率均远远出全国其他地区。导致该情况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该地区官田太多（见附表）而明朝廷规定官田是“按私租簿为税额”3。
江南官田集中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从政治上讲（1）它是朱元璋打击张士诚残余势力巩固新生政权的必然举措。元末张士诚据吴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于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附表：苏松二府官民田比率表1地区官田民田田额百分比税粮百分比田额百分比税粮百分比苏州62。9994。15。3松江84。5294。315。845。71资料来源：《正德会典》卷十九；《明史》卷七八《食货二》；正德《松江府志》卷七。
由美宅一时买献之产遍于平江”1。及张士诚伏诛“其将帅叛臣亦以歼灭田皆没官”2。对于当时依附张士诚的江南诸豪右朱元璋“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3。（2）它是朱元璋抑制豪强重建统治秩序的政策体现。江南大地主多聚族而居、累世仕宦虽经元末动荡却死而不僵明初他们“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钳小民之财”4朱元璋运用政治暴力或移江南富民外出濠州开垦荒田而其江南之产籍没入官；或以重典严刑将“田产遍吴下”的江南豪右如沈万三（松）、史有为（嘉）、黄旭（苏）、纪定（湖）等人抄没家产。（3）明立国后朱元璋为加强皇权屡兴大狱在著名的“胡蓝党狱”中江南豪族受株连尤多不少人“其子孙坐事谪戍田亦没官”5。从经济上讲明初百废待兴亟须大量的赋役作为经济支持。而江南一带自魏晋以后由于民聚地辟经济富庶逐渐成为赋役的渊薮唐代即有“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6之称宋代更有“苏湖熟天下足”1之谚。自宋代开始历代统治者2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二四《经制之议》。
3《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1《日知录》卷十；《廿二史札记》卷三o。
2霍韬：《自陈不职疏》《明经世文编》。
3《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4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一《与友人论井田》。
5《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松土》。
6韩愈：《送6歙州诗序》《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
都通过设立官田来加强对江南地区财赋的掠夺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凭藉政治特权一方面继承宋元以来遗留的古额官田的遗产另一方面又通过查抄籍没等手段增置近额官田来满足其郡国之需。但是官田重赋也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客观上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已使百姓“幸无水旱之厄所获亦不能充数月之食”2其承受赋役重负的能力有限。为完纳赋役“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3。这样对国家而言就产生“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的逋赋问题以苏州府为例洪武三年逋负秋粮三十万五千八百余石永乐十年至洪熙元年间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宣德元年至八年积欠米麦竟高达七百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九十石。使江南“徒有重税之名殊无重税之实”4国家的财赋收入大打折扣。对百姓而言就是大量逃亡“苏松二府盖因赋重而流移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甚者则不止于是而已”5。赋役编佥的基础生动摇。
朱元璋也知道：“比年苏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给皆为重租所困。民团于租而不知恤是重赋而轻人。”6但鉴于大明社稷未稳北方又饱经战乱灾荒国家重建急需该地区的经济支持他只能采取移民外出、兴修水利、推广经济作物、展手工业等措施来扶植生产或通过减轻税率、蠲免逋赋、田赋折色等手段进行社会救济补苴以求苏松稍得苏息客观条件决定了他不可能根本解决江南官田重赋问题。建文帝即位后试图缓解这一矛盾但其享国日短难有作为。靖难之师方息雄才大略的明成祖赐功臣、赏士卒大封亲藩。他增置武卫添设百司而又招集天下儒生数百人于馆阁编辑《永乐大典》“又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都宫阙供亿转输以矩万万计”1从而使得江南重赋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明仁宗的即位标志着明初国家重建及开疆拓土时代的结束和安定的守成时期的开始历史的演进使解决江南重赋正式列入朝廷议事日程。明仁宗遣广西布政使周幹赴苏州、松江等地巡视。次年周幹向继位的宣宗皇帝起奏调查结果这份奏折详尽陈述官田困民的弊政使刚刚即位的宣宗皇帝深受触动并促成其三下诏令以对重租官田改科减征：宣德四年下令：“官田纳粮一斗至四斗者减十之二四斗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2宣德五年重申减1范成大：《吴郡志》卷五o《杂志》。
2《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
3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4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5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6《明太祖实录》卷一三o。
1《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
2《大明会典》卷一七。
科令：“因各种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弗胜。自今为始减除十之二三不等。”宣德七年再次颁诏：“自宣德七年始但系官田塘地税粮不分古额近额悉依宣德五年二月二十二日谕恩例减免。”3同时遣“才力重臣”周忱赴江南督理税赋。
周忱的均田均粮改革周忱于宣德五年以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