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奏本、奏疏、揭帖、奏表、呈、禀、启本、手本、塘报、咨文、札付、舆图、契约、税票、户口单、状纸、钞票、实录、圣训以及各种册簿等。其中绝大多数是题行稿、题本、奏本，大约占全部档案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这批明档多为天启、崇祯时兵部的文书，记录了农民军在陕西、河南、山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江西、甘肃、河北等地的活动情况，尤其是在农民军攻克襄阳建立政权后的情况记述得尤为具体。对于研究明末农民战争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中，还有两件稀见的南明弘光朝档案，其中一件是弘光元年（45）兵部右侍郎左懋第、太仆寺少卿马绍愉为“乞辨先帝太子真伪”和“请求归期”致摄政王的揭帖。但是由于这些档案数量相对较少，内容也相对分散，一般需要与其他史料参考使用。
类似的文书档案还分散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中，如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等。此外，台湾的有关学术机构也保存了一定数量的明代档案。如张伟仁教授主编的《明清档案》，系整理历史语言所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已出版的二百二十余册，四万余件档案，虽然称为明清档案，其实只包括清顺治元年至乾隆四十一年的清档，并无明代档案。此外，台湾故宫博物院亦藏有较多档案史料。主要是旧藏于清内府、军机处、内阁及史馆等四处的档案。依其类别可分为宫中档、军机处档、清史馆档、起居注、本纪、实录、诏书、国书、满洲老档及杂项档等十类，基本上均为清代档案。但其中亦有边疆档案及清入关前的满文老档逾万件（其中满文老档四十巨册），为研究清入关前与明之关系及边疆问题之重要档案史料。
此外，明代档案收藏相对集中之处还有山东曲阜的孔府档案和辽宁省档案馆的明代辽东档案。
孔府档案朱彝尊《曝书亭集·书两朝从信录后》。
孔子的后人作为特殊的世袭贵族，在任何朝代都保持了这种地位而没有受到改朝换代的影响。这一特殊的条件使孔府得以保存下来大量的档案材料，目前发现的留存下来的孔府明清两代档案总数约在二十万件以上。曲阜县文管会在国家档案馆专家指导下，对所有档案进行整理和妥善保护，将孔府档案整理分订为九千余卷，全部归类编号上架入箱。其中的明代部分主要集中于明中后期，除去少量成化、弘治至正德间的内容（包括了一些方志中的有关材料）外，大部分是从嘉靖十三年（534）至崇祯十七年（44），大约一百余年的各种文书档案。明档在孔府档案中所占的比重较少。
孔府的明代档案经整理后，共分作九大类，十余小类，据《曲阜孔府档案全宗类目索引》，其明代编目如下一、袭封荣典世职知县先贤奉祀二、宗族家谱资助族人三、属员庙廷官员府内官员经理租税人员学录四、徭役刑讼徭役刑讼孔氏族人属员庙户佃户船户五、租税祀田地亩钱粮房租集市六、宫廷朝贺进贡七、灾异八、资料九、文书其中资料部分包括一些与孔府相关的资料记录，如“明朝官服款式抄单”等，文书则为孔府中处理本府公务的稿簿，如票差某人为征收下属庄田租麦等事的票文。
孔府明档与清档相比虽然数量较少，但是在目前国内保存的明代档案中还是相对集中之处，而且“像这样的封建贵族地主的第一手私家档案，在中国为仅有，在全世界也不多见”。这就为我们通过研究这个具体而细微的宗法社会进一步去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宗法社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明代辽东档案明代辽东档案，共一千零八十件，现经整理发表的有五百八十五件。这部分档案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保存下来的。其中大部分是在949年春天，东北文物处的工作人员从沈阳故宫所藏的屏风和信牌套上发现的。这些档案经过工作人员的精心揭取修裱整理，习惯称之为“屏风档”和“信牌档”。少部分为北京故宫内阁大库的零散档案，后由罗振玉献给奉天图书馆，949杨向奎《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前言”。
年后曾收藏于东北图书馆（今辽宁省图书馆），现藏于辽宁省档案馆。这部分档案于985年，由辽宁省档案馆和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整理，为《明代辽东档案汇编》，由辽沈书社出版。全书共收入明代档案五百八十五件，分为四个部分一是辽东都指挥使司档案。档案所涉及时间从明洪武到万历末年，涉及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和民族关系等多方面，跨度相当大，内容相当广泛。但是由于这些档案被清朝入关前用作信牌套的衬纸，剪成椭圆形，造成材料的残缺不全。经过整理共收录军政、职官、财税、屯田、矿业、交通、马市、民族、司法、教育十类三百十六件。
二是山东等处总督备倭署、山东都司等档案。这部分档案多为明嘉靖年间关于山东军务及海防的公文。
三是崇祯年间部分兵部题稿。
四是洪武二十五年《明太祖实录》稿本。
这四部分中，除《明太祖实录》为稿本外，其余三部分内容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除了这些相对集中的明代档案之外，还有不少散见于各地的明代档案，一些地方博物馆中还藏有像明代铺商的日记流水账之类十分重要的档案资料。目前全国三千三百五十六个各级档案馆和数量相近的博物馆等单位，保存了一定数量的档案材料，其中也应有一定数量是明代的。此外，还会有一定数量散落于民间及个人手中，这都需要档案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去进一步收集利用。
许多学者对于档案的利用日益重视，他们不仅指出“编纂和公布档案文献更是档案学和历史学在较高层次的结合”，而且提倡在对于档案的收集、整理、编目、鉴定和对档案文献的编纂和公布等等基础上，“利用馆藏档案作为主要史料来源，对某些历史专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写出有关论文、专著等”。在这方面，早在五十年代后期，邓拓撰写《从万历到乾隆》一文时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他在文章中主要利用了有关北京门头沟矿地区一百座民窑，从明朝万历到清朝乾隆间的一百三十七张档案文书。六十年代初期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一书也是在对于明代档案利用的基础上完成的。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出版的《锡伯族档案史料》（上、下册）共收入了从明朝万历到清朝宣统间的满文档案六百四十七件，汉文档案九十五件，这些档案材料解决了关于锡伯族族源等过去未曾解决的问题，成为今天研究锡伯族历史必不可少的依据。
就目前的情况看，明史研究对于档案的应用与清史研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明代档案在数量上无法同清代相比，因此大多数明代档案不可能形成清代那样的系统化内容，而只能作为研究中的补充，韦庆远《明清史新析》《档案馆进行史学研究之我见》，第0—03页。同时也应该看到，到目前为止，明史研究工作者对于明代档案的开发与利用工作还做得很不够，还有必要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去不断加强。
第二章研究概况第一节近百年来中国学者研究明史的情况明史研究的兴盛明朝，自洪武元年（38）建国，迄崇祯十七年（44）灭亡，中经十六帝、十七朝，历时二百七十六年，跨越四个世纪。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明代约占七分之一。而且上承秦汉唐宋元，下启有清一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这时正值世界范围发生伟大变革的时代。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中国也开始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明朝这段历史，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辉煌灿烂的篇章，在世界历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岁月，到了明代，这种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已经面临解体，但可惜新的进步因素仍十分脆弱。因此，既有原先历史留下的深深烙印，又有自己创造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君主主义皇权的高度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权力结构、阶级结构、经济结构的一系列新变化。这些也是研究明史时必须注意的关键问题。
当然，也是明代历史最迷人的魅力。
明代，还是一个千姿百态、色彩斑斓的时代。
明太祖一举废除丞相制和中书省的大动作；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次人数最多的移民垦荒运动。永乐帝，第一次在中国创立内阁制度；迁都北京以及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
标志大明帝国由强变弱的“土木之变”。
由税粮“折色”而引发的中国古代实物地租向近代货币地租的过渡；东南地区率先掀起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历史性变革；江南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市民运动”的发生以及近代启蒙思潮的出现；欧洲现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和中西文化交流。
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矿税使之争”、“万历三大征”、“东林党争”、辽东战争与“三饷”加派、明宫“三案”、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次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
明太祖的雄才大略，明成祖的开拓进取，明武宗的风流韵事，明世宗的崇信道教，明神宗数十年不视朝，明光宗在位一月而死，明熹宗好弄斧锯，明思宗吊死煤山。
李时珍《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弘祖《徐霞客游记》等，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所处的领先地位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
如此等等，无不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从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说，明代又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转折阶段。在这之前，中国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国力强盛，雄踞亚洲，威震世界，远近咸服。直到明代初年，中华帝国仍是声威远播，万国来朝。而到了明代正德年间，形势却急转直下，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首先公然入侵广东，继之进占澳门，为列强侵略中国开了先例。使中国在国际交往中，从此由主动变为被动。
明朝历史画卷中所呈现出来的这些丰富内容、生动场面和深刻变化，历来深深地吸引着中国学者的注意力，使明史研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同时，也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浓厚兴趣，使明史研究越出国界，成为当今国际汉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
现将近百年来中国学者研究明史的情况，概述于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江苏人民出版社98年版）一书统计，从900年到978年共计出版明史研究著作七百余种、论文等万余篇。978年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明史研究事业更加繁荣，论著更多，成绩更为显著。研究的领域，遍及明代的户口制度、土地制度、农业、水利、交通、手工业、商业、城市、赋役制度、金融货币、政权结构、阶级结构、军事、法律、农民战争、民族关系、宗教问题、社会风俗、历史地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历史人物、海外华侨、对外政策等等。从研究的发展过程看，可以949年0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在此以前，为明史研究的启动时期。在此以后，为明史研究的发展时期。后这一时期，又可以七十年代末期为界，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949年前的明史研究从现有的资料看，在二十世纪国人研究明史的第一篇文章，是毋暇撰写的《明苏州知府姚善》，刊于《清议报》90年3月2议报》，是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维新派在日本创办的刊物，由梁启超等人主编。姚善（30—402）字克一，安陆人，举人出身。洪武三十年为苏州知府，为政持大体，不为苛细，又好礼贤下士。燕王朱棣起兵南下，姚善秘密联络江南松、镇、常、嘉诸府练兵抵抗。建文帝失败，姚善为燕王所俘，不屈而死。当时，《清议报》发表这篇文章的用意，显然是为了唤起国人研究明朝历史的兴趣，并鼓舞斗争勇气。自此之后，明史研究遂蔚为风气，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严格说，中国学者对明史的研究，在明代已经开始。卷帙浩繁的《明实录》、《明会典》、《明经世文编》，以及明代所修的地方志书、明人文集、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