鞑主、伪后、太子、公主、亲族而下各有疆界。其民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为差。盖靴人分管草地各出差贵贱无一人得免者”3。后来抽分比例逐步确定基本精神是按窝阔台与贵由时确定的标准详《经世大典·站赤》。
1二十万顷大概合今一千三百万市亩（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之《附录》二《中国历代度量衡变迁表》（丁）《中国步和亩的进位变迁表》之“附记”载汉武帝后亩的面积无大变但折合今亩列有两说一是o。69156市亩一是o。616o32市亩我们取其折中数o。65市亩）。而一头耕牛（有壮、弱之别水牛、黄牛耕作能力也不尽相同）在每个耕作季节大约耕作四十亩。另有旱地、抛荒地等因素因此我们对耕牛数采用保守性估计。
2《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偷宰马牛》；《至元杂令·禁宰孕畜》见《元代法律资料辑存》黄时鉴辑点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官牧场由专门机构管辖：中统四年于太府监下设群牧所不久升尚牧监又升太仆院改卫尉院卫尉院废后立司仆寺下辖于宣徽院后改隶中书省。
2《大元马政记》转引宋本《至治集》成宗时每年七、八月间派人分至下列十五处抽分：虎北口、南口、骆驼岭、白马甸、迁民镇、紫荆关、丁宁口、铁门关、浑源口、沙静州、忙安仓、库坊、兴和等处、辽阳等处、察罕脑儿。
3彭大雅著徐霆疏：《黑鞑事略》。
满一百或三十抽取一只低于三十者免抽。诸王在履行“租费”义务时采用的是每年缴纳“上供羊”的名义4征形式似有区别但具体内容尚不清楚。汉地的标准似有不同忽必烈时代的胡祗遹以“税羊并重”为题说：“既于每群内不计多少抽分讫羊又行收毛收皮纳税每遇造作复于民间取要”甚至“每活牛一头摊钞五百文、一贯”（胡祗遹《紫山集·杂著·民间疾苦状》）直到成宗大德八年（13o4）时汉地抽取标准才与蒙古人趋于一致5。其三在“遇征伐及边圉乏马”的情况下元廷便大规模实行“和市”与“拘刷”以“应仓卒之用”括取的数额更为浩大对象包括诸王、驸马、公主以及汉地的养马户、各级官员和驿站。所不同的是在紧急情况下元廷向诸王和市马匹时付出的钞币要高于其他。其四诸王在入朝或在通常情况下也时有贡献如至元三十一年五月（成宗在位）诸王亦里不花入朝“以瘠马输官”（《元史·成宗纪一》）大德八年十一月宁远王阔阔出“以马万五百余匹给军”1。皇庆元年和二年察合台后王贡马驼、珠宝等物（《元史·仁宗纪一》）至顺二年二月荆王也也不干“贡犛牛”（《元史·文宗纪四》）。至正十二年八月齐王失烈门“献马一万五千匹于京师”（《元史·顺帝纪五》）。对诸王的贡献元廷亦照例以高出一般和市标准的数额予以酬答因而与一般和市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差别。诸王之外畜牧业比较达的地区可能也存在向中央进贡的义务或成例如云南行省于至元三十一年奉命转献给梁王的二千五百匹马可能就是该地“岁贡马”的定额（《元史·成宗纪一》）。
大漠南北畜牧业概况大漠南北的畜牧业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展过程。当蒙古人的祖先——蒙兀室韦的母族——室韦处于部落联盟阶段时其畜牧业还停留在“无羊少马有牛不用”（《新唐书·北狄·室韦》）的状态。大概从七世纪初开始附属于突厥的部分室韦人随同契丹、奚等北方部族迁入大青山地区。九世纪中叶以后室韦—达怛人又大批进入大漠南北于是受突厥、契丹和女真等族畜牧业和中原经济文化的影响蒙古人的畜牧业获得长足的进步。作为社会经济展重要标志的铁制工具的数量和种类有了进一步扩充1。畜产品中马成为占据要地位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又是狩猎和战争的重要工具；羊的乳、肉、皮毛则成为牧民生活不可须臾或缺的生活资料；牛是仅次于羊的食物来源和交通工具；骆驼主要使用于交通特殊情况下可充作饮食4《元史》卷五《世祖纪》二载中统三年正月“忽剌忽儿（哈赤温孙）所部民饥罢上供羊”。5《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卷二一《成宗纪》四。
1《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元马政记》未载该年和市事。
1《蒙古秘史》卷下卷二；彭大雅著、徐霆疏：《黑鞑事略》；多桑：《蒙古史》上册页151。之用。与此同时逐步形成了驾驭、畜养牲畜的技术特色。于是十至十三世纪初畜牧业已占据草原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并且漠北森林狩猎民也逐渐向游牧经济转化从而使蒙古畜牧业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据出使北方的宋代使臣所见“往来草地未尝见有一人步者。其出军头目骑一马又有五、六匹或三、四匹马自随常以准备缓急无者亦一、二匹”；“凡马多是四、五百匹为群队”；“彼国中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谓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2。以十世纪后半叶的札剌亦儿为例该部物力达七十库伦（一千车为一库伦）以一车一马计算仅马匹一项就至少达七万头盛况可见一斑。到了窝阔台时代大漠南北的社会经济据说已达到“羊马成群旅不赍粮”（《元史·太宗纪》）的程度。
元朝统一后作为祖宗“龙兴”之地大漠南北在全国占有特殊地位元廷在立行省、派镇王的同时频繁调动内地人力财力、采取多项措施支援牧区经济。这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先是不断派遣内地各族人民给予牛具种子进入牧区打井开渠在和林、称海、谦州、吉利吉思、五条河及杭海、金山之北等地大力兴办屯田。武宗、仁宗时期元廷还多次放农具种子令蒙古贫民“屯田以自赡”1并采取积草、储粮措施预防凶荒又责成内地制造合符规格的马槽定期提供给蒙古部民。而从内地调粮食钞帛赈济灾民和贫民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这些举措对稳定、改善或复苏牧区经济多少起到一些作用。此外元廷又制定“重利诱商贾致谷帛用物”和“急募富商大家”致粟实边2政策使单一的游牧经济不断得到补给和改善。元人描述道：“和林百年来生殖殷富埒内地”3又说漠北地区“数十年来婚嫁耕植比于土著；牛羊马驼之属射猎贸易之利自金山、称海沿边诸塞蒙被涵照咸安乐富庶忘战士转徙之苦。”4就史料反映的情况看统一以后的草原经济获得了多方面的展这是一个新的特点。尽管记载畜牧业本身展状况的史料尚嫌不足但就这一特点而言入元以来草原畜牧业经济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仍有相当程度的展这个结论是比较符合逻辑的5。
2彭大雅著、徐霆疏：《黑鞑事略》；赵珙：《蒙鞑备录》。
1《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卷二五《仁宗纪》二卷二六《仁宗纪》三。2虞集：《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五。3许有壬：《苏志道神道碑》《至正集》卷四七。
4虞集：《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五。5关于元代以来的草原畜牧业经济符拉基米尔佐夫持“急剧衰退”论（《蒙古社会制度史》第二编《中期（14—17世纪）蒙古人的社会制度——封建制度的兴盛》第一章《中期的蒙古人及其经济》刘荣焌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史社会史室1978年）此说得到中外学者的支持但也有持相反意见的而后者似乎多从兴办屯田、展工商业与强化畜牧业管理的角度予以阐畜牧业本身的展似未得史料的充分佐证相反史料更多反映了畜牧业衰退的趋势。尽管如此本文认为判断“展”与否不应片面牧地的分布蒙元时代的牧场、牧地的范围呈明显扩大的趋势。除大漠南北（包括窝阔台子阔端以西凉府为中心的“分子”）外牧地以比较大的规模向南北推进。牧地扩大的成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皇帝和各大斡耳朵等名义下广建十四道官牧场。按其大体方位属于大漠南北的牧地有：“折连怯呆儿等处”1含千户十九个百户一个和其他牧地五处；“玉你伯牙等处”（从上都西北往南至张家口一带）2百户八个另有十处牧地。漠北中部两道自东向西：“斡斤川等处”千户六个另有四处牧地；“阿察脱不罕等处”共十一处牧地3。漠北至上都附近、陕西一道：“哈剌木连等处”4共十五处牧地。漠北怯绿连、斡难河至内蒙中部一道5：“阿剌忽马乞等处”百户七个另有四处牧地。贝加尔湖东西之地一道：“火里秃麻”地。甘肃境内一道：“甘州等处”共十二处牧地。此外河北北部有京津地区的“左手永平（治今河北卢龙）等处”（含七处牧地）和“右手固安州等处”6（含四处牧地）。“芦州”牧场（“芦”似应作“庐”在今安徽合肥地区）山东境内有“益都”牧场。云、贵有“亦奚不薛”牧场。南韩境内有“高丽耽罗”（指今南韩济州岛）牧场。大漠南北的官牧场均拥有多处牧地这些牧地都不集中成片而是散处各地；并且每一道牧场的牧地散布的地域比较广阔分布于原有的封地之间。并且往北新辟了火里秃麻牧场向南又在农耕区增置了一些牧场。
国有牧场牧养的牲畜有马、牛、驼、骡、羊以马为主。马匹“或千百或三五十”为群左股烙有官印号“大印子马”。从夏到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返回本牧场。元廷于九、十月差太仆寺官往各处点视所产之驹烙上官印。各地牲口数造蒙、回、汉字文册存档、上报“其总数盖不可知也”。牧人称哈赤、哈剌赤“父子相承任事”设千户、百户管领。另有昔宝赤、火你赤等怯薛职官掌管牧场。如有三马病死牧人必须赔偿大局限于史料；并且我们总不能这样推论牧区获得了多方面的支持而无助于畜牧业的展。1折连怯呆儿即折连川在今吉林通辽市东北。各道牧场包含的地名一时多难考订这里仅从各道牧场中选出可以指出今地者以概见每道的大致范围和走向。
2其中桃山（太师月赤察儿所在桃山分出地）应在今张家口西北。
3两道均于怯鲁连置有牧地后一道有“成（称）海后”牧地。
4内“军脑儿地”在乌兰巴托东南面“云内州（治今内蒙土默特左旗西北）地”与“察罕脑儿地”（今内蒙太仆寺旗东南、上都附近）在内蒙“开成路黑水河地”应在今陕西周原南面。而“玉龙■彻地”似指今内蒙二连浩特附近的玉龙栈而非中亚境内的玉龙杰赤。
5阿剌忽马乞在今内蒙阿巴哈纳尔旗东北。
6内“青州”疑有误当作“清州”治今河北青县。
牝马一匹死二匹偿二岁马一匹死一匹偿牝羊一只“其无马者以羊、驼、牛折纳”。泰定年间还为皇家特需的黑玉面、赤花、赤玉面等“有毛色之马”（号“异样马”）“别赐牧地自为一群”。
元代一批宗王南下进驻各地是牧地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这些宗王们一般都拥有相当规模的围猎场所其中便包含一定数量的牧地。宗王们可分为军事出镇和因故留驻两种类型前者从忽必烈时代开始分封一般以各自的投下分地为基点分镇陕甘、云南、吐蕃、河西、江淮、漠北、辽东等要害地区（辖区往往有所变动）其中除去分镇漠北等地的宗王外南下的主要有安西王（驻京兆）、云南王和梁王（镇云南）、西平王（镇吐蕃）、镇南王（镇江淮）、威顺王（镇武昌）、宣靖王（镇益都）、宣让王（镇庐州）等。另有几名曾被放逐的宗王：仁宗分镇怀州文宗先后被安置在海南、金陵、江陵顺帝被安置在桂林。据《大元马政记》载陕西行省“无牧地”至元三十年曾为所拘刷马匹的交纳地点请示元廷答复是：“先有成言与阿难答（即安西王）。”同书记载江淮地区拘刷到的马匹按例交镇南王而云南的贡马也往往就地拨给云南王1。可见镇王一般都在辖地内置有牧地有的还采取种种手段大幅度扩充牧地2。
少数宗王因种种原因一度留驻位下分地较著名的有察合台曾孙阿只吉大王（驻管州治今山西静乐县）、贵由后人大名王（驻大名）、窝阔台后王小薛大王（驻汴梁等地）、别里古台后王霍历极（驻恩州治今山东恩城）等这些宗王同样保留原有的游猎风俗他们的牧地多数由朝廷颁赐并且“诸藩牧马地民不敢犯”。以小薛大王为例他的分地原在睢州（治今河南睢县）至元二十八年朝廷特赐潞州一带作为他的牧地3。搠只哈撒儿后人八不沙大王也是留驻宗王拥有包括牧地在内的“营盘地土”一万一千余顷4。值得一提的是诸王、公主、驸马多数留驻蒙古本土而遥领征服地区的分地但他们往往派遣“随营诸色户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