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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阶段。约从大德末年至天历二年（1329）。这一时期南方漕粮征收的布局有所调整岁运之数继续大幅上升。
漕粮的征收地元初大致沿袭宋代即以湖广、江西和江浙地区的税粮充运。其中江东宁国、池、饶、建康地区的漕粮称为“上江粮米”常由海船逆长江而上装运；江西湖广的漕粮则用河船东运至真州兑入海船。这不仅耗费人力、物力而且海船逆长江上行困难很大。于是至大四年（1311）作出新的规定实物粮改从两浙地区征收海船停泊沿海港口就便装粮起运。这种“弃远就近”装粮的方法颇与已经形成的海运体制相适应效益明显“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元史·食货志一》）。后来随着岁运之数的激增并考虑到两浙地区不断出现灾荒上述“弃远就近”装粮的原则也不得不有所调整具体办法是在集庆龙湾（今江苏南京下关）构筑粮仓（集庆仓或称广运仓）以集中沿江粮米再另拨河船往东运至开洋港口兑入海船1。粮食征集区域再次扩大同时又能避免海船逆江上行之难。岁运之数至大四年前在两百万石以下。延祐六年至天历二年间（1319—1329）除至治三年（1323）外均在三百万石以上天历二年达三百五十余万石这是元代海运的最高额。
（四）衰落阶段。从后至元元年到至正二十八年元亡（1335—1368）。
元朝后期海运业如同元代社会那样衰落破败百孔千疮“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岁运之恒数而押运监临之官与夫司出纳之吏恣为贪黩兼以风涛不测盗贼出没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后有不可胜言者矣！”（《元史·食货志五》）
元末农民大起义后海运濒临衰歇“元京军国之资久倚海运及失苏州江浙运不通；失湖广江西运不通”1。为挽救危机元廷试图用就近屯田的办法另辟粮源但很快归于失败于是只得继续乞求于海运。
元末海运残局的维持一是依赖江浙的张士诚、方国珍二是福建的陈1王逢：《张孝子序》《梧溪集》卷五。
1郑元祐：《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达鲁花赤和尚公政绩碑》《侨吴集》卷十一；虞集：《两浙运使智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三。
1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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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珍兄弟于至正八年（1348）“亡入海聚众数千人劫运艘梗海道”。此后降于元元廷利用他维持海运。他虽时降时叛但从至正十九年起尚能“岁岁治海舟为元漕张士诚粟十余万石于京师”（《明史·方国珍传》）。张士诚于至正十六年据平江（今江苏苏州）次年降元。至正十九年元廷派专使来平江于方、张之间“往来开谕”使二人各具舟、粮结果“粮得入京者仅十一万石自是岁以为常”（吴宽《平吴录》）。据载至正十九年和二十年起运粮为十一万石至正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为十三万石。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张士诚自立为吴王此后“元征粮不复与”并杀劝贡将领江浙海运至此绝。但福建陈友定仍忠于元廷一条从福建绕过江浙直通大都的海道得以一度通行一些地方官员也不时凑集一些粮食接济大都直至元亡。
第七章钞法第一节初期钞法与地方货币元朝沿袭金代钞法并进一步完备是中国古代纸币制度最盛行时期。元廷统一行纸币（通称“钞”）不限年月全国通行；元代大部分时期不铸造铜钱并禁止行用前代铜钱除少数地区外钞是唯一通用的法定货币。
中国纸币制度渊源于唐代的“飞钱”创始于北宋四川民间行的“交子”。四川交子不久收归政府行并逐渐扩大流通于陕西、河东等地区北宋末改称“钱引”。南宋时除四川钱引（后改称“会子”）外又行了东南会子、湖北会子、两淮交子等各有规定流通地域。四川交子（钱引）每二周年行一界后界行后前界即不再行用以旧换新；后来行用年限延长到四年、六年（即二界、三界并用）；到南宋中后期先后改为三年一界、十年一界最后不再立限永远行用。东南会子初不定界别后定为三年一界不久也延长行用期限到六年、九年（二界、三界并用）最后取消了期限。金海陵王贞元年间仿宋交子之法立钞引法（钞法）行交钞；初定行用期限为七年后取消期限只规定以昏烂之钞兑换新钞。宣宗时改变钞为贞祐宝券后又行贞祐通宝。宋、金纸币面值均为贯、文（钱币单位）自2oo文至1o贯十余种。宋交、会以旧换新扣纳纸墨费每贯3o文；金交钞昏新兑换工墨费15文。以上是宋、金纸币制度的大略。宋、金纸币均与钱并行流通。这个时期银被作为货币手段也逐渐盛行。
纸币制度实行后因朝廷滥军国经费皆赖以支用出多入少以致严重贬值宋、金均同而以金朝末年为甚“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间不肯用钞但以银市易。
蒙古初无货币只以羊马及其他畜产品进行物物交换。征服中原、西域后获得大量金银遂主要以银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征收中原差、税课亦以银为主。但纸币在中原行用已久成为主要货币虽弊病不绝仍便于贸易流通不可缺少。太祖末年（1227）博州（今山东聊城）地方长官何实遂以丝为本行会子（丝会）在本境行用“民获贸迁之利”（《元史·何实传》）。太宗八年（1236）汉人于元奏行交钞遂下诏印造行并采纳耶律楚材的意见鉴于金末钞法之弊行额不过万锭（5o万贯）。当时“法度未一”除大汗诏命行的交钞外“诸路各行交钞或同见银（以银为本位）或同丝绢（以丝为本位）”于本境行用大体二、三年一更换1。宪宗元年（1251）真定路总管史楫奏太后批准（真定路为太后封邑）立银钞相权法“度低昂而为重轻”真定银钞得以“变涩滞为通1吴澄：《刘宣行状》《吴文正公文集》卷四三；王恽：《史楫神道碑》《秋涧集》卷五四。便”并奉太后旨扩大流通于燕、赵、唐、邓间。同年刘肃任邢州安抚使亦行纸币以通民间贸易。三年忽必烈受京兆分地于京兆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经用”（《元史·世祖本纪一》）。这些也都属于地方性货币。第二节钞法的整备与中统元宝交钞的颁行世祖中统元年（126o）七月为了革除诸路行用钞法之弊诏统一印造通行交钞以丝为本规定银5o两易丝钞一千两1。但通行交钞（丝钞）大概并未广为流通。同年十月就改印造行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钞）以银为本面额分1o文、2o文、3o文、5o文、1oo文、2oo文、3oo文、5oo文、一贯文、二贯文十等仍依宋、金旧制以钱数（贯、文）为单位。当时久已盛行用银为价值尺度故官私皆习惯以银单位称钞一贯为一两1oo文为一钱1o文为一分5o贯为一锭。法定银、钞比价为中统钞两贯同白银一两。同时又以文绫织造中统银货分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五等每两同白银一两。但中统银货并未行用而以中统钞为唯一法定通货。中统元年钞法由燕京行中书省主持制订、实行主其事者为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世祖亲信谋士、掌书记刘秉忠亦赞行钞法。具体筹划者有左房省掾杨湜、交钞提举司张介、王涣等人燕京行中书省置交钞提举司为主管钞政机关。中统二年立中书省左三部（吏、户、礼）、右三部（兵、刑、工）由左三部领钞法以交钞提举王涣为左三部郎中；至元元年（1264）分立六部钞法归户部兼领仍以郎中提举交钞事。三年立制国用使司总领财政制府与户部没有隶属关系而钞法在其总领范围内乃别立诸路交钞都提举司独立于户部；七年罢制府立尚书省总领六部诸路交钞都提举司也于次年复归户部兼领。至元二十四年因行至元通行宝钞改交钞提举司为诸路宝钞都提举司仍隶户部。除都省（户部）所领交钞（都）提举司外还先后设置过陕西四川西夏中兴等路交钞提举司、江南四省交钞提举司分管地方钞政并曾置畏兀儿境内交钞提举司皆非常设。钞的印造中统元年燕京行中书省交钞提举司下设有印造局后改印造库（中统四年）、印造宝钞库（至元二十四年）。至元十三年因临时需要大幅度增加行量于济南宣慰司下设印钞局于大名置行户部掌印造次年皆罢。印钞初用木版从至元十三年起改铸铜版；钞版每年更新并毁去旧版。置元宝总库（又称元宝交钞库）掌料钞（新钞）收藏和关支；至元二十四年改称宝钞总库。燕京和各路置交钞库（又称行用交钞库）为兑换机关。中统末至至元初禁民间私下买卖金银必须赴官库兑换乃于燕京和各路置平准库大抵即原行用钞库立平准之法合称平准行用交钞库掌金银与钞兑换业务并昏钞新钞兑换；其未置平准者只称行用库。大德八年（13o4）开金银私易之禁许民间从便买卖遂革去平准之名1。
中统元宝钞法大略为：（1）不限年月诸路通行不堪行用的昏烂钞1“千”疑为“百”之误见吴晗《元代之钞法》。
1《元典章》卷二一《仓库·把坛库子》；《至顺镇江志》卷十三《公廨·行用交钞库》。可持赴官库倒换新钞每贯收工墨费3o文；（2）料钞到各钞库随同下相应数目的钞本银以为权衡诸人持银易钞或持钞易银即便依数支除收取工墨费外不得克扣迟滞；各钞库换到白银立簿登记即储库作为钞本；（3）一切科差、课税皆以钞为准并行收受；街市买卖金银丝绢粮斛等一切诸物亦皆用钞按法定银、钞比价行用；（4）各钞库倒下昏钞当即盖上毁钞印、点数记录封存每季一次解赴中书省或各行省的烧钞库由省官、监察官监督烧毁（后许非直隶省或行省的各路钞库倒到昏钞就便在其所隶各道由宣慰司、按察司官监督烧毁）；（5）阻滞钞法者论罪对印造行用伪钞规定了严厉的断罪条例初定凡造伪钞堪行用者为处死为从杖断不堪行用者为流远；至元十五年加重处罚不分从、堪用不堪用一律处死知情分买使用者、邻知情不报者亦依情节轻重杖断；挑钞（挖补钞值贯文改小为大如1oo文改为5oo文一贯改二贯之类）者亦依重轻杖断；（6）自中统钞行各路原行用旧钞一律停止使用民间持有者许赴钞库兑换。
中统钞行的初期十余年间印造数有限制每年常在八万锭左右多不过十余万锭少则二万余锭；所印料钞储于总库只是下各钞库兑换金银、昏钞一切经费不许借支；国用支出限在税赋所入额内量入为出；各钞库所积银本充实子母相权兑换流畅稍有壅滞即出银收钞使民无疑惑；一切科差、课税收纳及民间一切买卖专用钞而钞少难得遂“视钞重于金银”因此钞重物轻币值稳定“公私贵贱爱之如重宝行之如流水”“略无凝滞”1。至元十一年印数开始增加十三年猛增至一百四十一万余锭其后每年大多在一百万锭上下二十三年又增一倍达二百一十八万余锭。增印的起因是由于攻宋兵兴军费增加以及在新占领的南宋旧境推行钞法的需要。十三年灭宋后即行钞法于江南以中统钞易宋会子（中统一贯准宋会5o贯）并废宋铜钱禁止行用。
行用地区扩大自然需要大幅度增加中统钞行量。若能信守原行钞法注意权衡量入为出亦不致败坏。但以阿合马为的当政者自至元十三年后将各路平准行用库所储原本银及兑换到金银逐次尽数起移到大都以邀功败坏了银钞母子相权之法。使民间无从兑换成为无本虚钞大失民信；又不计出纳多寡印数没有限制“一切支度虽千万锭一于新印料钞内支”1“每一支贴至有十余万锭者”2大大岁入之数。于是民间无本虚钞日益多而日益轻物价因而腾贵。此外政府钞法部门带头轻视钞币而重物重银钞库官吏乘机图谋私利如加价预先定买物品妄增金银价格收买金银；又私下倒换多取工墨钱以图利而民间持昏钞到库却不能1胡祗遹：《宝钞法》《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1王恽《论钞法》《秋涧集》卷九。
2吴澄：《刘宣行状》。
即时兑换勒索添搭工墨才肯接受；更有钞库不按实际情况限定每日倒换昏钞数目甚至闭库不换民间昏钞日多买卖凝滞。如此推波助澜使得钞益轻而物益重钞值大贬。至元十八年王恽上书中说：“如今用一贯才当往日一百（文）”3物价腾贵达十倍钞的信用大失以致“诸人交易文契不以钞为则止写诸物不书价值”4。
自钞法渐坏朝野内外多有议拯救之方者。少数人主张开铜钱之禁恢复前代钱法与钞并行。多数人则认为钞法独行实便不宜杂以其他货币。他们提出的拯救之方大抵为：仍银本到各钞库以安民心；出金银收钞使流通钞数少而复重；量入为出不滥支用（如刘宣建议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