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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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7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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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芝龙原来是福建沿海一带的海盗头目后来接受明朝的招安。他虽然拥立朱聿键对兴复明室却并不热心。降清的明朝大臣洪承畴和他是同乡二人早就秘密勾结。

    黄道周出师北伐是隆武政权下最壮烈的一幕。黄道周弟子散布江西他请求去江西募兵。朱聿键要郑芝龙助资助饷郑芝龙不与一钱。黄道周凭着朱聿键给的密札百道招来门下百人。闻风而至的群众达数千人没有武器便用农具、木棍装备起来号“扁担兵”。黄道周的夫人还组织了“夫1《明季南略》郑七《闽中立唐王》。

    人军”作为后援。北伐军进至广信府准备攻打徽州。兵败黄道周被清兵抓去不屈而死。在他穿的袍子上有用血写的“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

    由于郑芝龙撤回仙霞岭守军南下福建的清兵得以直趋福州。驻守延平的朱聿键出奔。郑芝龙以征剿海寇为名弃朱聿键于不顾回到南安老巢。在位一年的隆武帝在汀州被俘死于福州。

    郑芝龙不听他的儿子郑成功的劝告决意降清。使他失望的是清廷既没有对他封王也没有任命他为闽粤总督而是把他送到北京做了“寓公”后因郑成功始终不肯投降而把他处死。

    隆武政权的大学士苏观生在朱聿键死后于广州拥朱聿键之弟朱聿■称帝建元绍武。绍武政权根本没有来得及和清军交手朱聿■等人还在练习朝仪的时候李成栋率领的清兵已打进广州城。这个政权只存在了四十天。隆武政权灭亡后原弘光朝廷的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在肇庆拥立桂王府永明王朱由榔建立永历政权据有两广、湖广、云南、贵州、四川、江西等地。永历政权的主要地盘在广西由瞿式耜镇守桂林形势比较稳定。

    永历政权是南明政权中历时最长的一个政权。大顺军余部在内的荆襄十三家军和张献忠的部将李定国、孙可望等先后归附永历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南明政权和明末农民军的联合抗清。何腾蛟、瞿式耜在明末官僚中是比较开明和讲求实务的人物在各派抗清力量中努力调和。然而在不同派系的官兵之间不同派系的农民军之间官兵和农民军之间矛盾重重不是靠一两个人的意愿和努力就可以化解。郝摇旗因受不了官军的歧视与刘体纯等仍屯兵于荆襄地区展为夔东十三家军永历政权无力节制削弱了抗清的力量。

    顺治四年(1647)清朝在广东的大将李成栋和在江西的大将金声桓等分别在广州和南昌打出反清的旗号依附永历政权。李成栋派人接朱由榔还都肇庆与金声桓策划夺取赣州打开广东、江西通路。这一变局牵制了清军使永历政权得到了极好的展机会。何腾蛟的部将收复了全州(今全县)瞿式耜的部将围攻永州李过、高一功攻打长沙北上汉水间。但李成栋、金声桓二部未能实行协同作战的计划也未能与永历政权的其他力量联合作战只一年时间便被清军逐一击败。

    顺治六年初荆襄十三家军内部矛盾尖锐何腾蛟在湘潭只有三十多名士卒守城。清兵乘虚而入何腾蛟被俘绝食七日后被杀。湖广的抗清武装失去了统帅全线崩溃。

    顺治七年十一月清将孔有德攻陷岩关永历政权守将不是弃城逃跑就是出守阳朔桂林也差不多成了一座空城。瞿式耜、张同敞(总督张居正后人)置生死于度外秉烛危坐。清兵把他们关押在民舍二人赋诗唱和得百余题为《浩然吟》。十天以后清兵在独秀山下把他们杀害。

    桂林丧失永历政权在广西无立足之地。朱由榔依附孙可望、李定国辗转于贵州、云南。孙、李二人争夺权位关系本来就不相睦现在要争夺对朱由榔的控制权矛盾更加激化。顺治十二年李定国奉朱由榔至昆明。孙可望由贵州进攻云南被李定国打败向清军投降。顺治十五年清军分三路攻云南清将铎尼的中路军迅抵达曲靖使昆明两面受敌。永历政权由昆明退到永昌(今保山)由永昌退到腾越(今腾冲)再由腾越逃入缅甸。李定国沿怒江设三道埋伏虽被吴三桂攻破总算遏住清兵穷追的势头。清康熙元年(1662)缅甸当局把朱由榔交给清军处置吴三桂用弓弦把他绞死李定国得到这个消息也悲愤而死坚持了十多年的永历政权灭亡。

    第五节郑成功坚持抗清斗争及收复台湾郑成功在永历旗号下进行的抗清斗争和对台湾的收复是明清之际最重要的事件。郑成功本名森隆武帝见到他很是喜爱赐姓朱后来他就被称为“国姓爷”。郑芝龙降清他深以为耻举起“背父救国”的大旗招集义军。他的队伍开始用隆武年号后改用永历年号。郑成功将中左千户所(今厦门)改为思明州作为根据地积极筹备北伐。到顺治十五年(1658)为止他三次北伐九征闽、粤成为清廷在东南的心腹大敌。与此同时张煌言也屡次出师北伐与郑成功相配合。

    顺治十六年郑成功自任招讨大元帅以张煌言为监军联合北伐。此次军事行动出动水6大军十七万分八十三营声势迅猛。义军在崇明岛登6以后破瓜洲、镇江包围南京震动江南。最终由于轻敌和指挥上的失误对南京的围攻被瓦解郑成功退回福建。向徽州进军的张煌言势孤力单被清军击败。张煌言返回浙东一带坚持反清斗争康熙三年(1664)被捕在杭州城外就义。

    郑成功退回福建以后决定攻取在荷兰殖民者统治下的台湾岛作为反清的根据地。荷兰人进入台湾是在明天启四年(1624)他们先侵占台湾南部后来又从西班牙殖民者手里夺取了台湾北部。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台湾人民不断进行着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斗争。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率领舰队渡过海峡直驶台湾经过几个月的战斗终于迫使荷兰殖民者投降。郑成功在台湾创建政府制定法律开办教育奖励生产对台湾经济和文化的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事件的意义不但在于郑成功父子以台湾为根据地又进行了二十年的抗清斗争更在于收复了被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占的这块领土在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第七章明代军政体制的变化明太祖初即位沿袭元制但随着全国统一的完成又对原有制度一再变革使国家军政大权更加集中于皇帝地方军政也更集中于朝廷从而建立起一整套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后经过历朝施政变革使这套体制更加强化权力也更加集中。

    第一节明朝的行政体制明初承袭元制设中书省总揽全国行政由左右丞相总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在地方设行中书省统管地方行政事务。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必须建立适应封建统治者需求的集权于上而适度分权于下的政治体制为安邦治国江山社稷永固创立坚实的基础。

    中枢官制明初设中书省与丞相之职赋予丞相极大的权力对此朱元璋深为疑忌。为加强皇权明太祖遂于洪武十三年(138o)以左丞相胡惟庸谋反为借口罢中书省废丞相制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分任朝政直接由皇帝指挥以期“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1。然而由于皇权高度集中却使皇帝所管政务大大增加。曾有人统计:“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2。事务的庞杂使朱元璋感到“密勿论思不可无人”3。于是同年九月朱元璋依仿古制设置了四辅官称春、夏、秋、冬官用以佐理皇帝政务。春官、夏官各选耆儒三人每月三旬轮流任事秋官、冬官不专设由春官、夏官兼理。但任四辅官的王本等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朴无他长”4不能胜此重任相继致仕。此制实行仅一年余。四辅官的设置时间虽短但它毕竟是朱元璋在废相后进行改制的一种尝试为改革官制运行积累了经验。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又依仿宋制设立殿阁大学士。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阁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典籍吴沉为东阁大学士。大学士为皇帝的侍从文臣兼备咨询由文官兼任。但终洪武朝所设殿阁之职对国家事务“鲜所参决”5仅备顾问而已。

    明成祖即位后参据此制简选翰林院文臣入文渊阁参预机务。侍读解缙、胡广编修黄淮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被简选入阁在皇帝左右参议朝廷政务成为皇帝的参谋。此后阁臣的设置成为常例。但这时的阁臣由于职位低下秩皆五品秉处政务虽有皇帝的支持而且明成祖也肯定他们“裨益不在尚书下”1然而其权力却远远不及六部1《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洪武十三年春正月己亥。

    2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五《六科》。

    3《明史》卷一三七《安然传》。

    4《明史》卷一三七《安然传》。

    5《明史》卷七二《职官志序》。

    1《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尚书。阁臣不得直接管理六部诸司事务诸司奏事也不得通告阁臣。

    仁宗、宣宗时阁臣地位不断提高。仁宗刚即位就把阁臣的品秩从五品晋升为三品。同时在文渊阁之外另建弘文阁由杨溥负责亲自授给阁印。接着又加杨士奇等公、孤衔相继进为尚书。宣宗即位罢弘文阁。杨溥与杨士奇、杨荣、黄淮、金幼孜等同值文渊阁。文渊阁建于皇宫之内又称内阁以别于外廷。宣德元年(1426)三月晋行在礼部左侍郎张瑛为华盖殿大学士。次年二月再晋行在户部侍郎陈山为本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入阁。阁臣人数与成祖时相当。此时阁臣的职责虽无明确规定但在侍论经史、草拟制诰之外事实上已从多方面通过不同的形式参预朝廷行政监察、司法、军务以至对外事务等军国重事2。

    宣德时期随着阁臣参政权力的不断增大体现内阁权力渐趋隆崇的突出表现是阁臣掌握了票拟权。票拟又称为条旨它是阁臣根据皇帝所示旨意草拟敕旨或对各部门各地方所上奏章提出批答意见供皇帝裁决参考经批红后颁示因而具有相当的决策权力。3虽然此时票拟只是内阁条旨的开端而且当时参与条旨的尚有支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自正统后始专命内阁条旨”4。但这毕竟可以使阁臣取得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并且利用详审奏章加以票拟的机会压制六部。

    这时阁权重于部权已有所肇启。宣德三年(1428)十月宣宗特命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停辍政务专备咨议“与三杨同心辅政”1。二人虽是有名望的老臣然而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便出现了三杨用事、政归内阁的趋势。此时“义虽掌铨衡辄依违其间无所匡拂时亦以此少之”2。与此同时内阁的内部体制亦有所变化。当时内阁权力集中在三杨手中“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杨主之”3。其他阁臣的权力无法与三杨相比。三杨历事三朝受顾命辅立宣宗享有崇高的威望也最得宣宗的倚重。尤其是宣德六年以后随着其他阁臣的致仕、调任或病死内阁中唯有三杨三人而且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正统初年。这正如李贽所说:“我朝相业以三杨为然亦赖朝廷委遇责成之专。”4可见在当时内阁诸臣中虽然尚未有“辅”的名义但由于皇帝信任程度的不同阁臣资历的深浅阁臣间的主次等差已渐露端倪。

    “辅”之名见诸史文是在天顺时。《明史》载:“终天顺之世李贤2参考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o7—1o8页。3参考关文、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5页。4黄佐:《翰林记》卷二《传旨条旨》。

    1《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

    2夏燮:《明通鉴》卷二一。

    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三《明内阁辅之权最重》。

    4李贽:《续藏书》卷十《太师杨文定公》。

    为辅吕原、彭时佐之然贤委任最专。”5这时明代内阁阁臣员额不固定少则几人多则十余人同称辅臣或辅相但实际上有主要柄政者习惯上称之为“辅”。一般说来辅以入阁先后资历深浅以及皇帝信任程度来确定。资深才高深受皇帝信任的阁臣被称为辅。其余的阁臣则称次辅、群辅。弘治、正德以后辅秉笔票拟与次辅、群辅差别更大。嘉靖时由于政归内阁所以阁臣不仅“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1而且辅地位日趋显赫。阁臣间为争夺辅地位相互倾轧愈演愈烈。嘉靖十六年(1537)增修内阁房舍使内阁成为阁臣经常的办公之所阁臣原备顾问咨议此时也得以更多地干预朝政“于是阁制视前称完美矣”2。到万历初年张居正任辅“威柄之操几于震主”3内阁辅的权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也标志着内阁制度至此也展到高峰。内阁不仅与闻大政而且凌驾于六部之上“部权尽归内阁逡巡请事如属吏”4。但自张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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