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687部分

　　　　严格说，中国学者对明史的研究，在明代已经开始。卷帙浩繁的《明实录》、《明会典》、《明经世文编》，以及明代所修的地方志书、明人文集、野史、笔记等等，都是明朝人研究明朝历史的结晶。明朝败亡以后，明史研究不仅没有中断，而且日益发展，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谈迁的《国榷》、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查继佐的《罪惟录》、傅维鳞的《明书》、陈鹤的《明纪》等，各有千秋，倾注了明末清初学人潜心研究明史的滴滴心血。而清修《明史》的行世，则可以说是清朝政府试图总结明代兴亡经验教训的集大成之作。对明清两代学者这种辛勤的笔耕，理应予充分肯定。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没有如此规模宏大的资料基础建设，后人研究明史不知要碰到多少困难。然而，在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由于时代局限，阶级偏见，他们仅仅是做了一些史料整理与编纂，并没有对明朝历史发展规律进行研究。无论是指导思想、研究方法，还是史学理论体系，都还存在着严重问题，有时甚至有意无意地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增加了后人研究明史的难度。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至四十年代末期为止，伴随着国内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逐渐变化，明史研究才慢慢摆脱封建传统研究模式的束缚，向着以近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为指导的方向转化，逐步揭示了明朝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在辛亥革命前夜，明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评介明代志士仁人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精神，提倡民族意识。在史料整理方面，也主要以明末遗民的活动事迹为重点对象。辛亥革命以后至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明史研究的重点课题开始转移。这时一些学者开始留意明代的政治与经济，把较多的精力用于研究明代的城市生活、党社运动、学术思想和对外政策。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明史研究尚处于一种茫然状态，研究课题有所深入，而思想倾向、理论方向，仍没有跳出封建史家和资产阶级史家的研究路数及其所构筑的理论框架。

　　　　由三十年代开始，至四十年代末为止，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国思想界发生了重大变化，明史研究也从此得以注入了新的积极因素。

　　　　第一，在研究课题方面接触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造就了一批明史专门家，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著。例如，孟森先生、吴晗先生关于明代政权结构与阶级关系变动的研究；梁方仲先生关于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朱东润先生关于大学士张居正与万历初年改革的研究（《张居正大传》，开明书店945年版）；谢国桢先生关于明清之际党社运动的研究（《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商务印书馆934年版）；容肇祖先生关于明代思想史的研究（《明代思想史》，上海开明书店94年版）；李文治先生关于晚明民变的研究（《晚明民变》，中华书局948年版）；傅衣凌先生关于区域经济史的研究，等等，均各具特色。在当时，已广为学界所崇。这些老一辈史学家治学勤奋，知识渊博，学风端正。他们的著作史料翔实、分析深刻、观点独到，在今日仍为广大读者爱不释手。如，谢国桢先生的力作《晚明史籍考》（北平图书馆，932年印行），上起万历，下止南明，其搜罗之广泛，考校之精详，向来为人们所叹服。自其面世以来，一直为治明史者所必读。多次重印，成为市场上的畅销书。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两种思想的激烈撞击中，一些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去探讨、解释明朝历史上的某些重大课题。93年，吕振羽先生首先提出了明代已有“资本主义性工场手工业幼芽”的重要论断，为五十年代开展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做了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944年3月，郭沫若先生发表的史学名文《甲申三百年祭》，第一次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评价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功绩，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开了先河。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筚路蓝缕，开创之功永不可没。他们的辛勤劳动和巨大付出，对我国明史研究逐渐走上正确轨道，兴旺发展，意义不可低估。

　　　　另外，这一时期在史料整理方面也有不少成绩。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商务印书馆承印的《明清史料》甲、乙、丙三编（甲编930、93年；乙、丙编93年）出版之后，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明实录》，又于940年影印行世。《明实录》为明朝政府官修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明代历史最重要、最基本的第一手资料。虽然这部传抄本存在不少问题，但有了它就便于同其他本子互相校勘、去伪存真、补缺求全。这两种大型史料的出版，为人们研究明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新中国建立后的明史研究949年0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从此以后，神州大地面貌一新。明史研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走上了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正确道路。

　　　　学术研究的特殊规律，在于它不能忽视前人的研究成果，保持科学研究的连续性。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明史研究，是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此不必否认。然而，这一时期明史研究，无论是研究队伍发展之迅速、指导思想之明确，还是研究广度深度和总体水平提高诸方面，都是前一个时期所无法比拟的。量的变化增加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思想理论上质的飞跃，即运用马列主义观察、研究明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明史研究划时代的转变，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明史研究最主要的收获。

　　　　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至六十年代中期为止，广大明史研究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历史形势，站在新的，运用《明清史料》后来又陆续出版丁、戊、己、庚、辛、壬、癸诸编。

　　　　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从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入手，对明朝从建立到败灭的全过程及其内在原因，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对明史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如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对外关系诸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专题讨论（详见“关于几个专题的研究情况”）。这种讨论，以点带面，促进了整个明史研究出现生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在有明一代史研究方面，有李洵的《明清史》（人民出版社95年版）

　　　　和李光璧的《明朝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957年版）。《明清史》一书，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的第一部明朝通史专著。内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基本脉络清楚。此书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固然有所欠缺，但不宜苛求，因为它是当时理论的主流。况且又具有拓荒性质，在普及明史知识，推动明史研究不断深入方面，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从横的方面看，在不少领域中有较大的开拓和发展。例如一、在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经济是基础。明代经济史是明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向来为治明史者格外重视。举凡大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体到户口、土地、农业、手工业（包括盐业、矿业等）、商业诸部门的发展情况，以及经营管理方式、产品分配、赋役制度与变革、城镇、货币、对外贸易，都有人问津。而用力最勤的是农业、手工业和赋役。

　　　　农业，研究的重点有两个一是研讨明初的移民垦荒、军屯、商屯、兴修水利交通，及其在维护皇权中的历史作用；二是探析明代中后期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商业性农业的兴起，及由此而引发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历史性变革，并进而阐明这种变革对中国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轨的巨大推动作用。文章很多，而深浅不齐。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载《历史研究》955年第3期），从农业生产的恢复、棉花的广为种植、工商业的发展三方面，论列了明初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表现与原因，并与元代作了比较。认为它是元末农民起义推动的结果。

　　　　对于手工业，多数人都把视线投向江南苏、松、嘉、湖诸府的棉纺织业和丝绸业的发展沿革、生产规模、经营性质、原料来源、产品营销、经济效益，及其对当地农业、商业、城镇兴起、社会风气变化的影响。另一个重点，是研究明代手工业的发展趋势及其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一般认为，明代官营手工业的衰落，私营手工业的迅速崛起，都是发生于嘉靖、万历年间。人户和土地是皇权的物质基础。根据人户和土地征派的赋役是为官府经济。明代赋役名目繁多，而且多变，情况复杂，研究难度大。五六十年代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视野比较开阔，选题颇为广泛，有通论一代赋役制度的发生与演化，有专论某一阶段赋役的变迁，有综述一代户口制度和田土制度，有分论田赋、盐法、茶、马各个门类，有概述全国各地赋役状况，有具体透视某一区域赋役编派。从时间与内容看，多数偏重于明初赋役制度的建立、中叶以后的赋役改革、明末赋役制度的败坏。对于明初，更多的是研究“赋役黄册”与“鱼鳞图册”；明末，重点是剖析“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产生的背景及其危害。在这两方面看法比较一致。分歧较大的是关于赋役改革问题。当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由均粮、均田开始，最后归结为“一条鞭”法。对于“一条鞭”法，从它诞生之日起，人们就毁誉参半，评价不一，始终未能取得共识。（这个问题，将在后面加以详细介绍）

　　　　反映这方面研究成果的论文颇多，著作有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957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教研室《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957年版）；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90年版）、《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95年版）、《明代江南市镇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957年版）；秦佩珩《明代社会经济史述论丛初稿》（河南人民出版社959年版）；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958年版）；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95年版）；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95年版）；以及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957年版）、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9年版）等，都较好地体现出这一阶段明代经济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二、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明代时间长久，社会变迁激烈，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人才辈出。仅收入《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台湾95年版）一书的，即有万余人。不少人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明史各个领域中，这个领域可以说是人们最感兴趣的，研究成果也最多。从950至9年，仅中国内地公开出版的明人传记著作就有五十多种。专文论及的明代人物四百余人。用墨最多的有明太祖、明成祖、明英宗、明武宗、明世宗、明神宗、崇祯帝；郑和、魏忠贤；海瑞、张居正；戚继光、史可法、郑成功；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徐弘祖（霞客）；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自成、张献忠等。就多数人的评论意见而言，褒贬不一的人物不多。这里着重介绍对朱元璋和史可法两人的评价。

　　　　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开国皇帝，有明一代各种典章制度的奠基人，在明代历史上影响最大，始终是明史研究的热门课题，久盛不衰。以研究朱元璋的学术专著而论，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有绮云《明太祖风流史》（上海新华书局923年版）、陈醉云《明太祖》（中华书局93年版）、季柔《朱元璋》（上海抗战编辑社938年版）等书刊行于世。而最具权威的当推吴晗《朱元璋传》（北京三联书店95年版）。吴晗为著名的明史专家，三十年代已闻名学界。944年，他出版专著《明太祖》（重庆胜利出版社版），后经反复修改，949年以《朱元璋》为名，由新华书局公开发行。《朱元璋传》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不断推敲写成的。全书虽只有二十余万言，但分析深刻，而且写得有血有肉，文笔生动流畅，可读性很强。从朱元璋的童年，写到他即位后的家庭生活。特点是突出明初的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以及他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对后世的影响。是书在史料运用和学术观点上，存在一些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