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马以银十万两扑买天下差涉猎丁以银二十五万两扑买天下系官廊房、地基、水利、猪鸡刘廷玉和一回鹘人以银五万两和一百万扑买燕京（大都）酒课和葡萄酒课扑买对象乃至天下河泊、桥梁、渡口1到了至元初年有西域商人“以增岁课为辞”甚至企图买进国库钞本2。国家大量税收的征收权被收买平民横遭盘剥西域商人和权豪势要由此中饱私囊。
四是买卖食盐。盐属于“榷货”除由国家实行官营外另实行给据卖引的商运商销制度。商人购买盐引（“行盐法”）或按指定地点纳粮换取盐引（“市籴法”）便成为有权经销食盐的专商持票赴仓支盐在官府指定的区域销售。盐商的豪富历来是有名的元代自不例外“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千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3。因而特权阶层、官吏纷纷钻营图利。政府规定诸王、公主、驸马位下的斡脱及官豪势要可“纳课买引赴仓支盐”但支盐时他们“搀越资次恃赖气力逼勒场官多要斤重”卖时又“把握行市”“增价鬻盐”4如一引盐官价十五两“官员、豪富、有气力的人每诡名儿教人买出盐来”高价出售至元十八年潭州和江西卖到一百八十两和一百七十两二十一年在大都卖到一百二十两1。元代每引盐重四百斤权贵仗势有的多取至七百斤2。主持盐政的官员乘势贪污受贿至元时两淮盐运使纳纳丁受商贾贿赂多付出的盐计钞二万二千八百锭3。文宗时权臣倒剌沙向姻亲长芦盐运司判官亦剌马丹借贷钞四万锭“买盐营利于京师”（权衡《庚申外史》）。顺帝时马扎儿台也借5方回：《听航船歌》《桐江续集》卷十三。
1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2《元史》卷一六三《马亨传》。
3杨维桢：《铁崖先生古乐府》卷五《盐商行》。
4《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盐课立都提举司办盐课》；《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1《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盐课·设立常平盐局》。
2《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
3《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
其子丞相脱脱之势“广贩长芦淮南盐”（《元史·文宗纪一》）牟取暴利。官府、权贵、豪商把持盐市紊乱盐法哄抬盐价百姓除“淡食”之外普遍购买“私相贩易”的“私盐”因此私盐贩子不时出没民间特别是“濒江并海”地带更是“私盐公行”（《元史·食货志五》）有的还私下煎煮进行武装“走私”贩卖4。
六是粮食贸易。元代南粮北调主要由官方通过海道和运河组织运输或通过市籴盐法指定商人运粮到指定地点（见前）另外还鼓励客商贩运。大都是粮食的集积地再由此分散到辽阳上都、大都等地区。因此大批粮商常年活跃在运河与北方高寒地区。其中权贵及富商大贾生意越做越大会通河中被三五百料的大船挤得水泄不通针对这种情况元廷于延祐元年二月立“隘闸”之法在沽头及临清各立一座石闸限制粮船宽度以防止二百料以上大船进入但财力雄厚的商贾权要又“改造减舷添仓长船至十尺甚至百尺”的五六百料大船增加运载量1。在大同一带有专门从事运粮“供饷北边”的商人其中有位商人仅盗窃的粮食即达数十万石2。元代经商致富的项目远远不限于上述几类如顺帝宠妃龙瑞娇用朝廷颁赐的巨额诸色锦缎立市货卖“京师官族富民及四方商贾争相来买”“岁得银数万”（陶宗仪《元氏掖庭记》）。文宗时赐予权臣燕铁木儿一所质库3从事典当业马扎儿台还在通州开酒馆糟坊耗粮日至万石4。大都与杭州亦有豪商酿造“价高而味薄”的劣酒牟利5。僧道、也里可温及答失蛮也普遍“将着大钱本开张店铺做大买卖”6。种植蔬菜也可财致富在大都市郊“治蔬千畦可当万户之禄”7。“江南田地里做买卖的人每”和“官司”人等还纷纷进入云南以“私■”交易当地的黄金、马匹8。商品经济的展促使商业的运营方式和内容逐步生变化这种变化在一些脱颖而出的商人身上得到体现这些商人或商业组织可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其一出现了善于经营的商人和经营规模很大的商业组织譬如在蒙古军占据华北、中原时期河北清州高氏依据在盐粮买卖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掌握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后来选中具有天时地利的长芦“中市而立权天4《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元史》卷一九o《瞻思传》；《元诗选》癸集壬卷下《福宁州谣》。
1《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
2《元史》卷一七五《敬俨传》。
3《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
4权衡：《庚申外史》上。
5《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牧庵集》卷十四《平章蒙古公神道碑》。6《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商税地税》。
7黄文仲：《大都赋》《天下同文》前甲集卷十六。
8《通制条格》卷十八《关市·私■》。
下之货”“四方贩负日受指画操其要因其势豫其时审其地人什常贫我五常富故言利者以高氏为师”1。仁宗时威顺王开设“广乐园”“多萃名倡巨贾以纲大利”（《元史·星吉传》）。扬州大商张文盛“从计然之木研得其精为大区广陵市中家童数百指北出燕齐南抵闽广懋迁络绎资用丰沛”2。像这些“以善经纪”而“积资至巨万计”3的商人在元代是比较普遍的。
二是牙人（有牙子、驵侩、牙保等异称）和牙行。这是沟通买卖双方收取一定佣金的经纪人是一种特殊的商人和行业。牙人有官有私按元律规定商品由他们每月评定一次价格如有变动亦须事先申报、核准后才能成交因而他们利用中介人的地位“侥幸图利”、“上下其值”4其活动具有强烈的封建色彩。然而也必须看到元代牙人、牙行广泛存在于城市乡村活动几乎渗透到各类商品交易、土地房产买卖乃至仆役的绍介等社会交易的所有领域从而开辟了大批隐形市场这一事实说明了元代商业展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并且由于一切货物的交易经由他们与卖主买主办理必要的手续然后成交纳税从而在一定程序上起到减少“诈冒昏赖”、“词讼纷纭”5的作用。就总体而言牙人在平息买卖纠纷、提供商品信息、促进产品走向市场方面的积极作用应该得到肯定。值得一提的是元代从事海外贸易的牙人（舶牙人）其职能很可能不限于为出海舶商作保而涉及中外官私商人和商品的介绍、经纪因而他们与宋代的牙人一样是较早出现的买办资本的经营者。
三是出现了这样一批商人其营运范围已不限于农产品和低级产品的营销和转贩如湖州等地出现一些“收积机产”的绢庄或牙行；钱塘相安里等地的“饶于财者”雇人从事机织（见“市镇”条）。矿冶业中有“尤善生殖”的江西永福人刘宗海“尝业铁炉于金牛（今安徽庐江县西北）大冶煽役者常千人”1；“治生教子三致丰阜”的李玉“鼓铁煮矾所居城市凡能佣力而无恒产者鱼聚水而鸟投林相率来归”2。在福建每当荔枝开花之时商人便“计株断之以立券”订购水果；有的商人雇佣“十百为群”的临时工从事染料作物的采摘3。在这里商业资本的投向无疑生了积极的转化有些还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产业资本。
1程钜夫：《清州高氏先德之碑》《雪楼文集》卷十九。
26文圭：《巽溪翁墓志铭》《墙东类稿》卷十三。
3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七《哨遍》。
4《通制条格》卷十八《关市·牙保欺蔽》。
5胡祗遹：《革昏田地榜文》《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1王礼：《刘宗海行状》《麟原文集·前集》卷三。
2胡祗遹：《李公墓志铭》《紫山大全集》卷十八。
3王祯：《农书》卷九《百谷谱》六《果属·荔枝》。
第六章运河与海运元大都“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于江南”（危素《元海运志》）因而划直修凿大都通往江南的京杭大运河以替代隋唐以来那条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旧运河已是势在必行。至元三十年（1293）新的大运河全线贯通此前纵贯胶州湾与莱州湾的胶莱河也开通试行。同时从江苏刘家港入海北上至界河口（今天津大沽）的海上运输也开辟全线通航。这些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创举将中国漕运史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第一节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与整治划直和整改大运河的关键工程是将旧运河的中段东移到今山东境内再就是修通京、津地区的河道以直达大都。在漫长的运河通道上各段地势高下等等不一因而出于利用、调节水源的需要必须建立、改善坝闸体制元代在这些方面做了一定贡献或有益的尝试。
旧运河的残破按隋唐以来的惯例北上船只入淮后应向西南达盱眙再折向西北由通济水（汴水）抵开封。然而宋、金之际黄河屡次于河南决口下游剧烈变迁形成所谓黄河“夺淮入海”的局面：宋时汴水于开封西北的汴口入黄河黄河则由此折向东北从山东入海。改道了的金代黄河走向是从河阴（今河南荥阳东北）附近转东北入河南汲县东向入山东西境后折向东南经江苏徐州、宿迁、泗阳、清江东向入海。到了元代河南与山东之间的一段黄河进一步南移：从河阴向东历开封北转向东南经河南杞县后达徐州（下与金代同）。“夺淮入海”的交结点在今清江市之北；元初漕粮经达的所谓“中滦旱站”经黄河南移后正处于黄河北岸。这是宋、金、蒙元之际河道的重要变化之一。
河道的另一重要变迁是汴水的湮涸。
宋、金、蒙元之际兵连祸结战乱频仍漕渠亦遭厄运。北宋徽、钦二宗时期运河已逐渐失去原有作用；靖康年间金人南下汴京被围漕运中绝汴水“堤岸失防汴流久绝”“塞久不合干涸月余”1。金与南宋中分南北达数十年隋唐以来的大运河被拦腰切断这样到乾道年间南宋使臣北上沿途见旧汴水“河益堙塞几与岸平车马皆在其中亦有作屋其上”“汴河底多种麦”2已是一派残败景象。所以元代次漕运的船只进入清江亦即“夺淮入海”的交结点后即逆改道后的黄河（原淮河河道）西行至江苏宿迁、徐州后继续西进达“中滦旱站”再6运一百八十里到淇门（今河南汲县东北淇河与卫河交结处）进入御河（今卫河）最后接运至大都。
上述航道迂回曲折、水6转运诸多不便。南宋灭亡后寻求南北径直、便捷的漕路提上了日程至元十二年考察江淮至大都河道状况的郭守敬认为“宋、金以来汶、泗相通河道可以通漕”1于是在试行多渠道运1邓肃：《辞免除左正言第十六札子》《栟榈先生文集》卷十二。
2楼钥：《北行日录》卷下《攻媿集》卷十一。
1《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本篇所叙内容凡未另注出处者多见于下面两种材料：（一）《元史》输的同时元廷逐步于山东西部大力兴举了开挖新漕渠、划直南北大运河的工程。
山东西部的运河分两段进行。第一是开挖济州河。开挖济州河的最初动因可能是为了受纳“济宁等处田土子粒”以供皇家充作“酒材”之用。从事这项专业生产的屯田直属于宣徽院“尚珍署”因此工程的主持者为知尚膳院（宣徽院前身）事、宁夏人来阿八赤。这时的开凿由于工程尚未完全与旨在沟通南北漕运的整体需要相联系所以工程规模可能不大。至元十八年年底元廷又派奥鲁赤、刘都水及“精算数者”一人在原有基础上重新规划开凿二十年初步完工。济州河引汶水、泗水从济州（今山东济宁市）西北到须城安山（今山东东平西南）全长一百五十多里当时亦称“东平府南奥鲁赤新修河道”2这样漕路由淮河入泗水（今中运河）经济州河北达安山出大清河（今黄河下游）经东阿（在今山东东阿南）、利津入海漕船再循海岸北上入直沽（今天津市大沽口）转赴大都。但由于利津一带淤沙壅塞船只出海甚为困难只好改从东阿上岸6运到临清（在今山东临清南）后再搬粮下御河。至此除东阿和临清间一二百里的旱路外元代南北航运已大致沟通。
至元二十六年元廷采用寿张县（今山东梁山西北）县尹韩仲晖等人的建议派李处巽主持开挖接通济州河的运河工程从安山西南起分梁山泺（即梁山泊在今山东梁山、郓城等县间）的水源北流经寿张西北到东昌（今山东聊城）又西北达临清入御河。工程全长二百五十里历时六个月完成定名“会通”。至此南北航道全线沟通。黄河“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