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更钞法和行用铜钱造成货币制度的更大纷乱和对人民更多的掠夺。当时中统、至元二钞行用已久行量甚大武宗即位后又滥支钞本达一千多万锭（《元史·武宗纪》至大二年九月）钞虚物贵已甚却仍未能从节用着手只图以倍数更大的新钞贬抑、取代旧钞并增加课税2来挽救钞法。在议更钞法时就有人提出：“今钞已虚数倍若复抑之则钞虚而物愈贵非法之善也。”3果然至大银钞颁行后因倍数太多（比至元钞高五倍比中统高二十五倍）轻重失宜钞币信用益虚物价更加腾踊4如成宗初年至元钞2钱可买盐4斤此时因盐课提高至元钞贬值还不够买一斤5。铜钱则“鼓铸弗给”乃许新钱与前代旧钱并用朝廷所新、旧钱尚有数而民间收藏者多至不可胜计新旧钱恣用实壅害钞法。
至大四年（1311）正月武宗死仁宗以皇太子身份行旨罢尚书省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名诛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三月仁宗即位。四月下诏废至大银钞、铜钱仍专用中统、至元二钞。诏书条画大略为：（1）停止印造至大银钞已至各处的料钞即日封存民间行使者听赴行用库倒换或预买次年盐引、交纳诸色课程以便回收；（2）恢复印造中统钞与至元钞并行凡官司出纳、百姓交易并以中统钞数为准计算；（3）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钱在诏书到后即日封存民间持有者限五十日内赴行用钞库倒换前代旧钱一律停止使用；（4）资国院及各处泉货监、提举司并行革罢其钱货点数收贮；（5）申严惩治伪造、挑补宝钞条例；（6）金银私易权宜开禁许从便买卖仍禁商舶收买下番。诏书中没有再定金银与钞兑换比价因为已不禁民间私相买卖。据皇庆元年（1312）中书省奏事盐课中收银部分（十分之一）的官定折价每锭银折中统钞25锭1与行至大钞时所定比价一样。
1《元史·食货志·钞法》；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
2如盐课价钞元贞二年已提到每引中统钞六十五贯至大二年改为至大银钞四两折中统钞一百贯。见《元典章》卷二二《盐袋每引四百斤》。
3苏天爵：《高昉神道碑》。
4《农田余话》上；《三场文选对策》六。
5《元典章》卷二二《盐袋每引四百斤》。
1《元典章》卷二二《银中盐引》。
至大银钞只行用了一年多铜钱行用则只有几个月自仁宗以后就专用中统、至元二钞。中统钞自至元二十五年即停止印造因钞值愈轻而印造本大虽法定与至元钞并用却未再印造原行者亦渐次昏烂收换殆尽主要行用至元钞；至大四年恢复印中统钞以后每年一般只印造1o万锭仍以行至元钞为主。至元钞印造数从至大四年至延祐元年（1311—1314）每年都在2oo万锭或更多些。数量这样大一方面固然有兑换回收至大钱、钞的需要但主要原因是当时帑藏已耗费殆尽而赏赐、营建、佛事、军需以及官爵泛滥等种种经费开支仍然十分庞大如至大四年十二月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所奏：“今每岁支钞六百余万锭又土木营缮百余处计用数百万锭内降旨赏赐复用三百余万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今帑藏见贮止十一万余锭若此安能周给。”（《元史·仁宗本纪一》）亏空如此安能不多印钞支用。仁宗虽有志更新“然财散不可复收弊久未能损革”钞法之弊未见改善1。延祐元年（1314）因经用不给中书省集诸老商议皆谓若动钞本则钞法愈虚乃主张预买山东、河间来岁盐引及各冶铁货以补足当年用度又建议经理江南田粮查括其隐漏顷亩以增赋奏准施行。同年又因给军钱物不敷将盐引价由每引中统钞2锭增为3锭2通过这些措施增加了岁入避免了动支钞本。同时仁宗在改革旧弊、撙节经费方面也颇有成效财政情况有所好转。二年以平章李孟分领钞法。这一年至元钞印造数降为1oo万锭；三年至五年再降到4o万锭或略多。印造和支用得到控制钞值相对稳定了银钞折价每两保持在中统25贯3民间物价比至大时还有所下降4。
延祐六七年至元钞年印数陡增至148万锭。延祐七年末官定盐课银折价曾上升为每锭准中统钞4o锭5按此衡量钞值下跌了百分之三七·五但时间不长其后年印钞数又逐年减少泰定二至四年（1324—1327）均为4o锭。天历元年（1328）十一月中书省奏称因当年罢印钞本拟次年印造至元钞119万余锭中统钞4万锭；监察御史奏：“户部钞法岁会其数易故以新期于流通不出其数。迩者倒剌沙以上都经费不足令有司刻板印钞今事已定宜急收毁。”二年十二月定次年（至顺元年133o）“造至元钞45万锭中统钞5万锭如岁例”。似以延祐中期和泰定间的年印数为常额但至顺二、三年造“岁额钞本”至元钞分别为89万和99万余锭（《元史·文宗纪》）可见实际上没有确定的“岁例”大抵不过百万锭即属不逾常数。大约在至治三年官定银钞折价就回复到每锭银折中16文圭：延祐元年乡试策《流民贪吏盐钞法四弊》《墙东类稿》卷四。2《元典章》二二《盐价每引三定》。
3《元典章新集》《盐价》。
4据《元典章》卷二二《犯界食余盐货》延祐四、五年中统钞一贯可买盐一斤四两至二斤。5《元典章新集》《至治元年盐引十分中收一分银》；《元史·食货志·盐法》。统钞25锭直到至顺年间没有变化1。总的说来从延祐到至顺年间钞值没有大幅度的波动。
1许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元史·文宗本纪》至顺二年十一月辛卯日下记：“诸盐课钞以十分之一折收银银每锭折钞二十五锭”；《至顺镇江志》卷六《包银》条所记折价同。第五节至正变钞与钞法的崩溃元顺帝时期的印钞数记载缺略。从元统元年到至正十年变更钞法以前的18年（1333—135o）中仅《元史·顺帝纪》记有三年的印钞数即至元二年（1336）十一月壬申日下记：“印造至元三年钞本一百五十万锭”至元四年正月癸亥日下记：“印造钞本一百二十万锭”以及至正元年（1341）二月“印造至元钞九十九万锭中统钞一万锭”。同书又有至元六年二月朔“诏权止今年印钞”、至正元年十二月癸亥“以在库至元、中统钞二百八十二万二千四百八十八锭可支二年住造明年钞本”的记载据此推测没有记载的其他年份当是照常印钞的。元统年间苏天爵在《灾异建白十事》1中论及钞法谓所印钞已逾定额数倍钞日益虚物日益重因此主张行铜钱法与钞相权。至正三年揭傒斯在朝廷集议政事时又提出“当兼行新旧铜钱以救钞法之弊”的建议2。据至正六年的物价资料银每两为钞3o贯金每两钞6锭3比至顺时高百分之二十。这说明自顺帝即位以来钞虚物贵的情况日益突出钞法之弊又成为一大问题。
当时元朝政治已十分。至正四年的黄河决口造成中下游“方数千里”严重受灾随后又连年水旱使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各处饥民、流民不时起事国家税赋收入减少而经费开支却愈益浩大。九年脱脱复任中书右丞相亟欲有所作为而如何解决财政困窘便是一大难题。在这种背景下变更钞法之议又被提了出来。
至正十年四月左司都事武祺建议变更钞法。武祺前曾进言：“钞法自世祖时已行之后除拨支钞本倒易昏钞以新行用外有合支名目于宝钞总库料钞转拨所以钞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来失祖宗元行钞法本意不与转拨故民间流转者少致伪钞滋多。”（《元史·食货志一》）遂准其言凡合支名目于总库转支。武祺之言并不符合世祖以来钞法的实际情况。考中统钞法初行曾规定“总库印到料钞除支备随路库司关用外一切经费虽缓急不许动支借贷”（王恽《中堂事记》）最初十余年遵行惟谨军国经费皆于差课内支使不轻易动用总库料钞故钞币行有节信用甚高流通亦畅。后当权者不计出入一切经费随意支用新印料钞以致滥印滥支造成通货膨胀。这是世祖后期以来历次钞法败坏的重要原因所以议者多反对动用钞本。为了反驳这种意见武祺还特著《宝钞通考》一书（今不存《四库总目提要》政书类存目有概略介绍）“历考中统以后八十余年钞法”大旨是申述其流转钞多则钞法通、少则钞法坏的显然是极为片面的观点。据此书所载统计数字数十年中总印钞59o5万余锭总支（投放）1《滋溪文稿》卷二六。
2黄溍：《揭傒斯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六。
3杉村勇造：《元公牍零拾》《服部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文集》。
562o余万锭总烧（昏钞）36oo万余锭则除库存28o余万锭料钞外尚有约2ooo余万锭在行用中怎么能说“流转者少”？显然由于当时财政困窘当政者想采取至元中阿合马的做法直接动用总库印到料钞支一切经费而不必受岁入的限制武祺遂曲为之说以迎合其意。但一味依赖动用钞本无异于饮鸩止渴必然导致钞法愈坏于是又提出变更钞法的主张。
其年十月吏部尚书偰哲笃也建议变更钞法。他们的方案大略是：改印新交钞并铸至正铜钱钱钞兼行以交钞为母一贯权铜钱一千文而钱为子；新钞、旧钞、至正钱、历代铜钱通用。诏命中书省、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集议。由于变钞符合丞相脱脱之意众皆唯唯不敢出一语独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表示反对监察御史秉承当权者之意劾吕思诚狂妄。遂定变钞之议奏准颁诏实行。其法为：（1）行至正印造中统交钞（据现存实物其正面钞名仍为“中统元宝交钞”背面印“至正印造元宝交钞”字样及交叉钱贯图形）一贯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钞二贯；（2）铸造“至正通宝”钱（据现存实物正面文为汉字楷书背面上方有八思巴字地干纪年；又有折二、当三、当五、当十等大钱背面有八思巴字及汉字数码）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3）至元宝钞通行如故。遂置诸路宝泉都提举司于大都（取代原诸路宝钞都提举司）下属有鼓铸局、永利库掌鼓铸至正铜钱、印造交钞。十一年十月又置宝泉提举司于河南行省及济南、冀宁（太原）等处凡九所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各一所1。
变更钞法后钞的印造数仅《元史·顺帝本纪》载有至正十二年正月和十三年正月各“诏印造中统元宝交钞一百九十万锭至元钞十万锭”以及十五年十二月“以诸郡军储供饷繁浩命户部印造明年钞本六百万锭给之”显然是记载有阙。至正钞、钱法实行不久果如吕思诚所料因新旧钞、钱兼行有轻重、虚实之殊造成了货币流通的混乱。时人王祎作《泉货议》云：“顷岁以中统交钞重其贯陌与至元宝钞相等并行京师复铸至正新钱使配异代旧钱与二钞兼用。其意殆将合古而达今而不知适以起天下人心之疑。夫中统本轻至元本重二钞并行则民必取重而弃轻；钞乃虚文钱乃实器钱钞兼用则民必舍虚而取实。故自变法以来民间或争用中统或纯用至元好恶不常。以及近时又皆绝不用二钞而惟钱之是用。”2据叶子奇《草木子》载至正印造中统交钞“料既窳恶易败难以倒换遂涩滞不行。及兵乱国用不足多印钞以贾兵钞贱物贵无所于授其法遂废。”这里指出了至正钞法败坏的两个原因：一是所用料纸极差“用未久辄腐烂不堪倒换”一是多印滥支钞值大贬。由于爆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事频繁军费激增而大片地区沦为争战之地或落入农民军之手使政府税赋收入锐减惟赖多印钞币以给之又需要广籴粮米诸物供给京1参见《元史》的《顺帝纪》、《食货志》、《百官志》。
2《王忠文公集》卷十二。
师还有奢侈的宫廷消费赏赐诸王贵族和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等各项经费均极浩大动辄十、百万锭是以“钞币倍出物重钞轻”1。虚钞泛滥钞值随贬所规定的一贯钞权铜钱一千文一开始就是不能兑现的空文到至正十二年一些地方一贯只值钱14文2。时人孔齐《至正直记》卷一历述钞法崩坏过程云：“至正壬辰天下大乱钞法颇艰；癸巳又艰涩；至于乙未将绝于用。遂有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糜不烂之说。观言钞描不成画不就如观音美貌也。画者如画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谓不乐受即走去也。糜不烂如碎絮筋渣也。丙申（十六年）绝不用交易惟用钱耳。”可见至正钞法甫行二、三年即涩滞不通才七年竟化为无用之废纸。《元史·食货志》对至正钞法有一段很精当的概括：“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胜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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