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王氏所生子在璮败亡前已出任官职据此推断文统设奔李璮的时间可能在124o年前后。
古统治者需要用他来承担东线攻防之责李璮也借此自重与蒙古朝廷讨价还价。蒙古朝廷多次要征调他的军队都被他以本境防务重（“以一路之兵抗一敌国”）、不宜分军为由巧言拒绝而且还多赐金、银符和银两让他奖赏所部有功将士。当时各地“诸侯”均出兵从征人民深受签军之苦独益都得免于征调。宪宗二年（1252）和七年李璮出兵从南宋手里夺取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涟水诸城既扩展了辖土又可以此向蒙古朝廷报功邀赏。文统为李璮出谋划策者必不止上述诸事从李璮势力的壮大忽必烈诸谋士对他的评价以及后来他被骤然重用看来他在山东治理军民方面应极有成效所以能声名远播。忽必烈与其藩府诸臣评论天下人才就谈到文统只有姚枢从正统儒学角度指责他“学术不纯”而对其才干却并无异辞。
宪宗九年忽必烈统兵攻鄂州宋右丞相贾似道亲督诸军守御。守城宋军一夜间就树起木栅环城阻挡住了蒙古军的进攻忽必烈十分赞赏以为贾似道之能对扈从诸臣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刘秉忠和张易当即进言荐举：“山东有王文统才智士也今为李璮幕僚。”以问廉希宪希宪也说对文统才名早有所闻1。次年（126o中统元年）三月忽必烈即帝位四月设立中书省“以总内外百司之政”即起用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忽必烈原藩府中人才济济如刘秉忠、张文谦、廉希宪、姚枢、窦默、郝经、张易等都是多年追随他的亲信家臣谋士或早经聘问的名儒。按以往蒙古朝廷惯例新汗即位总是先委任亲臣掌理政务忽必烈却选择了与他关系疏远的汉人世侯李璮的幕僚王文统而且一下子就拔擢为主持国政的宰相原藩府旧臣张文谦、廉希宪、张易等反居其次（任左、右丞和参政）。这一方面固然出于忽必烈博大的用人胆略同时也因为王文统确实“材略规模朝士罕见其比”1。他的任相显然得到了忽必烈最亲信的谋士刘秉忠和家臣廉希宪等人的支持。
布衣拔擢受命秉政由诸侯幕僚一跃而为朝廷宰相是王文统生平的最大转折点。一方面忽必烈“授之政柄”、“委以更张庶务”使他得以尽其才智伸展抱负；另一方面也使他成为权力和派系不同政见斗争的焦点。
王文统是在关键的历史转变时刻受命掌政的。自蒙古进入中原以来四十余年一直未能建立起适应中原汉地的统治制度。太宗时耶律楚材力图逐步推行汉制改变蒙古的统治方式但受到极大阻挠其所定制度“见于设施者十不能二、三”。郝经把当时汉地不治的情况概括为：“法度废则纲纪亡官制废则政事亡都邑废则宫室亡学校废则人材亡廉耻废则风俗亡纪律废则军政亡守令废则民政亡财赋废则国用亡天下之器虽存而其实则无有。”宪宗时期“旧弊未去新弊复生”2。忽必烈即位始决意进行根本改革而“更张庶务”的责任就交给由王文统主持工作的中书省。中书省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设置十路宣抚司。当时各路长官多世侯尽专兵1《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巨事略》卷七。
1王恽：《中堂事记》。
2郝经：《立政议》《陵川集》卷三二。
民财赋之权州县官吏皆其部属也是子承父职。数十年来他们上下相传自行其政视辖境为领地人民如私奴任意盘剥欺压。如平阳、太原路“官世守吏结为朋党侵渔贪贿以豪强相轧其视官府纪纲及民疾苦殆土苴然而贫弱冤抑终莫得伸”“赋役素无适从官吏狼狈为奸赋一征十民不胜其困故多逃亡”1即是典型情况。他们一方面对人民淫刑暴敛另一方面又隐漏户计侵蚀官赋将“合该纳官存留包银并丝料粮税等差私已用度以致民间俱各征足官司不得实用”2。因此各地户口减耗国家赋税严重受损。早在忽必烈即位前不少谋臣就提出改革地方统治制度、限制诸侯权力的建议。中统元年五月遂立十路宣抚司对各路诸侯实行监督整肃州县吏治旨在使人民安于田里国赋能如数征收。对宣抚司官的考核标准即是“户口增差办方为称职”3；先后所颁圣旨条画规定了宣抚司对所管地方官吏以及户口、财赋、刑罚等各方面政务的体究权责。宣抚使、副多以忽必烈原藩府旧臣出任或出于文统所荐举。宣抚司的设置虽不足两年（中统二年十一月罢）而治效颇佳。如平阳太原等路宣抚使张德辉惩办了特别恶劣的官吏数十人“搜剔吏弊遴选官属庶政一新”同时整顿赋役“阅实户编均其等第出纳有法数十年之弊一旦革去”当地老人称颂“六十年不期复见此太平官府”考绩为诸路之最4。其他宣抚司也都在改进吏治、安定社会、劝课农桑和均平赋役等方面作出了成绩。
第二件事是完善政府机构。中统元年七月立行中书省于燕京取代原燕京“行尚书省”掌理汉地政务王文统以平章政事主持行省工作。命各宣抚司选取儒士、吏员通钱谷者赴省任用置左、右司及其他各下属机构。二年初行省颁新政条画于各路宣抚司对税粮出纳、劝课农桑、刑罚治安、州县官吏考核黜陟等等地方政事都作了规定。三月文统奉召至开平遂与中书省诸宰执反复集议政务奏准施行主要有：置中书左（吏、户、礼）、右（兵、刑、工）部并定其职责任命了左、右部尚书；制订民事条画二十七款及各路宣抚司应行条画七款；内外新旧官员改授定制；制订中书省工作条例十条等。
第三件事是改革五户丝制度限制投下权利。太宗八年（1236）将中原州县民户分封给诸王贵戚勋臣（投下）在耶律楚材建议下实行五户丝制即每二户出丝一斤纳于国家每五户出丝一斤纳于投下（宪宗时增加为国赋每户一斤投下赋每五户二斤故称“二五户丝”）由朝廷设官统一征收每年按数颁给各投下此外不得擅自征敛。但实际上各投下都径自派官向份地民户征赋百般搔扰且往往额外多取。投下对份地的榨取和诸侯专权一样是当时最大的弊政。中统元年中书省议：“诸投下五户丝科自来就征于州郡”“如此是恩不上出事又不一于政体未便”遂奏准皆输燕京总藏每年令各投下派官到中书省按数支取1。此外中统二年中书省又对在诸路附籍的投下私属人户进行整顿甄别除某些特定的投下赋役外均1《宣慰使张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
2《元典章》卷二五《包银从实科放》录中统元年宣抚司条画。
3王恽：《中堂事记》。
4《宣慰使张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
1王恽：《中堂事记》。
令与民户一体承当差（同上）。这些措施无疑是对投下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
第四件事是钞法改革。太宗以来没有统一的货币制度各路都行钞币在本境使用十分混乱。中统元年在王文统主持下由中书省统一行“中统元室交钞”同时废除了各路所行钞币。因行新钞真定原行银钞之价顿亏文统采纳宣抚使刘肃的意见许各路之钞如数收换使百姓免受损害。文统对实行钞法极为谨慎日与主管部门交钞提举司及诸省官商议博采众议深为讲究利病制定了周密的制度并命各路宣抚司限期将所管地方“钞法有无阻滞及物价低昂与钞相碍于民有损者”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因此中统钞法初行时信用很高流通甚畅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方便了民间贸易。1文统当政的两年间主要精力放在理财方面。忽必烈即位伊始就爆了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军马调频繁军需粮饷供给浩大加以诸王朝会赏赐、设立新的军政机构、营造宫室都城等都需要大笔经费而当时库藏几无积储因此保证足够的财政收入是忽必烈新政权面临的紧迫大事。忽必烈将“凡民间差、宣课盐铁等事一委文统等裁处”授以管理财政的全权。文统的理财方针是“欲差办而民不扰”。当时主要的弊病是财赋制度混乱地方各自为政诸侯、投下征敛无度官吏贪赃作弊差不均多征少纳以致百姓逃亡者多国赋严重亏损。针对这些弊病中书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通过立十路宣抚司、改革投下五户丝制和实行统一钞法将财权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核实户口从实勘定各路差总额府、州、县、村逐级验户数物力科征张榜晓示差数目县榜需开具各村人户花名及其合纳差使负担合理均平不致隐漏或偏重；对各级官吏加强督责检查以户口增、田畴辟、赋役均、差办作为考核标准不称职或贪赃欺弊、侵损国赋者予以罢黜或治罪；定盐酒等税法申严私盐酒之禁并置互市于颍州、涟水、光化等处与宋人贸易禁军民越境私商使课税不致流失。文统的理财政策获得了显著成效。中统二年忽必烈召文统等行省官至开平集议政务并检查财赋情况命文统与前燕京行尚书省臣辩论中统元年民赋虚实、比上年（宪宗九年1259）多寡之数继而诸大臣会集中书省检查前省民赋“以上年比中元数多而所入者鲜以中元比上年户同而所入者广论辩者久之前省官屈服”前后政绩优劣遂较然分明1。就是说中统元年不但没有比上年增加赋额且有所减少。据记载行省本欲按丁巳（宪宗七年1257）户籍征赋李昶进言由于逃户很多这样做势必迫使现存人户替逃户补纳加重负担文统接受他的意见蠲免了逃户之赋2；中书左丞、行大名等路宣抚使张文谦也向王文统提出百姓疲弊已久又遇岁旱应该量免税赋终于说服文统“竟蠲常赋十之四商酒税额十之二”3。按中统元年宣抚司条款规定：“被灾去处以十分为率最重者虽多量减不过四分；其余被灾去处依度验视从实递减三分二分等科降差视此为差。不被灾去处1王恽：《中堂事记》。
1王恽：《中堂事记》。
2《尚书李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
3李谦：《张文谦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八。
斟酌民户难易委实偏重去处虽多不过裁减一分。”4。尽管减免幅度较大但由于措置有法中统元年国家财政收入反而过了上年。燕京帑藏起运到开平后忽必烈检视内藏喜甚曰：“祖宗以来未有如是之多也。”5可以说做到了前代政治家提出的理财目标：“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任相两年中文统殚精竭虑为朝廷效力充分挥了他的政治才干忽必烈问以钱谷大计他“敷对明敏虑无遗策”这是因为他“凡军国大事皆有成算然后撮其要领使例相比虽纵横论难不出所预”。他兢兢业业勤于政务。主持行省工作与同僚“未明已即事过晡始散是早”；行钞法如履薄冰日与僚属讲究利病惟恐有失；下至薄书钱物细务也亲为规画指授掾属如诸路所造狐貉衣裘报上数目他教省掾用“棋方抹子”方法（类似古史臣编制年表之法）通类比附即可见估值高下孰省孰费。他决定和处理政务颇能倾听不同意见兼采众长并不刚愎专断如上述采纳李昶、张文谦意见量减民赋采纳刘肃之策许各路行用钞如数兑换中统钞即是显例。中统二年四月中书省诸宰执集议中央和地方政事（选官、户口、赋税及钞法等）意见颇纷歧文统曰：“何伤取其长便者用焉。”经反复集议始以所定军国大政上奏皆获允准。
治国方针的分歧与派系斗争忽必烈对文统的见识、才能和政绩极为赞赏至有相见恨晚之叹屡屡召见多所顾问。中统二年五月新拟中书省宰执人选忽必烈有意擢文统为丞相召宋子贞、张德辉、杨果等征询意见杨果等奏：“王文统材略规模朝士罕见其比然骤加登庸物论不无新旧之间。如史天泽累朝旧臣勋硕昭著若使宅百揆大厌人望令文统辈经画其间则省事成矣。”就是说文统才干群是无可否认的但因他是新进之人若擢为相会引起旧臣不满不如用史天泽可以服众而让文统等实际筹画政务。于是以史天泽为右丞相文统遂仍为平章政事忽必烈特慰之曰：“卿春秋高恐劳于奏请今后可运筹省幄若有大议须面陈者及朕有所咨访入见小事令人奏来不必烦卿也。”可见其对文统的敬重和信任。随后决定史天泽等一部分省官留在开平中省一部分省官以文统为行中书省事于燕京诏“管民官、管军官、鹰房、打捕、诸色造作一切大小公事并听行省从宜处置”。文统向皇后、太子辞行“太子慰奖甚厚有元老克壮谋猷之谕”；刘秉忠在南屏山迎送“待遇甚恭”1。
对任用文统当政窦默、姚枢等一帮儒学派谋臣自始就不以为然。忽必烈即位之初召窦默问有无如唐魏徵之人才默即推荐以深契程朱理学闻名的许衡但忽必烈未予任用却将政务委付给以权谋智略著称的王文统。文统受命于国用急迫之际自以理财为头等大事力求收实效故颇主功利之说这和窦、姚、许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