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明孝宗实录》卷二四。
7《明孝宗实录》卷二八。
8《明孝宗实录》卷三七、九三。
投献者边卫充军1。可惜也是套话而且“无故”一词更妙因为所有奏求者都可以找出种种借口上疏奏请。
弘治六年（1493）九月皇亲庆云侯周寿变换个手法请“承买”宝坻县官地一千二百顷。孝宗竟然下旨曰：“不必承买准令于内拨给五百顷与管业”继之干脆将其余七百顷“悉以赐之”2。
弘治十二年（1499）十二月赐皇亲、寿宁侯张鹤龄肃宁县地一千一百二十一顷。其可常耕者每亩征银五分3。十六年（15o3）二月赐皇亲、建昌侯张延龄涿州等处田七百五十余顷4。同年三月赐锦衣卫带俸指挥使邵英三河县庄田二百一十五顷多5。
勋戚之家不仅大肆占夺官民田地而且他们之间为此互相角斗纷争不止。例如皇亲、会昌伯孙忠原受赐永清县义河、宝坻县把门、老鸦口等处田土二千四百八十一顷。后来孙氏宠衰把门城田一千二百顷被转赐给太监辰保。及辰保死皇亲周寿贵幸走红乘势奏乞并改变四至将孙氏之田占为己有。当周寿稍失势时皇亲张延龄又与之争利。孝宗以二家俱为皇亲于弘治十七年（15o4）四月再赐给周寿田地八百顷同时将更多的田赐给张延龄。最后周寿得二千顷而张延龄得一万六千七百余顷1。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土地的数量总是有限的。“皇亲之家占小民之田罔天下之利狼贪虎噬漫无纪极”。当他们看到在北直隶顺天、保定、河间、真定等处“皆有庄田”皇庄、勋戚、中官之田连成片在这些地方可以随意占夺的田地已经不多而相互竞争又日趋激烈小民怨声惊天动地不绝于耳的时候为了占得更多的土地便来个“既极于北又转于南”冲出北直隶把争夺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南方。例如皇亲、建昌伯张延龄奏请泰州光孝寺民粮田土以致“道路喧传民心惊骇”2。
明人况钟说：明初在江南最富有的苏州府“民无粮五百石及千石以上大户止有小户”3。
何良俊在谈到苏、松一带官僚家过程时说：“宪、孝两庙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两世通显而其家到底只如寒士”“门阀甚高其业不过中人十家之产”。“至正德间诸公竞营产谋利”4。
1《明孝宗实录》卷四三。
2《明孝宗实录》卷八o、一三一。
3《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七。
4《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六。
5《明孝宗实录》卷一九七。
1《明孝宗实录》卷二一o。
2以上见《明孝宗实录》卷一九o。
3况钟：《况太守集》卷七。
4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四《正俗一》。
顾起元说：正（德）、嘉（靖）以前士大夫“求田问舍之事少”5。
陈鸿说：嘉靖以前“士大夫畏清议归来宦囊皆淡无豪强兼并之风”6。
根据明人的这些论述对照上面皇庄、诸王府庄田、勋戚与中官庄田展历程的简单勾画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即明中叶以后社会上刮起的那股强烈的土地兼并之风并不是由那些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们先刮起来的。而是风起京城源在皇家。皇帝及其皇子皇孙、皇家亲戚和帝后身边的太监才是这股邪风的真正始作俑者。“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些由进士、举人之类步入官场的官僚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说只是到了正德、嘉靖以后由于风气污染才慢慢撕下脸皮不畏清议“起而效尤”“营产谋利”“求田问舍”投身于剧烈竞争的旋涡中从而加大了“风”力扩大了“风”区使之愈刮愈烈。
据《明实录》的不完全记载从正德元年（15o6）到明末天启七年（1627）的一百二十多年间朝廷新钦赐（包括奏讨）给勋戚、中官的庄田计为二万七千九百余顷。弘治二年（1489）以前北直隶地区已有勋戚、中官庄田三万三千一百余顷。两者相加合计六万一千余顷1占当时北直隶八府田土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2。
正德以降由于京师内外“民间田土搜括殆尽”庄田的社会危害已经暴露无遗“地方骚然民不堪命”加之军国之用难以维计于是庄田问题便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要求限制庄田的呼声步步高涨。
正德十六年（1521）六月顺天府通州知州刘绛奏曰：近京地方若皇庄及皇亲、驸马、功臣田土大为民害其勋戚田土亦乞差官查理果旧额颁赐听令管业照依旧制每亩起税银三分此外不许丝毫侵剥佃户。若系近来包占夺买等项责令退还1。
嘉靖六年（1527）十一月大学士杨一清等人眼见“近畿八府土田多为各监局及戚畹势豪之家乞讨”以忧国忧民之心上疏进言：“愿陛下自今以来凡势豪请乞绝勿复许；小民控诉亟赐审断庶使畿内之民有所恃以为命。夫王畿四方之本王畿安则四方安矣。”2嘉靖八年（1529）四月户部左侍郎王在奏言中提出限制勋戚庄田的办法曰：5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正嘉以前醇厚》。
6陈鸿：《熙朝莆靖小记·甲戌康熙三十三年》。
1其中有些因死亡或事故赐田被收回但数量不多对总数影响不大。2据《后湖志》卷二《黄册事产》条载：北直隶田土总数弘治十五年（15o2）计为二十七万四千四百三十三顷嘉靖二十一年（1542）计为二十七万六千三百二十六顷。
1《明世宗实录》卷三。
2《明世宗实录》卷八二。
臣奉命清查各处庄田见勋戚之家多者数百千顷占据膏腴跨连郡邑。此后勋戚日增有限之土岂能应无已之求哉。乞如成周之制随其官之品级而定拟多寡别其世之亲疏而量为裁革；其自置田土不报纳粮差者俱追断如功臣田土律庶几为经国裕民可久之道。疏呈上明世宗不置可否下户部议处。尚书梁材在王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具体办法：成周班禄而有土田盖禄以田出也非于常禄之外复有土田之赐。今勋戚高爵厚禄已逾涯分而陈乞田亩动以数千诚非祖宗立法之意。自今宜申明诏旨不许妄为奏讨侵渔小民。其已经钦赏有成命者仍与管业；中有世远秩降或非一派相传者量存三之一以为墓祭之费。余皆入官以备边储。
至此明世宗才明确表示态度谕曰：已赏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强占者俱给原王。自今勋戚大臣务各安分以保禄位不许妄行陈乞1。
清查勋戚庄田的工作自是得以逐步展开。
嘉靖三十九年（156o）遣御史沈阳清夺隐冒庄田计二万六百余顷。
内中退还民户者一万六千余顷没官田二千五百余顷绝户田一千九百顷。隆庆二年（1568）四月户部复御史王廷瞻奏：“勋戚庄田请乞太滥。或本宗已绝为异姓所冒；或身后陵夷为势家所夺使国家优恤之典为奸宄射利之资甚无谓也。宜于初给时酌为定数不得过多仍诏以世次递为裁减。其无宗无爵者悉归之官。”明穆宗准如议令酌拟递减则数2。于是户部奉旨议裁革勋戚冒滥庄田并定出四条具体规定：勋臣传派五世者限田百顷；戚畹限田七百顷至七十顷；宗支已绝及失爵者夺之；奸民影射者征程入官。
至同年十二月复稍加修改：“元勋世裔限以二百顷勋戚半者限百五十顷。”3到了万历十六年（1588）十二月户部复御史刘霖题：“戚臣庄田除皇后之亲传派五世准留一百顷为世业；驸马传派五世准留十顷供主祀；其诸妃家传三世即尽数还官。庶尊卑有别而皇仁可永。”明神宗以为可行但对妃家一条加以更改令：“有出（生皇子）之妃赐田原在百顷以下者准留。”1万历十九年（1591）十二月正式定戚臣庄田之数：皇后家派传五世留一百顷。
1以上见《明世宗实录》卷一oo。
2《明穆宗实录》卷十九；《明史》卷二二一《王廷瞻传》。
3《明穆宗实录》卷二七。
1《明神宗实录》卷二o一。
皇贵妃并贵妃家派传五世留七十顷以为香火地。
后家不论旁枝别派永远给付遵守。妃家无正派传至三世不论多少尽数还官。
驸马传至三世准留十顷以为公主香火地永远给付遵守余着还官。以后养赡、香火庄田递减都照今规则永远为例。2由于赐额有所限制虽钦赐和奏乞者仍络绎不绝但庄田之为民害自是还是逐渐有所减轻。
除上述皇庄、王府庄田、勋戚及中官庄田之外明代还有为数不少的公主庄田、大臣庄田和寺观庄田。因篇幅有限恕不一一叙及。
明代庄田的性质和特点所有这些名目繁多的庄田都是中国皇帝制度的副产品。如果没有皇权的存在就不可能衍生出这些占夺官民田地、蚕食国家税粮的社会公害。封建皇帝准许建立这些庄田的本意原是为了通过运用君主主义的政治特权干预经济插手土地分割地租以巩固皇权的物质基础维持皇统“万世不易”。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破坏了皇权的尊严而且加剧了皇朝的财政困难。这可以说是明代各类庄田的一个共同点。
另一个特点是各类庄田的数量多而来源同一都是以掠夺官民田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大部分都是已经纳税的开垦田、成熟地真正属于荒地者为数不多。而且庄田数量巨大。如前所述皇庄至嘉靖初年已达七万余顷；勋戚庄田和中官庄田六万余顷；王府庄田仅万历时河南省内的王府庄田即有七万余顷。它们的构成不外赏赐、奏讨、投献、强占。依仗权势辅以金钱“自置田宅”者为数极少。投献所占的比例也不少。正德初年太监刘瑾得势时“受献为庄田者不下千顷”1。皇庄也有不少是投献的。例如刘瑾把持朝政之日“奸民乘隙多将军民屯种地土诬捏荒闲及官田名色投献立为皇庄因而蚕食侵占靡有界限”2。但最主要的则是来自皇帝的赏赐（包括奏乞与赐予）。兹举一条典型材料以为证明：（嘉靖）十七年四月丁卯户部奉旨查明革爵重犯张鹤龄、延龄顺天等府庄田原系节年钦赏者二十四处共三千八百八十余顷责令原佃人户照旧承种征子粒银解部许每年一次关领以为家口食费。原系奏讨者九处共一千四百余顷尽数追没入官。其自买顺义县庄田一处计四百十七顷许令变卖。诏可3。
张氏为皇亲之家位至侯伯弘治间得幸之时红得紫势力大得很。2《明神宗实录》卷二四三。
1《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己未条。
2《明世宗实录》卷三正德十六年六月。
3《明世宗实录》卷二一一。
其庄田的构成比例为：钦赏者占73％；奏讨者占26。2％；自买者占o。8％。这个材料对于了解明代各类庄田的来龙去脉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个共同特点是各类庄田的要害和实质都是按照各自的政治权力进行经济利益分配。换句话说就是占夺、蚕食国家税粮（田租）。结果造成“奸伪百出私门日富国计日亏”1。因为：其一这些庄田往往是“名为钦赐庄田而册籍不载者”2。册籍不载就是隐占租粮收入自然全归隐占者所有。
其二明初洪、永二朝为了复兴社会经济改变农村生产面貌规定在山东、河南等处允许农民尽力开垦凡“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3永远不纳租税即所谓“永不起科田”。这部分田地后来不少被侵夺成为庄田地土。农民的血汗田变为权贵者免纳租税的家业。
其三势要之家“所奏请多指民间垦田为之荒地”4。原来已经纳税的成熟田被捏称为“荒地”然后奏求强占税粮也就成为他们的囊中物。其四民田和官田的佃种者在其所种的田土被强夺或进献以后往往是照旧“纳无地之税”而庄田主则“得收有田之租”5。
其五各类庄田由于“倚势兼并”数额巨大“田连阡陌”真正由其家人、家奴或私役军士耕种的只是少部分大多数都是出租给佃民耕种。于是他们就在租额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花样百出。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不按国家规定的租额征收。“如各王府往往营谋增置庄所或因其近便而占夺或托为官业而奏讨纵令旗校加倍征租。又如各侯伯等官强佃官地召民转种倍数收租。及民居既久辄诡称造府威逼迁移小民惜费惧威倍加租利”1。于“旧正额外多方掊克苛暴万状”。按规定：一般是每亩征子粒（租税）八升而过取“至今五升者民不能堪”2。过取之数亦无疑俱流入他们的腰包。
其六逃避差徭。按制度规定：各种庄田“除皇庄外无不出办差徭者品官蠲免皆有定数即皇亲勋臣之家亦无全免之理”3。王府庄田、勋戚庄田、中官庄田等等凡“钦赐田地佃户照原定则例将该纳子粒送本管州县上纳令各该人员关领不许自行收受”4。而且必须同时出1《明孝宗实录》卷二一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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