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均有明确规定，如《坊巷乡镇》“据现在所有坊巷、乡都、村镇、保社之名载之。若古有其名，而今已无者，则于古迹下收之，仍要现其今在某处。”《土产贡赋》“凡诸处所产之物，俱载某州某县之下，仍取《禹贡》所赋者收之。有供贡者，载其上贡之数，或前代曾有所产而后遂无者，或古所无，而今有充贡者，皆据实备载之。若有所赋田亩税量，以洪武二十四年及永乐十年黄册田赋贡额为准，仍载前代税额，以见古今多寡之数。”《风俗形势》“凡天下州县所定疆域、山川，既有间隔，习尚嗜好，民情风俗，不能无异，宜参以古人之所论，与近日好尚习俗之可见者书之。”这些规定，对于方志的修纂不仅形成统一要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方志修纂中必应保存的史料的记述。正德《莘县志》所载永乐十六年凡例共二十一项，与前述凡例大同小异，估计很可能是修县志者对于永乐中官方颁行的同一凡例的不同记述，其中关于赋役、户口等记述下限，也均始于洪武二十四年，止于永乐十年。该志序中称“若夫条目之紊乱者，则依我国朝永乐十六年颁降纂修凡例与夫一统志参用之。”根据明人记述，永乐十六年下诏纂修天下郡县志，其后景泰中叶盛称“今欲成盛代一统之书，宜有资军国，益劝戒。如地理户口，类不可缺。必如永乐中志书凡例，充广之可也。”2显然永乐中颁行的方志修纂凡例，既为地方修志所用，也为修一统志所用，故郑晓以“天下郡县志”为一统志之续修，并有以夏原吉、杨荣、金幼孜总其事之说。若只是各地修志，则无须三人领其事。但永乐中修纂“天下郡县志”之凡例毕竟公布于天下，也可以理解为目的主要是为了对于地方修纂方志的控制，这当首先是出于永乐中所推行的文化政策。但是这种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代方志的纂修。只是由于明初的社会经济状况的限制，各地方府、州、县还不可能将修方志这类地方文化举措放到首要日程傅振伦《中国史志论》，第44—48页。
2郑晓《今言》卷一。
之上，因此我们今天见到的明代方志主要在弘治、正德以后。也就是说，明代方志的修纂是到弘治以后才逐渐增多起来的。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统计，明代已知的二千八百九十二种方志中，洪武至天顺年间所修二百五十七种，成化至正德年间四百六十种，嘉靖至万历年间一千六百二十二种，天启至崇祯年间六十六种。如果具体到每一个时期来看，明代方志修纂最多的时期是嘉靖朝，正德次之，弘治、万历又次之，修于天启、崇祯者最少。有些学者由此而得到的结论是；“明代修志，从正德起逐渐增多，到了嘉靖，掀起一个，万历以后又缓慢地转入低潮。”2万历以后修纂方志转入低潮，显然是与当时的政治局面的混乱有一定的关系。万历中期以后，矿监税使四出，怨声载道，民变四起，这自然会直接影响到地方上修志之举，再到天启、崇祯时，江河日下，亡国之象已然显露，修志之事更无从提起了。
明代地方志举要明代的全国性志书有《大明一统志》九十卷。明代全国性的志书始修于洪武初年，即前所述洪武三年（370）修成之《大明志》。至洪武二十七年（394）再修成《寰宇通衢》。但其时全国行政设置未定，因此成祖即位复有修志之意，故永乐十六年诏纂“天下郡县志”。至景泰中再议修志之事，并准依宋代《方舆胜览》为式。时人叶盛称“此赵宋偏安之物，况直为四六设。今欲成盛代一统之书，直有资军国、益劝戒。如地理户口，类不可缺，必如永乐中志书凡例，充广可也。”遂成《寰宇通志》。3然书成未刊，至英宗天顺三年（459）再令李贤等重修，虽称重修，其实是在其基础上略作改动而已。书成后更名《大明一统志》以示与景泰时所修之别，刊行天下。地方志书首为各省通志。明代各省均有通志，其重要者有成化《山西通志》十七卷，嘉靖《浙江通志》七十二卷，弘治《八闽通志》八十七卷，嘉靖《江西通志》三十七卷，嘉靖《山东通志》四十卷，嘉靖《河南通志》四十五卷，嘉靖《陕西通志》四十卷，嘉靖《湖广通志》二十卷，嘉靖《广东通志》七十卷，嘉靖《广西通志》六十卷，嘉靖《四川总志》八十卷，万历《四川总志》二十七卷，嘉靖《贵州通志》十二卷，正德《云南通志》四十四卷。各省通志载一省疆域、沿革、户口、田赋、风俗、物产、职官、学校、名迹、人物等，是了解各省历史的重要文献。
如嘉靖《浙江通志》七十二卷，嘉靖四十年（5）胡宗宪、薛应旂纂修。其时胡宗宪为浙江总督，未必真正参与修志之事，具名而已。薛应旂虽参见巴兆祥《明代方志纂修述略》。
2参见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朱士嘉《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序》。3郑晓《今言》卷一。
主修书之事，而真正修志者当另有儒士多人。该志薛序称浙江旧无通志。嘉靖乙未、丙申间，今少傅存斋先生徐翁视学于浙，始创为之。越十有六年辛亥，旂承乏浙中学政，至则问翁志稿，而掌故已凡几易，罔有知者，因慨钜典就湮，妄意修辑。乃博访旁搜，于故牍中得翁旧所录史传全文及各志铭，凡十有一册。因知薛氏所修《浙江通志》系本于徐氏原作而在其基础上扩充成书。书中卷一至十二为《地理志》，卷十三至十六为《建置志》，卷十七至十八为《贡赋志》，卷十九至二十为《祠祀志》，卷二十一至三十五为《官师志》，卷三十六至四十九为《人物志》，卷五十至五十二为《选举志》，卷五十三至五十六为《艺文志》，卷五十七至六十为《经武志》，卷六十一至六十二为《都会志》，卷六十三至七十二为《杂志》。由此可见各省通志纂修体例之大概。其他诸省通志列目不尽同，而所述内容基本相近。
各省通志之下，则为府、州、县志。终明之世，全国通计有府一百四十，州一百九十三，县一千一百三十八；羁縻府十九，州四十七，县六。如此众多的地方机构，各有其方志，且一些府、州、县志先后一修再修，其数量之多也就不足为怪了。
府、州、县志与各省通志体例相同，述事大同小异，或稍细于通志，而更具地方特色。以正德《姑苏志》（即《苏州府志》）为例可见其一斑。正德《姑苏志》六十卷，正德元年王鏊、吴宽纂修。其中卷一为《郡邑沿革表》，卷二至四为《古今守令表》，卷五至六为《科第表》，卷七为《沿革》、《分野》、《疆域》，卷八至九为《山》，卷十为《水》，卷十一至十二为《水利》，卷十三为《风俗》，卷十四为《户口》、《土产》，卷十五为《田赋》，卷十六为《城池》，卷十七为《坊巷》，卷十八为《乡都》，卷十九至二十为《桥梁》，卷二十一至二十三为《官署》，卷二十四为《学校》，卷二十五为《兵防》，卷二十六为《仓场》、《驿递》，卷二十七至二十八为《坛庙》，卷二十九至三十为《寺观》，卷三十一为《宅第》，卷三十二为《园池》，卷三十三为《古迹》，卷三十四为《冢墓》，卷三十五为《吴世家》，卷三十六为《平乱》，卷三十七至四十二为《宦绩》，卷四十三至五十八为《人物》，卷五十九为《纪事》，卷六十为《杂事》。
王鏊等的《姑苏志》是明代方志中的名作，在地方志中属列目颇细者，因此所保存的史料也详于其他一些地方志。除《姑苏志》外，明代方志中著名者还有如康海的《武功县志》，祝允明的《兴辽志》。其中康海的《武功县志》在编纂上与方志的习惯体例有明显区别，其全书仅三卷，二万余字，记事可谓简练明了，一反通常方志的记事杂芜琐碎，但也因此而“失去纂修志书征文备献的意义”。
府、州、县志是明代地方志的主体，也是明代地方文献中最受重视者。
《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浙江省》。
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985年版，第4页。
一般或由地方官员出面组织修纂，或请名人修纂。因此明代的方志一个主要特点是“许多地方志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结合本地特点，编制了比较罕见的篇目”2。如正德《琼台志》中的“平乱”，嘉靖《韶州府志》中的“洞寇出没”，嘉靖《清流县志》中的“盗贼”，嘉靖《南康县志》中的“十家牌法”和“乡约”，正德《琼台志》中的“破荒启土”，万历《嘉兴府志》中的“医药”，嘉靖《汀州府志》中的“窑冶”，嘉靖《建阳县志》中的“图书”，成化《新昌县志》中的“图像”等等。
明代方志的另一个特点，是在纂修思想上的创新。有些地方志修纂中主张“不志天文”（嘉靖《临安府志》），有的地方志主张“不书星野”（嘉靖《耀州志》），也有的纂修者反对修志中的记事芜杂，主张简练高古，如韩邦靖所编《朝邑志》，全书二卷仅五千七百余字，虽称文风高古，对于后世史家来说，却难有所取了。3府、州、县以下有乡镇志。明代中叶以后，乡镇志的修纂渐多，其体例基本遵循府、州、县志，而因记事范围相对狭窄，内容也相对为简。如嘉靖《澉水续志》，董穀纂于嘉靖三十六年，即为乡镇志中之名作。全书九卷，分为地理、职官、公署、贡赋、兵卫、祠宇、人品、杂记、艺文九门。在明代的地方乡镇志中，也有不依照这类体例的作品，如崇祯末仁和沈谦所撰《临平记》四卷，即全然不遵方志修纂之体，现存该书抄本仅三卷，卷一至二为《纪事》，卷三为《杂记》，全书所辑凡一百余条，末附临平十咏。分年记事，被后人称作“系乡镇志中之创例。”除乡镇志外，明代的方志中还包括有卫所志、山水志、风土志、海防志、古迹志等。这些专门类的志书，因为不属于国家行政区划，所以与一般方志体例上不尽相同。如嘉靖《雁山志》，志浙中雁荡山，全书分为山水、寺院、土产、诗文四类，虽仍志书之体而与省、府、县、乡之志迥然不同。再如崇祯年间僧人传灯所纂《幽溪别志》十六卷，记天台山幽溪，书分为形胜、开山沿革、重兴规制、宗乘、泉石、人物、金汤、檀度、福田、塔墓、古迹、著述、赠遗、余学等凡十六，从形式上近于县志，而内容集中于山水名胜，与地方志所记地方史事仍有相当大的不同。这类方志在明代方志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其中著名的如刘效祖《四镇三关志》、詹荣《山海关志》、冯世雍《吕梁洪志》、孙存《岳麓书院志》、乔世宁《五台山志》等。
从全国性的总志，到地方性的各省通志，各府、州、县方志，以及各地山水风土古迹等志，构成了明代方志的不同层次。这数以万卷计的明代方志，是今天明史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
2朱士嘉《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序》。
3参见朱士嘉《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序》；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等。洪焕椿《浙江方志考》卷十三《浙江乡镇志》。
明代方志的史料价值关于明代方志的史料价值，曾经有许多学者作过详细的论述。明代是中国方志纂修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它在宋代地方志修纂走向定型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使之更趋完善。有些学者提出，明朝人在方志的修纂方面，已经开始涉及方志学的内容。明人对于方志修纂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如或尚繁或尚简，或主张史志为主从，或主张史志为表里，或修志以崇史学或修志以崇地理。虽则看法不同，这些争论与修纂中的尝试，对于明代方志的进一步成熟发展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明人杨一清称“国有史，郡有志志，史之翼也。”2又田秋云称“志也者，识也，郡之史也。”3张居正则称“州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4李东阳亦称“大则史，小则志，兼行而互证。”5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与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谓“方志乃一方全史”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
强调方志的史学特点，就使得明代方志大都突出了记史方面的主要内容，而且大都于地方之事无所不载，从而被学者们称作是一种“地方性的百科全书”，并进而指出“无所不载这个传统之所以优良，是因为一部方志将一地的古今疆域沿革、自然条件、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教育、人物、异闻、琐事等等，分门别类，一一记载下来，就概括了一地已知的全部古今情况，要了解一地重要的人、物、事，只须从中查阅即可。这个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