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与社会生活的变化》（《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979年第期）、范金民《明代南京经济探析》（《江海学刊》98年第3期）等。另外，一个值得高兴的势头，是开展了对明代长城带城市的研究。如王长升与傅崇兰《长城沿线城市》（东方出版社990年版）、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文物出版社989年版）。
4。区域经济研究。
由个别到一般，是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也唯有如此才能进行综合研究。加之，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地理条件不同，风俗各异，经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开展区域经济史研究就更有必要，更有意义。自八十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史研究受到中外学者的格外重视，而视线集中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地区，并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及各自的优势，规划了不同的研究重点。对长江三角洲，以往已有相当的基础。这一阶段继续以农业、手工业、商业、市镇和人口问题为其主要对象。洪焕椿等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南京大学出版社988年版）；罗主编、范金民与夏维中合著《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南京大学出版社993年版）；范金民《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993年版）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成果。论文方面，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史研究》984年第3期），为明代江南人口研究的一篇力作。此文对明代浙江、江西、南直隶的人口密集程度与影响作了深刻论述，并与西方各国加以比较。认为明代江南人口密度居全国之冠，在全国七分之一的土地上集中了全国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在十四世纪末已经高于十九世纪初欧洲经济发达、人口最稠密的英、法、德、意四国的平均密度。美国则直到十九世纪末仍比十五世纪前后的江南低得多。江南人口多，有助于提高农田耕作的集约化程度，促进多种经营与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压力，以致出现人口过剩状况，使相当多的人沦为奴仆，另外一些人流入城市，成为工商业人口；或流向华北、华中、西南等开发区。沦为奴仆是历史的倒退；而后两种流向有利于经济发展。
珠江三角洲区域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快些。主要在商业性农业的始兴及对外贸易的开展诸方面下功夫。其成果有广东历史学会编辑《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985年版）、明清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编辑《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987年版）等。福建区域史研究，主要是从社会调查、实地考察入手，把社会经济史研究与家族制度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99年版）、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992年版），就是这种研究方法的有力例证。（二）关于历史人物。研究历史人物的目的，是通过再现人物以折射其所处的时代特征、社会风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一阶段人物研究的最大收获，是重视真实性。对任何色调的人物，都尽可能保持其本来面目，努力克服以往那种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不良倾向，力求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找出个性特征，给人以立体感。并把注重学术性与加强可读性结合起来。这种风气的转变，已经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应，并促进了明史知识的普及。另一收获，是敢于为明代帝王将相树碑立传，展其风采，论其得失。明代有十六位皇帝，过去只有《朱元璋传》。现在，十六位皇帝个个有传记，而且有的还有多部传记同时面世。将相研究方面，有张德信等《明代开国功臣传》（另名《明太祖周围的群星》，黄山书社989年版）、张显清《严嵩传》（黄山书社992年版）等。科技人物方面，奉献给读者的，有戴念祖《朱载堉——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人民出版社98年版）等一批新书。缺点是，关于帝王传记的选题，似乎重复多了一些。
三、抓紧薄弱环节明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不少，最明显的莫过于政治史。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影响，对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只局限于阶级斗争，尤其是农民战争。八十年代以后，领域不断拓宽，而且思路对头，不带框框。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的性质及其组织形式。在明代，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主要取决于皇权，以及阁权和宦权的互相制约。这也是本阶段明代政治史研究的重点所在。具体有（一）关于皇权问题。
明代皇权高度发达，肇基于洪武，至永乐时进一步强固。关于它产生的原因、经济基础、历史作用，诸家所见互有差别。有一种观点认为，明初皇权高度强化政治局面的出现，是庶族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契约关系的发展；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农民反抗斗争日趋激烈的客观形势，要求建立这样一个高度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以便镇压人民的反抗，强制他们为地主阶级交纳地租和服徭役。而不是为了对付元朝残余势力，不是因内部斗争威胁皇权的地位，更不是出于某个人的好恶心理（参郭厚安《关于明代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强化的问题》，《西北师院学报》983年第4期；商传《试论明初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基础》，《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关于皇权强化的经济基础，看法五花八门，至少有种。其中，有“小农经济”说，“地主制经济”说。关于它的作用，一种以为虽然它给人民生活与经济发展带来一些负面作用，但是，在明初特殊环境中仍具有进步意义。不仅有效抵御了北元残存势力的侵扰，而且使朱元璋可能对贪官污吏、豪强地主进行有力的打击。另一种则持基本否定态度，以为这种极端主义对经济、文化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
明太祖钦定的各种法律，如《大明律》、《大诰》等，是明代强化皇权统治的另一种表现。对此，以往鲜有研究，空白点不少。近十几年来，也有不少文章予以认真探讨。而对实质各有不同解释。有人以为《大明律》的重要特点，是突出对地主阶级贪暴行为的防范与惩治；《大诰》则以法外重典惩办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犯法行为。这两个法律的基本精神，是一方面对勋贵豪强、文武官吏的不法行为进行打击；另一方面对遵守朝廷法令的农民，予以“休养生息”。它们能在明初得到相当认真的实施，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做法顺应了历史潮流，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为永乐、宣德年间国势的稳定铺平了道路。从总体上评价，积极方面是主要的，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有人则认为《大诰》虽然以打击贪官污吏、地主豪强为主要内容，但是实际收效却很有限。不少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其实无论就朱元璋的目的、使用的手段与后果，都不值得作过多的肯定。因为明初政治并未因此而清明，劳动人民也没有从中得到实惠，真正受益的只是朱元璋本人（以上分别见张显清《从〈大明律〉和〈大诰〉看朱元璋的“锄强扶弱”政策》，《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陈高华《从〈大诰〉看明初的政治》，《中国史研究》98年第期）。
（二）关于内阁问题。
中国之有内阁制度，自明代始。关于内阁的研究，重点是探求它的性质及其与皇权、宦权的关系，论文居明代政治史研究之首，仅980至99年即达一百二十余篇。专著有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989年版）。明代内阁的权势与作用，因人因时而异。宣（德）、正（统）以前和中后期嘉（靖）、万（历）年间，“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主阁和严嵩、张居正为政时，宦官势力相对低落，阁权崇重。其他时期，内阁基本上处于无权状态。目前关于内阁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似乎仍没有说清楚，多数以为内阁是皇帝的另一套秘书班子，代草诏令与票拟。也有人以为内阁是中枢决策机构，但对它经常不能正常运转，权归宦官的现象又无法加以说明。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关于宦官问题。
关于宦官问题，首先要提到的是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北京中外出版社950年版）。它是一部专门研究明代宦官组织、特务机构的重要著作。对厂、卫的产生、组织、性质、作用、影响，一一作了深刻分析，至今仍无愧是明代政治史研究的上乘之作。在这个问题上，以前多把焦点对准宦官组织，与外廷阁、部、院的关系，以及宦官干政的根源、表现、特点和社会危害诸方面。这一阶段则多注意宦官插足社会经济领域、运用权力积聚资本的问题，并由此揭示封建皇朝自身的矛盾运动。如，王春瑜、杜婉言《明朝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年版）、《明朝宦官》（紫禁城出版社989年版）等。
（四）关于党社运动。
东林党的出现，是明代万历以后政治舞台上一个十分起眼的新现象，对中国近代政党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影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集中于东林党争的性质和对东林党本身的评价。前一个问题，看法比较一致。后一个问题，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到阶级基础，都有分歧。对其作用与意义的评价，意见尤为对立。有的说东林党是“现代自由主义者的先辈”、“代表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进步思潮”。有的则以为东林党不是“市民反对派的代表”，亦非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尊经重道的救世思想与政治主张，与万历初年张居正注重实效、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革新思想相比，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在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封建制度日趋解体之时，无疑是起了反动作用（刘志琴《论东林党的兴起》，《中国史研究》979年第3期）。也有的以为不宜全盘否定，说东林党是代表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利益。他们反对增加商税，主张惠商及民的思想与行动，顺应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大势，对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应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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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诸问题。
对其他一些问题的研究，有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992年版），对明代二百多年国家机构的设置、沿革、职能、实质、特点、运作机制、变化与原因等，一一作了粗线条的勾勒，穷其来龙去脉，究其利弊得失。内中，关于皇帝在国家政权的地位、内阁与丞相制异同、翰林院兴盛的原因、督抚制置立的意义、吏在各级机构中的作用诸问题上的见解，尤具学术价值。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988年版），从南北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考索南北地主的斗争与关系，确有见地。第一章关于明初江南地主及士人对元朝怀念成因的剖析，更为精彩。李文治《明代家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988年第期），从经济关系的变化，透视家族制在地方政权中的统治作用。认为在明代家族制发生的深刻变化，皆为中国地主经济体制的发展所制约，其最终根源是土地关系松懈。永乐都燕是明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两京制从此出现。万明《明代两京制度的形成及其确立》（《中国史研究》993年第期）一文提出，在中国古代建都史上，两京制和多京制是一个突出的特点，而明朝在建国之初迁都则属罕见。明代两京制度自形成至确立，经历了初创、变化、确立三个时期，时达半个世纪。其间几经反复，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究其根本原因，实在于南北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明代两京制的最终形成与确立，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君主主义中央集权政体发展的根本需要。综观十多年来，明代政治史研究确有成绩，发展快，开拓了不少新领域。不足之处是，整体研究不够，显得有些零碎，对一代政治演进概貌以及各个不同阶段的变化情形，还是不甚明确。至今缺乏一部容量较大、而又分析深入的明代政治史，就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四、努力填补空白填补空白，主要表现在文化史（包括社会生活史在内的大文化）的研究。文化，是观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水准的窗口。明代经济空前发达，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各种文学艺术竞放异彩。有一些在今日仍不失其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而在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由于不能正确对待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惧怕封建文化影响，往往将其排斥于研究课题之外，致使其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空白点。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风气的变化，文化史研究也掀起了一股热潮。大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