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脱节、空谈道德性命而不躬身践行之弊而提出的。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将认识论与道德论相结合，这也正是宋明理学的共同特征。但他的“知行合一”说，则是把认识论的问题更多地局限在“尊德性”的伦理道德范围内，企图将道德伦理哲理化，将“天理”“良知”的封建道德伦理的准则赋予绝对权威性。他说的“知”，是指“良知”的自我体认，“行”是指“良知”的发用流行，所谓“知行合一”，就是指“良知”的体用合一。他认为，“良知”在发用流行中，知与行是合一而不分的，这就能保持所谓良知本体的本来面目；如若被“私欲”隔断了，或者没有去认真践行“良知”，良知本体就会晦暗不明。王阳明讲“知行合一”，讲“复本体”，实质就是讲“良知”，在发用流行过程中的“知”与“行”的合一，保持所谓良知本体的本来面目。这种“知行合一”的理论，在道德论上则是讲作为本体的“良知”在付诸客观的过程中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关系，而在认识论上，则是讲认识与行为的关系。“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无论是从道德论还是认识论上说，都应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但王阳明却夸大二者之间的统一性，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以致歪曲成绝对的同一，抹煞了主观意识和客观行为之间的区别，从而把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等同于纯粹主观的“知”。从而否定了“行”的客观性和它在认识论中的决定性作用。此外，王阳明还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卷七），强调所谓“知之真切笃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卷二）。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的知行观中，已含有人类的实践活动（包括道德践行）都是有目的的活动这一自觉的思想认识。
“致良知”说是王阳明晚年提出的，他自认为是自己心血的结晶，是理论上的一大发明，被他称作是“孔门正法眼藏”、“圣人教人第一义”（卷二）。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说是他阳明心学体系的核心部分。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是通过对《大学》的“致知”和孟子的“良知”
观点以及陆九渊的“心即理”说的吸收、改造而融合成的。他把修、齐、治、平的活动说成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活动。他从“致知”引出“致良知”以代替朱熹的释“致知”为“穷理”。故他在“致知”方法上与朱熹不同，不是把“格物”释为“即物”，而是释“格”为“正”，所谓“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卷二六）。“格物”成为“正物”或“正事”。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主要是讲道德修养，说的是如何通过“致”的工夫，使“良知”在人的修养和行为中得到完满体现。王阳明的“致良知”作为道德修养论，是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其宗旨和归宿的，并未超出理学的规范。他也同样是把“人欲”看作是实现封建道德伦理的障碍，曾说“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卷二）可见，“致良知”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去其“物欲”之“昏蔽”，而存“廓然大公”的“良知之本体”。于是，王阳明就在天理、人欲问题上，使他的“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在理论上产生了一个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因为既然“性无不善”、“知无不良”，而且“人人之所同具”，那么作为“心之本体”的“良知”就不应有“昏蔽于物欲”的可能。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与“良知”对立的“物欲”存在，则“致良知”说便成为无的放矢而无须存在。对这一无法克服的矛盾，王阳明只好把“物欲”作为当然存在，而用主观臆断的方法来加以掩盖。至于“致良知”的具体内容和途径，则包括“体认良知”的静的工夫和“实现良知”的动的工夫两个方面。前者是讲人的身心修养，后者讲的是以“良知”去规范人和社会。所谓“实现良知”的动的工夫。即要求人们按照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去为人处世。他认为，讲修养不能空谈道德性命而“悬空无实”，必须使“良知”在现实行动中体现出来，在为人处世中做到“去恶”、“为善”。此外，王阳明还认为，“实现良知”还须通过“事上磨练”来增强道德修养，强调“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卷三）。这是从他的“良知”体用一体的观点出发而言的。他说“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卷二）王阳明把事物“千头万绪”的发展变化，都说成是“良知之发用流行”，显然是本末倒置的主观唯心论，但他认为“良知”要通过“见闻酬酢”体现出来，强调要通过“事上磨练”来增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却又是有价值的思想。可知在王阳明的“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中，其“体认良知”的静的内省修养工夫就与“实现良知”的“事上磨练”等的动的工夫相矛盾。这埋下了后来王学分化的契机。
第三节泰州学派的兴起与李贽的异端思想王艮和泰州学派王艮（483—54），初名银，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人，学者称他为心斋先生。他创建的泰州学派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个具有早期启蒙色彩的学派。他灶籍出身，做过小商贩，布衣终身，著有《王心斋先生全集》。三十八岁时造访王阳明，听讲“致良知”，认为是“倡明绝学”，遂拜为师。早在师事王阳明之前，王艮就以“某谈格物”而自命与“王公论良知”不同。到晚年遂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他的格物论被称之为“淮南格物”。王艮基于“天地万物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浑沌一元”的一元论出发，提出“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答问补遗》）的命题。他解释说，一物有本有末，而吾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所谓格物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本与末之间的关系。王艮一反理学倡导的“格物穷理”和王学的“格物”、“格心”以求达到对封建道德伦理纲常的格求而“存天理，去人欲”，而是把“格物”落到了由端正自身出发的对于天下国家“正”的实处。由此出发，他提出“修身立本”、“反己自修”、“正己物正”等强调完善自我的观点，显示出他的“格物”说与传统格物说的不同。由此，王艮进而提出“尊身”、爱身和保身的观点，主张人己平等和爱人思想。王艮的“安身”，除了物质条件的安，还要求人格道德上的“尊身”。他说“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自尊，才是至善。”（《答问补遗》）他把“身”等同于“道”，从身、道统一出发，提倡尊身立本，把“尊身”与他所倡导的“百姓日用之学”的“道”相结合，并给予了辩证的说明。为了“尊道”，还必须爱身和根据客观的险恶条件做到“明哲保身”、“爱身如宝”。尽管王艮的格物说不符合阶级社会的现实，且还保存了大量封建伦理思想，如推崇孝道等，但他的“尊身立本”思想，却展示了他重视人身，提倡平等、爱人等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特点的新的思想观点。
此外，王艮的《乐学歌》将乐与学联系在一起，也是他的一个创造。他认为，人心本体就是自然，自然之乐是生机畅通的表现；而学是为了发展人心本体的自然之乐，故“百姓日用即是学”。学的方法是简捷明了、不费力气而无边快乐。故而他反对烦琐的读经解经，提倡到百姓日用中去学，这在当时无疑是离经叛道之言。他重视讲学，说“经世之学，莫先于讲学以兴起人才者”（《语录》）。他的讲学对象主要是下层百姓、士农工商，后又发展到中上层知识分子。他以“百姓日用之学”取代正宗儒学，提倡“人人共同共明之学”，以达到“人人君子”，故而讲学遵循“有教无类”，颇王一庵《会语正集》。
有发展平民教育的趋向。
王艮和他创建的泰州学派，以其“百姓日用之道”和“淮南格物”说的独具新意的早期启蒙色彩和“异端”旗帜，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被李贽称之为“真英雄”的王艮，他所创建的富有平民色彩的理论，虽不能摧垮的封建统治，亦无力冲决封建伦理纲常的藩篱，但是他的闪烁着启蒙色彩的理论，他以“万世师”自命的“狂者”风格和鼓动家、传道者的热忱，以及从事平民教育、传道讲学而终身不入仕途的“气骨”，却深得下层百姓的拥护，而且成为泰州学派的思想传统徐樾“解官善道”而后死在战场，颜钧不入仕途、终生讲学而又遭诬陷，罗汝芳一生遭排斥，何心隐“以布衣倡道”而惨遭杀害。正如《明儒学案》所说，泰州学派“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钧）、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可见，对封建统治的叛逆精神以及独具的早期启蒙思想色彩，正是泰州学派的根本特征。泰州学派的这一思想特征，对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影响。
泰州后学何心隐何心隐（57—579），字夫山，江西吉州永丰人。他曾得省试第一名，因随颜钧学“心斋立本之旨”而不参与科举考试。他怀着建立一个家家富足、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以家族进行了试验。他的现存的唯一著作为《爨桐集》。何心隐从王艮的“天地万物一体”出发，认为天下人“凡有血气之莫不亲”、“莫不尊”。同样，士农工商也无贵贱等级之分，亦皆可以成为圣贤。而且他还指出，农工商士要成为社会主人，“不凭人之议论，不凭人之求”（《条作主》），“必实超之而实为之”，要自己去争取。这一思想，反映了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商要求得到发展和提高社会地位、保护其权益的愿望，闪烁着早期启蒙思想的曙光。
何心隐由“安身立本”、“人之自然本性”出发，针对理学家的“存天理，去人欲”，提出“寡欲”，并创造了“育欲”这一新命题。他指出，声色臭味安逸之欲，是人性之自然，应该“尽天之性”而“有所发”，但亦应适中（“中”）、有所节制（“节”），这就是“寡欲”。他强调，无论君主、圣贤也都应“寡欲”，要“与百姓同欲”，由此形成老安少怀的和谐局面，就是“育欲”的结果。他认为，孔子提倡的明明德、修齐治平等，均是“育欲”，即“与百姓同欲”。他还从“万物一体之仁”出发，设计了“万物一体之政”的“天下国之身之家之”的理想社会，这就是他的“聚和堂”模式。他以一宗、一族组成“会”，这既是一种讲学组织，又是社会基层组织，凡士农工商的身家藏于“会”，在“会”的统一组织下平等互助。“会”《中华文明史》第八卷“学术文化思想”一节，河北教育出版社994年版。中钱财通用，供养老人和照顾鳏寡孤独、教育青少年，以达到家家富足、人人安乐。“会”上有“主会”。在“会”是师，在天下国家是君。君者，“均也”、“群也”，君可以轮流担任，君民平等，“君臣相师，君臣相友”，这样就可以“天下归仁”，“行道于当时，明道于万世”。他在家乡创聚和堂，捐出家财，自理一族之事以进行实验。虽然因遭迫害而未能继续，但从他的空想的社会模式中，可见他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叛逆精神和对平等社会的向往。
何心隐也和王艮一样，在许多方面运用王学的理论，并糅合着儒释道的某些传统。他发展了王艮的思想，由同情百姓提倡人人平等而传道讲学，并身体力行、实验其社会理想，乃至公开反对封建的禁毁书院，号召“易天”，这些都已不能为时所容，以致最终身遭残杀。
李贽的“异端”骇俗思想将泰州学派的学术推向顶峰的李贽（527—02），号卓吾，又号笃吾，福建泉州晋江人。李贽治学，博览群书，纵横百家，他继承和发展了王艮、何心隐的思想学说。其主要著作，有《李氏藏书》六十八卷，《李氏焚书》六卷，《初潭集》三十卷，《易因》二卷，《王龙溪先生文录钞》九卷，以上为生前刊行的。去世后刊出的有《李氏文集》二十卷，《李氏续藏书》二十七卷，《李氏续焚书》五卷，《李氏丛书》十二本，《李氏六书》六卷，《四书评》，《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等。李贽发展了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穿衣吃饭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