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希宪说：“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并进一步建议：“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1说出了汉法派欲急除阿合马的心愿。而当时作为汉法派的代表人物皇太子真金对阿合马的所作所为早已极为不满素“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元史·裕宗传》）。
阿合马本人亦知其树敌和积怨太多所以他平日“极为小心和警惕常有卫士随从其寝处不为人所知”以防不测整日里提心吊胆。然而他终究未能逃脱灭亡的命运。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十七日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合谋乘真金随从忽必烈在上都之机诈称皇太子还大部作佛事结八十余人夜入京城诱杀阿合马于东宫前时王著以所袖大铜锤击碎阿合马脑使之立毙。阿合马之同党郝祯亦被杀。消息很快奏到忽必烈面前。当他得报之初很快派枢密副使孛罗等人驰驿大都将肇事者王著、高和尚等诛杀。事先知情的枢密副使张易亦被杀。但忽必烈也知道在反阿合马的一派势力中有包括皇太子真金在内的蒙汉官员在内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加之阿合马犯有欺君之罪将商人们为大汗买来的巨大宝石据为己有；益以真金及诸汉官之进言尽得阿合马罪恶。忽必烈乃大怒说：“王著杀之诚是也。”并命将阿合马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百官士庶聚观称快”。子侄皆伏诛没入其家属财产。其妻引住处死妻四十、妾四百人分赐他人。可见在揭露阿合马的劣迹中以皇太子为代表的汉法1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见《元文类》卷六五。
派是起了作用的。
从阿合马“理财”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可以确定其最终被杀实属必然只不过是时间的迟早和处死方式的问题罢了。纵观忽必烈朝的三个“理财”之臣没一人有好下场便是明证。就阿合马个人而言当他受宠于忽必烈时忽必烈虽称道他“才任宰相”但将其子忽辛仅作“胡贾”看待；当其失宠后忽必烈骂他为“奴”1。其所以能显赫一时仅是其搜括之法迎合了忽必烈“急于富国、敛财心切”的心理。他在忽必烈的心目中犹如一条走狗。识者有言走狗不走就要换狗。如今阿合马被杀而无法再“走”忽必烈当要寻找新的能充当这一角色的人物于是卢世荣、桑哥之流乃相继登场此是后话。
1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93。
第二节桑哥桑哥（e源于梵文的藏语名意为狮子？—1291）《史集》记载为畏兀儿人2藏文《汉藏史集》称他“出身于噶玛洛（bka…ma…1og）部落”3也就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代（755—797）派驻脱思麻地区（mdo…smad今青海东部、甘肃东南部和四川西北部）、后来一直留居当地的吐蕃军队的后裔1。《元史》本传说他是胆巴国师的弟子“能通诸国语言故尝为西番译史”（即藏语译员）；据元人虞集记载他“本大浮图师之译者”2。《汉藏史集》的记载更详说他通蒙古、汉、畏兀儿、藏等多种语言在脱思麻地区汉藏交界之地拜见了帝师八思巴愿为上师效力八思巴将他收为译史。汉、藏文史料相印证说明他出身于藏族噶玛洛部落的记载是可信的。
桑哥谒见八思巴的时间可能是1253至1255年八思巴在脱思麻、朵甘思一带活动期间但更可能是至元初（1264）从上都回萨斯迦途经脱思麻时。《汉藏史集》记载说：“以后当他任古儿赤之职时因其见识广博得上师喜爱多次遣往皇帝驾前奏事。皇帝也因此人之学识和功德将他从上师处取来。”古儿赤（sugurchi）是怯薛执事中“掌内府上供衣服者”但从上文分析他并非世祖的怯薛而是八思巴的侍从。八思巴回到萨斯迦后大概是仿照蒙古的怯薛制度建立了自己的“刺让”（b1a…brang上师私邸）机构设置了13种侍从官其中就有掌内室和服饰之官（gzim…dpon）。很可能八思巴把他带到了萨斯迦成立“刺让”时让他担任了这个职务（同书又载八思巴的司茶侍从是桑哥好友亦可作为他曾任上师侍从的佐证）。其时胆巴当也在乌思藏。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偕同胆巴和13侍从官回京师进呈所制“国字”（即八思巴字）；八年离京赴临洮居住而“以教门之事属之于”胆巴1。桑哥大概也是随八思巴来京并被世祖召用更可能是由八思巴推荐而担任了总制院的官员。《汉藏史集》记载他当官后在大都帝师居处梅朵热哇（me…tog…ra…ba意为花苑）旁建了一座向上师求法的佛堂因此被御史台按治下狱后世祖邀请八思巴同观歌舞八思巴乘机奏明桑哥被下狱事遂得释放。此事生在八思巴最后一次来京时即至元十一年可见桑哥在此之前已任总制院官。汉文史料记载桑哥初受戒于胆巴2可能是在胆巴主持京师教门事之后。八思巴于至元十三年回到萨斯迦十七年乌思藏生反对帝师和朝廷的骚乱八思巴被谋害。世祖遣“大臣”桑哥率领大军前往讨伐此时他已被重新任命为总制院官并升为院使。次年（1281）他率军到达乌思藏先后攻下叛乱者所据朗卓康马土城（在今康马县境）和甲若仓之城（在今江孜县境）处死叛、前任本钦功嘉藏卜2《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46。
3《汉藏史集》陈庆英汉译本页179。
1参见毕达克（）：《元代的藏族政治家桑哥》《匈牙利东方学报》198o年；仁钦札西：《元代中央王朝的藏族宰相桑哥》《西藏研究》1984年第2期。
2虞集：《赵思恭神道碑》《道园类稿》卷四二。
1赵孟睿骸洞笤反土怂麓缶跗沾裙阏瘴奚系凼Γǖò停┲罚徊渭逗焓贰范隆ゃ∩３嗔行Ｗ⒈咀�27o（陈庆英、周润年汉译本页214）。按胆巴随八思巴来中原后初诏居五台山寿宁寺至元八年留京师“王公咸禀妙戒”当即代替八思巴掌领宗教事务。
2《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胆巴传记。
到了萨斯迦。他修建了东甲穷章寺其门楼采用汉地式样建造；在乌思藏各要害之地留下精兵镇戍并整治了驿站（令驻军负责驿站规定由乌思藏各万户人民供应马匹、食粮、帐篷及一切需用之物）然后班师回朝3。
此后桑哥更加受到世祖的宠信权势显赫以至侥幸之徒竞趋其门入贿求官。至元二十一年卢世荣以桑哥之荐白身进用被任命为中书右丞主持政务。二十二年正月桑哥奏请将杭州宋宁宗攒宫和宋郊天台折毁建造佛寺诏准之。不久卢世荣被诛而他的地位并未受到影响。中书省曾令一汉人市油（当为佛事所需用）“桑哥自请得其钱市之司徒和礼霍孙谓非汝所宜为桑哥不服至与相殴并谓之曰：‘与其使汉人侵盗曷若与僧寺及官府营利息乎？’乃以油万斤与之。”（《元史·桑哥传》）其后桑哥交上所营息钱表现了理财的本领。一天他在世祖面前论和雇和买事谈到这件事世祖益喜遂有意重用他给他更大的参预中枢政务之权。至元二十三年正月根据他的奏请诏命江淮释教总统杨琏真加遣送南宋宗戚谢仪孙、全允坚、赵沂、赵太一至京入质；七月命桑哥具列中书省宰执等官姓名奏进以定人选朝廷上有所建置以及人才进退都让他参与议决。作为掌管佛教和吐蕃事务的总制院使竟受命预议政府大臣人选此事颇不寻常表明世祖已决意用他主持政务了。适此时南士叶李被征召至京问以治道叶李也推许桑哥使世祖益信桑哥可以任相。
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诏立尚书省分别任命了尚书、中书两省官以桑哥为尚书平章政事。中书右丞相安童奏请不用桑哥别相贤者不听。中书六部被改为尚书六部各行中书省也改为行尚书省统归尚书省领导；除任命行省官要与中书省议行外其余事务都由尚书省从便奏闻。同年十一月进桑哥为尚书右丞相仍兼总制院使（二十五年桑哥奏改总制院为宣政院仍兼院使）于是独揽了朝廷大权。
桑哥执政后相继采用了几项措施来解决财政问题。一项是更定钞法于当年三月颁行至元宝钞。另一项最重要、反响最大的是钩考中书省和全国各地钱谷。先检校中书省查出亏欠钞477o锭昏钞1345锭。桑哥志在严厉整治中书以张声威遂审问省官参政杨居宽自辩“实掌铨选钱谷非所专”桑哥令左右拳击其面责以用人不当。参政郭佑被责“多所逋负尸位不言以疾为托”也遭到殴辱。十月杨、郭二人均被处死。以失职之罪竟诛参政大员殊属苛重据说桑哥当总制院使时不少人走他的门路得内旨授官其中必须通过中书的有些被杨居宽裁掉裁不掉的也被记下其得官之由因此桑哥怀恨乘机报复1。当时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声势甚厉御史台吏王良弼与人议论说：“尚书钩校中书不遗余力他日我曹得尚书奸利其诛籍无难。”桑哥闻其言捕良弼以诽谤尚书省政事罪杀之籍其家。二十五年九月桑哥以钩考事重奏置征理司秩正三品专治合追财谷。十月又以各行省欺盗、亏欠钱谷必多除湖广省已委其平章要束木自查征偿外奏请派尚书参政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等省、院、台官12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陕西）六省钱谷每省2人特授印章并给兵以备使令和护卫。于是钩考范围扩大到了全国（除云南、吐蕃外）各地普遍进行清查和追征积年逋欠钱粮期限严急。钩考的目的3《汉藏史集》汉译本页18o—181。有关年代参照毕达克《中藏与蒙古》页22—25。1姚燧：《杨居简墓志铭》《牧庵集》卷二八。
完全是为解决国用不足问题这在桑哥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的上奏中说得很明白：“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以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由于旨在多征钱粮所委任钩考官又多贪饕邀利之人行省承风严厉督责下属唯求增羡除责偿于亏、盗钱粮的官吏外势必主要逼取于百姓。特别是江南理算追征逋欠甚急“胥卒追逮”相望于道“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扬州、杭州两地受害最惨“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亲；又失代输其邻。追系收坐牢狱充牣掳掠百至”。被逼死者达五百余人1。钩考导致天下骚动江南“盗贼”蜂起达数百处可见桑哥所奏“未尝敛及百姓”实际上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
通过实行钩考追征逋欠钱谷只能暂时补足一下国用桑哥在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上奏中就说：“臣恐自今难用此法矣”据他解释是因为“仓库可征者少而盗者亦鲜”其实当时“理算”出来的逋欠数目甚大“已征者数百万未征者数千万”（《元史·赵孟畲罚┑捎谄淙硕嗨溃ɑ蛱油觯┦导噬衔薹ㄗ氛髦缓米靼铡Ｓ谑撬岢鲇忠幌畲胧┘丛黾痈乘埃貉慰蚊恳芍型吵�3o贯增为5o贯；茶课每引由5贯增为1o贯；酒醋税课江南增额1o万锭腹里2o万锭；大增商税江南为25万锭腹里2o万锭；有协济户18万入籍以来只输半赋今增为全赋。此外海运江南粮是当时京畿地区粮食的重要来源桑哥执政后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增置上海、福州二海运万户府。二十五年十月他又奏请将次年海运粮数由过去每年三、五十万石左右增定为百万石同时奏请开浚安山至临清的运河（即“会通河”）将此段原6运夫放罢为民征其赋入以给开河之费。皆诏准施行。桑哥还提出了另两项增收节支的措施。至元二十五年四月他奏言：“扈从之臣种地极多宜依军、站例除四顷之外验亩征租。”准行之。“扈从之臣”系指怯薛占有大量土地而不纳地税现在令他们按军、站户体例占地过四顷的都要交地税。《汉藏史集》记载桑哥“对怯薛们实行限制”引起他们的忌恨当包括这件事。其年十二月他又提出：“有分地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觊赐与。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世祖令：“自今不当给者汝即划之当给者宜覆奏朕自处之。”（《元史·世祖纪十二》）赏赐诸王贵戚（即“有分地之臣”）是当时一项巨大的财政支出在国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桑哥不得不予以裁抑。按照桑哥的建议还收缴了安西王相府印。皇子忙哥刺之子阿难答嗣封安西王另一子封秦王桑哥认为一藩二王不妥遂诏罢秦王之封收还其印；东道诸王胜纳哈儿用“皇侄贵宗之宝”桑哥谓“宝”非人臣所宜用奏改授“济南王印”。以上几条都触及蒙古贵族以至皇室成员的权益桑哥也敢于提出并被采纳可见世祖对他的宠信程度。
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大都人史吉等请为桑哥立“德政碑”诏准之命翰林学士阎复撰文题为《王公辅政之碑》；次年闰十月碑成树于省前。又敕以秃鲁花（怯薛散班）及侍卫兵百人为桑哥导从并许其乘小舆而行。其宠荣为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