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镇海港。南居益见荷兰人仍无退意便令漳州和泉州兵接应调大兵围击。荷兰人虽武器精良但终因寡不敌众且补给困难感到难以固守遂遣使请求缓攻最后表示愿毁城撤退。这年八月荷兰船十三艘遁去。
荷兰人从澎湖撤走后便占领了台湾南部他们修筑城堡加强防务。
6续修建了安平城（又名台湾城荷名热兰遮城）、赤嵌城（今台南荷名普罗文查）。与此同时他们还建学校设医院招民屯垦并以此为基地与中国、日本进行贸易。天启六年（1626）西班牙人为了与荷兰人相抗衡侵占了台湾北部的鸡笼（基隆）和淡水。崇祯十五年（1642）荷兰人驱逐了西班牙人将台湾全部占为己有。
第七节传教士来华与中西文化交流耶稣会士来华随着地理大现以后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传教士的足迹也开始进入东方。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后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仅有的几个旧教国家与罗马教会形成旧教同盟并于154o年成立了耶稣会致力于复兴罗马教廷势力于是耶稣会努力向海外展。
耶稣会士来华始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这年八月耶稣会士沙勿略经过一番奔波来到广州沿海的上川岛打算寻找机会进入广东传教但明朝海禁甚严他无法登6不久即病逝于岛上。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耶稣会士随之而来澳门不仅成为商业贸易的基地还是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前站1。
万历二年（1574）耶稣会士范礼安等四十一人来到澳门企图进入内地传教未获批准。但他在澳门经过一番调查认为到中国传教要适应中国的习惯掌握中国的语言文字。万历七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来澳门学习中文次年去广州向两广总督馈赠礼物。万历十年他又获准到肇庆传教十六年回国。意大利另一传教士利玛窦曾同罗明坚在肇庆传教苦学汉文。他认识到“到中国来传教决不是强大的舰队声势浩大的军队或是其他人类的武力所能奏效的要传扬圣道总得凭书籍才行”2。万历十七年利玛窦移居韶州开始使用知识传教。以后他又到过南京、北京与南昌等地。他在中国传教适应中国的国情并能迎合各阶层的爱好因而受到礼遇。万历二十九年（16o1）他偕同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再次到达北京得到明神宗的赏识赐留居北京传教。万历三十八年病死北京。利玛窦在中国二十八年研习中国儒学与明朝官员和士大夫交往先后撰写、翻译天文、数学、地理、语言、美术、音乐等方面的著述多种为在中国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作出了贡献。
利玛窦死后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接替他在中国传教。龙华民不善于与士大夫交往但却致力于在普通群众中展教徒。万历时先后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如庞迪我、毕方济、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都坚持利玛窦的传教思想将传教与传播科学知识结合起来将天主教义与中国儒学思想融合起来因而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一时期教徒人数大增。据樊洪业统计万历十七年（1589）教徒人数有八十人到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去世已有二千五百人万历四十五年中国教徒达到一万三千人1。明朝末年1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页。2裴化行：《利玛窦司铎与中国当代社会》第二册第216页。
………………………………
6
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92年版，第32页。展到三万八千余人2。
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教相比，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传播更快。明末清初，出现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一些西方科学技术也开始在国内传播并开始初步实践。如在天文历法方面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帮助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修改历法，完成了《崇祯历书》，这是当时较准确的历法。明代历法，兼用大统、回回历，但预测天象谬误时有发生，从明中期起，不断有人倡议改历，均未能实行。利玛窦来华后，他在传教期间也注意到了中国急需改革历法，就广泛向中国官吏、学者介绍西方天文历法的先进。他在李之藻等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先后译著西方历算书籍多种，如《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乾坤体义》。之后来华的耶稣会士如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等人多通晓西方天文历法，一时在中国士大夫中造成很大影响。崇祯二年（29）在徐光启、李之藻的坚持下，明朝设西方历局（简称西局）修历，并吸收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进局工作。次年五月邓玉函卒，又征传教士汤若望、罗雅各入局译书、演算，督修历法。西局设立前后达十四年，成就可观，崇祯皇帝将几次进呈的历书共一百三十五卷赐名为《崇祯历书》，明季改历工作基本完成。传教士在华期间，还更新了中国的天文仪器，制成浑仪、天球、地球、日晷等多种天文仪器。汤若望还带来了西方望远镜，并撰《远镜图说》加以介绍。与此同时，他们还与中国天文学家一起编撰了一大批天文历法书籍，如汤若望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合作编成的《西洋历法新书》受到学界重视，“言历者莫不举为俎豆”。
在数学方面来华传教士大多精通西方数学，利玛窦数学造诣较深，是介绍西方数学的第一个传教士。他介绍到中国的第一本数学著作是《几何原本》，此书自万历年间刊行起，至清代多次出版，影响极大。继利玛窦之后，其他传教士也不断介绍西方数学，涉及几何学、三角学、算学等方面的内容。在地理学方面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图》成为第一部让中国人了解世界地理的较为准确的地图。他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地球为圆形，地球有南北二极，以及赤道、经纬度、五大洲等地理知识，在当时影响极大，然而，其中也有很多谬误。再如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分叙五洲各国，详细记载了当时各国风土地理知识，开阔了国人对边界地理认识的视野。
在物理、机械学方面西方物理学在明末开始传入中国。汤若望的《远镜图说》，介绍望远镜的制法及其原理，如凸镜凹镜的配合，光线折射反射原理等。瑞士人邓玉函与儒生王徵共译《远西奇器图说》和王徵撰《诸器图2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993年版，第34史稿》卷二九三《畴人传（一）》，中华书局977年版。
说》论述了各种机械的制造方法，也对许多机械原理作了介绍。意大利人熊三拔与徐光启合译《泰西水法》一书，介绍了西方的农田水利，讲述了水利知识及水利器械的构造、图式和原理。
在兵器制造方面徐光启曾向利玛窦学习西洋火器的制法，万历四十七年（9）因辽事紧急，徐光启受命练兵，有意购西炮，募炮手以佐教演。天启二年（22）外患日亟，徐光启上练兵制器之疏，“力请多铸西洋火炮，以资城守，帝善其言”。于是明朝令传教士罗如望、阳玛诺、龙华民等制造铳炮。崇祯时还设铸炮厂。崇祯九年（3）汤若望制成战炮二十门，又令再铸五百门。随着火器的制造，介绍西方火器的书籍也有刊印。由汤若望口授、焦勖笔译的《火攻挈要》（又称《则克录》）介绍了火器的制造方法及使用火器的基本原理、西铳的一些知识。
此外，传教士还将医学、建筑、音乐、绘画、语言、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传入中国。与此同时，他们也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介绍到西方，在西方社会也引起很大影响2。
西学的输入，对于突破中国制度下封闭的文化状态，开阔人们的视野，客观上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当然，西方传教士传播的科技知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传教士们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播宗教，传播科学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加以使用，因而他们传播的知识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对于当时欧洲先进的科学成果如伽利略、哥白尼等人的伟大成就不能也不敢毫无保留地介绍过来，因而这也影响了西学在中国的深入和传播，再加上当时中国高度集权的制度和闭塞的小农经济，也使中国社会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吸收和推广受到局限，因而传教士所传播的科学知识，除了天文历法和武器制造因统治者的需要稍有发展外，其余的或昙花一现，或稍起波澜，但不久就湮没无闻了。尽管如此，但这毕竟使中西之间在科技领域有较大规模的沟通，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明史》卷二五一《徐光启传》。
2参考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中《西学东渐及其影响》一节，高等教育出版社993年版；朱亚非《利玛窦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明代中外关系研究》，济南出版社993年版。第十一章明代的学术思想明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大体经历了程朱理学为官方学术和皇朝统治思想，王守仁“心学”的崛起与广泛传播，反对圣贤偶像、封建礼教束缚的“异端”思潮的滥觞以及明后期反理学或心学空疏误国，倡导“实学”这样曲折的过程。各种学说并立，名家辈出与有识之士对理学或心学的修正批评，以及启蒙色彩的新思想的出现，为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进步思想家总结和终结宋明理学，批判封建统治，为早期启蒙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创造着思想条件，也为明清之际实学的形成推波助澜。
第一节明初对理学的提倡和统治思想的确立明朝建立初期，出于加强大一统封建皇朝统治的需要，理学，主要是程朱理学被统治者奉为安邦治国的圣典，成为官方的哲学。永乐年间，朱棣以程朱思想为圭臬，汇辑经传、集注，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企图“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以统一全国思想。三部理学《大全》的编纂完成，标志着程朱理学思想统治及其独尊地位的确立。当时一批很有影响的学者，如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等理学家，崇尚理学，著书讲学，门徒遍及南北，形成风气，更加巩固和强化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
三部《大全》的编纂及其目的明太祖朱元璋在起义过程中，即信用浙东儒生刘基、宋濂等。朱元璋在称帝的前一年，于宫室两庑书写宋儒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以备朝夕观览。前往曲阜祭孔庙，赞扬“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宋濂等儒生，更是与朱元璋“论道经邦”，议论“礼乐之制”，不遗余力强调程朱理学的重要性，促使朱元璋于洪武十七年（384）规定，乡会试四书义以朱熹的“章句集注”为依据，经义以程颐、朱熹及其弟子等的注解为准绳。并规定，文章须据于宋代经义、仿元代八比法，谓之八股，又称“制艺”、“制义”，不但强调“代圣贤立言”，不许自由发挥，而且严格规定体例和字数。程朱之学由是成为官方的统治学术。明洪武年间，解缙上书，建议“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作为“太平制作之一端”。这是官修理学之书的开端。其用意亦在树立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解缙的建议，成为后来明成祖修纂三部理学巨著的先声。
三部理学《大全》是指《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共二百六十卷，是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十二年（44）命翰林院学士胡广等人组织编纂的，前后不到一年编纂成书，由明成祖亲自作序，颁行天下。三部《大全》的内容，前二部是“五经”、“四书”的集注汇纂。《五经大全》卷帙最多，共一百五十四卷。其中《周易大全》是据《伊川易传》和朱熹《易本义》；《书传大全》是据蔡沈《书集传》；《诗经大全》是据朱熹《诗集传》；《春秋大全》是据胡安国《春秋传》；《礼记大全》是据陈澔《云庄礼记集说》。胡安国私淑程门，蔡沈为朱熹学生，陈澔之父大猷是朱熹三传弟子，他们均属程朱学派。由此可见，程朱理学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它包含《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着程门弟子、朱熹门人、后学在内的许多程朱理学家的思想学说。《四书大全》共三十六卷，包括四个部分（）《大学章句》、《大学或问》；（2）《中庸章句》、《中庸或问》；（3）《孟子集注大全》；（4）《论语集注大全》。前两部分将朱熹的四部原著编入，未附诸儒之说。后两部分则在朱熹的两部《集注》之中，逐章逐节附入诸儒之说。因此，《四书大全》可以说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放大。《性理大全》共七十卷，主要是程朱学者解释六经和阐述性理之学的著作。总之，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