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所见城镇的观感这种情形与经行中国境内其他地区的感受是决然不一样的。这一地域的典型市镇如嘉兴府嘉兴、秀水、桐乡之间的濮院镇前身为永乐市起名的原因据说是：“市中立四大牙行收积机产远方商贾旋至旋行无羁之苦因有永乐市之名”4；嘉兴王店镇因工部尚书王逵“构屋于梅溪聚货贸易因名王店”此后“日见殷庶遂成巨镇”（姚桐寿《乐郊私语》）。清代2张翥：《元音》卷九《送黄中玉之庆元市舶》。
3周达观：《真腊风土记》。
4《元史》卷六二《地理志》五。
1《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诸禁》。
2《南宁志·赋税》见《永乐大典》八五o七《南宁府》二。
3《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第15o章《苏州城》、第153章《塔皮州城》冯承钧译本。4金淮：《濮川所闻记》卷一《总叙·开镇源流》。
的一批方志也记述了嘉定南翔镇与黄渡镇、嘉兴罗店镇、吴江平望镇与黎里镇等市镇展的状况5肯定了元代在这批市镇展中的地位。
上述市镇的经营范围除了属初级形态的农产品外更多成分是比较先进的手工业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关系的展其地域可扩充到包括江西在内的长江大三角洲行业则以瓷器、丝织业与棉织业为代表。瓷器制造中心以景德镇为典型（见前）棉布“松江者佳”（徐硕《嘉禾志》卷六）松江所属沙冈、乌泥泾等地生产出“紧细若绸”、“粲然若写”的名贵品种1；浙江余姚、彭桥有“小江布”2。丝织业成为江南更普遍的行业如湖州归安县东林镇（又称商林镇明代改称双林镇）据说元代已设有十所绢庄收购四方农户所产丝绢3；嘉兴以永乐市闻名的濮院镇由南宋濮凤后人“督课农桑、机纾之利”元大德年间其族人开设四大牙行“收织机产”“取绢者曰绢主售绢者曰机户”4；元末钱塘相安里有位“饶于财”者以四五张织机雇佣十多个专为雇主工作而领取工资的工人工资以技艺的熟练程度而定因而熟练工人可较自由地选择“倍值者”5说明这种手工业作坊在当地分布较为广泛。散布在长江三角洲的这批市镇以其更大活力影响着商品经济的展。
5参见嘉庆《南翔镇志》卷一《疆域·沿革》、咸丰《黄渡镇志》卷一《建置缘起》、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嘉庆《同里志》卷一《地舆志·沿革》、嘉庆《黎里志》卷十二《杂录》。1宋如林、林溥：《松江府志》卷六《物产》引《云间续志》与《五茸志逸》。2唐若瀛等：《余姚志》卷九《物产》引《元一统志》。
3参见同治《湖州府志》卷二二《舆地略·村镇》；光绪《归安县志》卷六《舆地略·区庄村镇》。4金淮：《濮川所闻记》卷一《总叙·开镇源流》；胡琢《濮镇纪闻》卷《总叙》；另参见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舆地略·物产》下。
5徐一夔：《织工对》《始丰稿》卷一。
第三节商人蒙古贵族很早就与商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大蒙古国建立前成吉思汗结识了一位贩羊到也里古纳河来的西域商人后来又有一位“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的回鹘人曾煽动成吉思汗南下用兵1。随着蒙古势力的扩展西域商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1215年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的报聘团队便主要由西域商人组成。忽必烈平定西北诸王之乱还曾得到回鹘巨商阿老瓦丁兄弟的资助。后来汉地商人的地位也相应提高。元代以商人身份入统政柄的著名人物有奥都剌合蛮、乌马儿、桑哥与卢世荣等人。被称为“素无文艺亦无武功唯以商贩所获之资趋赴权臣营求入仕”（《元史陈祐传》）的卢世荣主持经济改革期间曾设立“经营钱谷”的“规措所”该机构“所有官吏以善贾为之”（《元史·世祖纪十》）。地方上也有类似情况如元后期庐州立义兵三品衙门“使者悉以富商大贾为之”有一巨商兄弟五人均获官任职2。商人既享有令人艳羡的优厚物质生活又摆脱了前代备受压抑的社会地位这无形中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河南人姚仲实索性弃官从商十年操贾又以百万之资上攀皇室。元政府曾在大都挑选数十名“皆富商”的“耆老”让他们出入宫廷参与重大朝典施予免役等特权姚仲实就被元政府选为“耆耋”之长3成为统治层中的座上宾。所以有些地区“十室之邑必有数家通货财而无数人能文学”4“工商浮侈游手众多驱垅亩之业就市井之末”5自然成了比较普遍的社会风尚。但统治阶级参与营利、放任行商的基本目的是满足自己巨额耗费和享受的需要当然不可能因势利导形成一套比较合理的运营机制相反商人的运营及其构成深受政治制度的制约。以政治权势为标准元代商人大体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由贵族、西域商人、官僚、上层僧侣和豪商组成他们在行商时受到官方多方面的庇护和优遇有的甚至不当杂泛差役、豁免或逃匿商税1取得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的特权21彭大雅、徐霆：《蒙鞑备录》此回鹘人姓田王国维认为即田镇海（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三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35期）。
2余阙：《再上贺丞相书》《青阳先生文集》卷五。
3朱德润：《买公世德之碑》《存复斋文集》卷一；程钜夫：《姚长者传》《雪楼集》卷七。4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5马祖常：《建白一十五事》《石田集》卷七。
1不当杂泛差役主要施行于西域商贾（《元史》卷一三四《朵罗台传》；王恽：《为在都回回户不纳差税事状》《秋涧先生大金集》卷八八；苏天爵：《侍御史韩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二）。豁免商税主要施行于上层僧侣（《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卷二七《英宗纪》卷二九《泰定纪》卷三十《泰定纪》二）。
2《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卷二四《仁宗纪》一。
因此这些人的实际身份是官商合一亦官亦商气势相当显赫市场上则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第二大类是具有独立身份的大中小商人他们在行商过程中有程度不同地依附、甚至勾结官府的一面但即使是其中的大商人主要从事的还是相对正常的商业活动。其中的中小商人一方面时时遭受官府的种种盘剥（如以“和雇”、“和买”等名义向商人的强征强取另一方面又处于“有势之家占据行市豪夺民利”的不利地位。然而一当他们因此而“不敢往来”之时物价便“因而涌贵”3可见占商人绝大多数的这类普通商贩从事的正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商品流通是维系市场正常运行的中坚。
第一大类的各种特权商人和第二大类中的大商人把持着商业的重要部门从事的主要是高级商品和国民必需品的经营其范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海外贸易。元政府侧重于抽解和征税海外贸易的实际运营者始终是商人。因海商动辄“赢亿万数”1故而“商者益众”（《元史·铁木迭儿传》）官僚以至元、大德时“政位显要”的朱清、张瑄为代表他们“以巨艘大舶交诸番中”“富过封君珠宝番货以巨万万计”（《辍耕录》卷五《朱张》）。朱清之子官至参知政事继父业为元廷从事海上粮食运输每年诈称漕粮沉没而将吞没资金“转入外番货买”（《农田余话》下）。僧侣、也里可温与西域商人亦“多是夹带俗人过番买卖”而获厚利2如回回人哈哈的从至治年间开始贷官钞“违制别往番邦得宝货无算”（《元史·文宗纪一》）。皇室贵族自不甘寂寞顺帝元统二年（1334）由中书省出面“请两艘船下番为皇后营利”（《元史·顺帝纪一》）。因海舶致富的巨商还有“南蕃回回”佛莲手中掌握八十艘海舶死后抄没家财“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泉州扬客从事十多年海外贸易“致赀二万万”（《夷坚续志》丁6）。嘉定大场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3。定海人夏仲贤从事海外贸易仅数年“泉余于库粟余于廪而定海之言富者归夏氏”4。此外广东豪民于濒海构筑海堰“专商舶以射利”（《元史·卜天璋传》）浙江四明沿海居民占地利之便“有资累巨万者”5。二是珍异珠宝贸易。珍异珠宝是皇室贵族的嗜好专营权则主要被回回豪商所掌握因而“其兴贩营运百色侵夺民利并无分豪差役”1并且“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3《通制条格》卷十八《关市·牙保欺蔽》。
1吴澄：《平章董忠宣公神道碑》《吴文正文集》卷三二。
2《元典章》卷二二《课程·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三条》。
3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金甲》。
4戴良：《元逸处士夏君墓志铭》《九灵山房集》卷十五。
5戴良：《一经斋记》《九灵山房集》卷十二。
1王恽：《为在都回回户不纳差役事状》《秋涧集》卷八八。
名求珍异既而以一豹上献复邀回赐似此甚众”（《元史·武宗纪一》）售出的珠宝“动以数十万锭”（《元史·泰定纪二》）如宪宗时回商献水晶盆、珍珠伞等物得价三万余锭2；成宗时回商以一两三钱一块的“红剌”石索价十四万锭3而所谓“押花大珠”一枚要价竟达六十万锭4；泰定帝时所欠珠室价达四十万锭相当于全国包银岁额（十一万锭）的近四倍。朝廷不惜重金购取珍玩无力偿还时竟以市舶番货或盐引垫支使回商利外获利。珍异珠宝的另一来源是由皇室招人直接至海外购求。中外舶商的货物被抽解之后可在规定地点卖因此销售珠宝的商人、店铺当遍及大都和沿海贸易港口。
三是经营斡脱钱和朴买课程。据载蒙古贵族虽黩货好财但“只知撒花”对于商贩、聚财几乎茫然无知因而大汗、诸王、公主等纷纷将财宝交给回商让他们去放债营利或从事买卖。回商将银子借贷于人年息一倍如无力偿还次年连息再翻一倍如照此推算一锭银子翻番十年即达一千零二十四锭这种高利贷被称为斡脱钱又称羊羔儿息蒙古贵族也称这些帮他们营利的回商为斡脱。大汗、诸王、后妃、公主提供的是他们的私有资本斡脱们利用这些资本从事商贩和放债获利的是贵族本人和回回商人而不是官府5但政府却指定专人、设立专门机构并制订一系列条例保护斡脱的经营所以斡脱倚仗政治特权肆行暴虐如扎忽真妃子派人到杭州索讨斡脱钱拿不出全部借贷人的花名和贷款数额依据便强指三人借贷三人又指告他人追征蔓引使一百四十余民户遭致横祸1。1238年至1239年真定路遭蝗旱被迫借斡脱钱交纳贡赋本利银达一万三千余锭2。124o年诸路官民欠斡脱银三百八十万两3相当于当时占领区三年半的课税。贵族和西域商人还乘百姓和地方官吏无力完纳赋税时借债、勒索如蒙哥时期磁州人民无力交纳包银斡脱便乘机以年息借额为条件出母钱“代输”来年无法赔偿又“易子为母”不到十年“阖郡委积数盈百万令长逃债多委印去”4。从窝阔台时开始虽一本一息的限令屡屡下达但并不能真正实行。贵族与西域商人利用斡脱钱营利同时助长了整个高利贷的恶性展官府利用放高利贷营息解决财政开支寺院、官吏、豪强地主与商人也乘势而上其结果“十千债要廿千偿债主仍须数倍强。2《元史》卷三《宪宗纪》。
3杨瑀：《山居新语》。
4《元史》卷一七o《尚文传》。
5斡脱的活动属私营商业范畴后来有望地方官府仿照这种方式营利但已不属斡脱或斡脱钱的本初性质。1程钜夫：《梁国何公神道碑》《雪楼集》卷八。
2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3《元史》卷二《太宗纪》。
4姚燧：《高泽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五。
定是还家被官缚且将贯百寄妻娘”5百姓为之倾家荡产沦为奴婢形成一项严重的社会公害。
扑买课税的恶例开于窝阔台时代。耶律楚材于123o年定中原课税额为银五十万两此后逐年增长1238年达一百一十万两次年回回豪商奥都剌合蛮通过翻译官安天合和宠臣田镇海的举荐提出以倍额扑买中原课税窝阔台不听耶律楚材的苦劝当即批准命奥都剌合蛮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他在承包二百二十万两的税额之外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营利当然必须额外课征因而“科、榷并行民无所措手足”（《元史·刘秉忠传》）扑买课税成了势要们致富的又一重要手段。耶律楚材时期又有刘忽笃马以银十万两扑买天下差涉猎丁以银二十五万两扑买天下系官廊房、地基、水利、猪鸡刘廷玉和一回鹘人以银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