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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认为天命之性从根本上讲都是至善至美的，甚至把这种天赋的“善笥”看成是万物生成的根源，强调它的绝对性和永恒性“性是天命，生是物质；物质虽雕，天命不死。”2他反对把“性”分成“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人之所以变“恶”或“愚”，皆是后天习染不同之故。因此他重视后天的修养和学习。黄道周的天性皆“善”的人性论，虽然错误，但他把人性的由善变恶看作是后天的习染，并强调通过个人的努力，仍能由恶变善或由愚变智，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显然有其积极的因素。
《二程遗书》卷十五。
2《榕坛问业》卷十五。
《榕坛问业》卷十一。
2《榕坛问业》卷十。
第七节实学思潮的兴起实学思潮是明代后期出现的一股进步思想潮流，由东林学派开其端绪。
它最初主要是针对宋明理学的日趋空疏衰败，尤其是“心学”的禅化而提出，其后发展为对封建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的批判，具有早期启蒙思想性质。这一进步思潮，由学术思想领域而影响及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学艺术。其基本特点是尚实学、重实证、讲求“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力倡“务实”之风。
明中期以后，在理学内部出现的批评理学、提倡实学的思想，至明代后期蔚然而成为实学思潮，继承和发扬儒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并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明中期的实学思想从明英宗正统年间到神宗万历初年的明代中期，封建自然经济机体内萌发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素，封建统治日趋，社会危机深重，思想界居于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堕入寻章摘句、支离烦琐的境地，王阳明的“心学”逐步取代了朱学的一尊地位。阳明心学强调以“吾心”之“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不以圣贤经书和理学教条为是非善恶标准的主张，在客观上为某些进步思想家反对圣贤偶像、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异端”思想提供了思想条件，从而把理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就在此时，有人已敏锐地指出阳明心学走向虚无、空谈的祸害，提出要从事“兴道致治之术”，要求学术为治世服务。
以罗钦顺和王廷相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既反对程朱理学的“理为气本”、“理先气后”说，同时也批驳陆王心学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说，主张“理只是气之理”和“理在气中”的观点。他们反对理学家的“知先行后”或“现成良知”的先验论，提倡“知行兼举”的认识论。王廷相还特别强调“行”——实践的重要性，严正指斥脱离实际、虚空的弊病。在此之后，还从王学中分化出以王艮、何心隐、李贽等为代表的“异端”学说，提出了“吃饭穿衣即是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等命题，以与理学家的“天理”论相对抗。他们还敢于“凭持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无复忌惮”，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宣称“六经”、《论语》、《孟子》中的话决非“万世之至论”。嘉靖年间，杨慎坚持求实，首开考据之风，主张实地考查古文、古音，以历史事实和科学知识辨伪。早年师事理学家顾问的李时珍，以其巨著《本草纲目》和从事医药为“格物之学”，并提出“脑为元神之府”，修正了传统的“心则官之思”理论。朱载堉创建十王廷相《雅述下》。
二平均律，把数学作为探求自然规律的方法，提倡实证和“试验之法”。他们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实学思想，都为明后期实学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思想条件。
明后期实学思潮的兴起实学思潮的兴起，针对着明后期思想学术界王学末流谈空说玄、禅化误国的学风。万历中期以后，明朝“天崩地陷”，危机深重。地主阶级革新派和新兴市民阶层这两股势力的汇合，构成了实学思潮兴起的主要社会基础。一批进步思想家充分意识到学术沦于虚空、脱离实际导致误国，他们倡导“实学”，发扬儒家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从事实事、实政，“贵实行”，力主改革弊政，提倡“有用之学”。东林学派的出现，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学派从一开始就与皇帝、宦官、权贵、豪绅势力对立。他们从“济世”、“救民”的“实念”、“实事”观点出发，对朝政的进行抨击和斗争，并在经济、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套革新的思想和主张，吸引了在朝的部分正直官吏，形成了朝野呼应、南北相连的声势，从而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兴起。
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把王学末流的空谈心性而不务实学，看成是“以学术杀天下”，把能否治国平天下作为衡量学问是否有用的尺度。高攀龙还提出了“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的观点，他的“格物草木”之说，既反对王学的“格物”即“格心”，也不赞同朱学的把“至善”作为“格物穷理”的主要对象，这一思想与稍后的方以智的“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的“质测”之学似有相通之处。东林学派还严厉批评“良知”学说，反对王学末流的“空言之弊”，而“贵实行”，重视“躬行”，提倡做学问要“参求”、“理会”、“判明”、“印证”、“体验”和坚持，要“讲”、“习”结合并进行“印证”，至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则发展为“言必证实、言必切理”的重实践、重实证的一代新学风。
刘宗周的“离气无理”和“道不离器”的自然观，否定和批评了王学的虚无。黄道周提倡“实测”和重躬行、重实践的思想也都丰富了实学思潮的内容。以张溥、张采、陈子龙为代表的复社名士，“接武东林”，提出造成明末吏治、士人无行的原因，就在于“士子不通经术”，王学末流“其说汪洋，其旨虚渺”。他们从学术“务为有用”出发，立志事功、务为实学，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
此时的一些学者，从务实出发，在从事自然科学的实践中，为实学思潮的兴起推波助澜。徐光启的富国强兵之旨和《农政全书》，以及开始引进西方历法、数学等“主于实用之学”，徐弘祖《游记》中的实地考察之学，宋应星《天工开物》的“成务”在人的科技观，乃至在文学艺术上，反传统的市民文学艺术思想的兴起。徐渭的强调“本色”，追求“自然”，提倡“即村坊小曲而为之”的市民通俗文艺；李贽力倡“童心说”，推崇“发于情性”的自然，荡除传统的观念和俗套；汤显祖的“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至情论等等，都成为实学思潮的组成部分。
尤为可贵的是出现在实学思潮中的民主性思想内容。东林学派除了在经济上提出“惠商恤民”和视工商与士农一样为“生人之本业”的进步观点外，还从“利国”、“益民”的政治原则出发，大胆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具有民主思想色彩的口号。高攀龙更把百姓看作是社会的主体，指出“有益于民而有损于国者，权民为重，则宜从民”。黄道周也提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观点。这些闪烁着民主色彩的进步观点，为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提供了思想启迪，也为明清之际实学的形成创造了思想条件。
参见《中华文明史》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994年版；张岱年主编《中国唯物论史》，河南人民出版社994年版。
第十二章文学艺术第一节文学有明一代的文学发展可以分作四个阶段明初、明前期、明后期和晚明。《明史·文苑传》说“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也就是说，明初的文学主要是继承了虞集、柳贯等人的风格。虽然也有“宋濂、王祎、方孝孺以文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刘基、袁凯以诗著”，但是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流派。明初推行的文化限制了以后的文学发展，永乐、宣德以后，这种不良后果开始有所表现，即出现了所谓“气体渐弱”的局面。“气体渐弱”就是文学的呆滞萎缩。
这时候也还有继承元末文风的人物，例如解缙、胡俨，就都是“学有本原”者。胡俨“自言得作文法于乡先生熊钊，钊得之虞道园（集），故其学有原本”2。但是他们都只是元末明初文风的尾声，已经不能成为当时文风的主流，而只能是“气体渐弱”。值得回味的是，在这种“气体渐弱”的文学状况之下却比之明初不同地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台阁体派。
台阁体派的代表人物是永乐、宣德时期的“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杨，荣曰东杨，而溥尝自署郡望曰南郡，因号为南杨。”三人均官居内阁，历事四朝，所以他们所代表的文学流派被称作台阁体派。
台阁体是明初文化条件下的产物，从太祖到成祖所推行的极端统治，不允许人们在文学创作上的自由发展，而将文学作品限定在固定的格式之内。太祖时著名的“文字之祸”“贺表案”发生之后，向全国颁发的贺表格式，便是这种限制的具体体现。成祖以藩王夺位登极，又具有好大喜功的个性，他所要求的文字就必须做到既平稳无奇，又雍容华贵。杨士奇、杨荣等作为成祖身边的近臣，平时所作文字多应制之作，大都是些歌功颂德的文字。又由于“三杨”当政时间甚久，这种文风对于明前期文坛影响也就甚大，数十年间官僚士大夫们竞相模仿，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文字格式和套路化的辞句堆砌，限制了当时文学创作的发展。因此后人对于台阁体批评甚多。
但是，就杨士奇等人来说，似乎还不能笼统给予指责，其文风初成之时，在文禁甚严的情况之下，也曾给人以新鲜可读的感觉，因此方得以流行于士大夫之中。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传》。
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胡宾客俨》。
《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三杨”初作虽未必如其所论那样的完美，但是后人的效仿则确是流弊的所在。“三杨”的文字，本是无才之作，而这种无才的作品竟能主文坛数十年之风气，则是文化的结果，而绝非正常的现象。这种现象直至成化后，因“茶陵诗派”出现而始有所变化。
“茶陵诗派”的代表人物是历官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的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师（北京）。天顺八年（44）进士及第，历官翰林编修、侍讲学士、礼部侍郎及尚书等。弘治八年（495）入内阁参预机务，历事三朝，史称其“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李东阳的仕途情况虽然不及“三杨”之盛，却有相似之处，均“以台阁耆宿主持文柄”者2。
李东阳与明初“三杨”地位虽然相似，但茶陵派与台阁体则有着本质的区别。台阁体是在君主政治下的产物，因此它带给文坛的影响是消极的。茶陵派则与之不同，它是在政治状况相对宽松条件下的产物，它虽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模仿之弊，但是在诗文创作上找寻优秀的继承点，对于打破文坛长期以来的沉闷，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茶陵派之后，在明代文坛上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学流派是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茶陵派虽然不同于明初的台阁体派，但是对于正德、嘉靖以后求新立异的社会思潮来说，则仍然没有脱离开旧的窠臼，于是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士大夫开始通过文化复兴的形式，在最为辉煌的文化历史阶段去找寻为新文化服务的东西，他们与学术领域的新儒家们互相呼应，形成了新文人集团。
前“七子”即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九思、王廷相、康海。他们以复古为旗号，提出“文自西京，诗自中唐以下，一切吐弃”，相互呼应，成为一时争相效仿的文坛主流。
李梦阳（473—529），字献吉，陕西庆阳人。因其父官周王府，遂居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