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陈元靓：《事林广记》卷八《人事类》（上）《治家法度·佃客须加宽恤》。佃人有庄客、佃客、浮客、租户、种户、种地人、地客、火客、屡人等多种称谓。
1孔齐：《至正直记》卷三《好食鸡》。
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不立身份与买卖牲口无异”2体现的是更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地租有分成租（从文献记载看对分制比较普遍）较多实行定额租制。佃户按所属主人的不同可分为三类一是官田佃户租额一般是一斗五升至三斗三升。二是职田佃户租米由六斗至一石甚或三石。三是私田佃户租米有三斗至一石谷有一石三斗至二石六斗其中如浙江地区的寺田少至四、五斗多至租米一石至三石二斗。按国家规定上田地租不过亩输三升上述租额至有过十倍者究其原因除地主“恣意多取”外另有值得注意之点即“吐退转佃”现象非常普遍3。官田往往由权豪势要承佃包租（称总佃）往下再有“分佃”者4另有帮助地主经理田租的管干（职田称提控总领）地租由此层层加码。职田佃户九品不下三五十户三品至五品七百户。私田佃户为数更多“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元史·武宗纪二》）。大护国仁王寺有佃户三万七千多户5而“杭州省里管着寺家的佃户约五十万户有余”6。高额地租加上各种敲榨苛索使大批佃户维持再生产的能力极其薄弱危难之际多举高利贷饮鸩止渴如大德八年江浙省臣即反映：“江南佃民多无己产皆于富家佃种田土分收子粒以充岁计。若值青黄未接之时或遇水旱灾伤之际多于田主家借债贷粮接缺食用”田主则“必须勒令多取利息方才应付；或于立约之时便行添答数目以利作本。才至秋成所收子粒除田主分收外佃户合得粮米尽数偿还本利更有不敷抵当人口准折物件以致佃户逃移田地荒废”1。
元代土地兼并、集中的程度十分严重。据《元史》统计贵族、官僚、寺院的赐田数分别为二千七百余顷、一万四千七百余顷和十六万七千余顷共十八万五千余顷2。如至大二年（13o9）赐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平江稻田一千五百顷泰定三年（1325）赐伯颜河南田五千顷大承天护圣寺所得赐地至少在十六万余顷3。一般大地主占地的数额相当惊人如延祐年间松2《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主户典卖佃户老小》。
3《通制条格》卷十六《田令·拨赐田地》。
4《元典章》卷十九《户部》五《田宅·官田·转佃官田》；《元史》卷一八四《王克敬传》；《元史》卷三六《文宗纪》五。
5程钜夫：《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程雪楼集》卷九。
6《通制条格》卷三《户令·寺院佃户》。
1《元典章》卷十九《户部》五《田宅·种佃·佃户不给田主借贷》。
2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编《唐宋元明清田地、田赋概况》乙表25《元代的赐田》。梁先生仅依据《元史》统计而且赐田因时因政治原因变化尚有赐而拘收、转拨诸多因素故统计数目仅反映一个大概情况。
3至顺元年与至正七年两次赐给该寺山东土地数量均在十六万余顷可能是拘收后又拨赐或后一次是重复颁布似不应重复计算。
江下砂场瞿霆“有当役民田二千七百顷并佃官田共及万顷”（杨瑀：《山居新语》）。朱清、张瑄两家田宅“遍于吴中”4。因而元代前期的赵天麟指出在江南地区“贫家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荆楚之域至有雇妻鬻子者。衣食不足由豪家兼并故也”（赵天麟：《太平金镜策》）。后期名臣余阙也说：“吴人之兼并武断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盖藏。”5再如福建崇安地区共有田五十都（都是乡村中按一定土地数量划分的地域单位也是县以下的一个基层单位）税粮六千石而约占总户数十分之一的五十多户“大家”负担的税粮占去百分之八十三（五千石）其余十分之九的佃户仅纳粮一千石占百分之十七“大家之田连跨数郡而佃民之粮或仅升合！”（《元史·邹伯颜传》）
入主中原的统治者最初在政治上显示出一些振兴气象因而他们制订和规划的“重农”举措收到一定成效但不久局势逐步逆转大德元年前后一系列“妨农之役”已成为社会公害中央不得不申令罢免（《元史·食货志一》）。随着吏治的日益败坏原来行之有效的种种举措便明显走向自己的反面而一不可收拾如中期和后期的大臣都相继指出地方政府和劝农官名为“劝农”、“养民”其实却是“扰之”、“劳之”、“废之”1。前述苗好谦献“种莳之法”曾因收效显著而广为推行但到了延祐年间“有司不能悉遵上意大率视为具文而已”（《元史·食货志一》）。又如屯田据当时人揭示因“所用者多非其人”武宗以前已全面呈现“废弛”局面2。设置常平仓是保障农业生产正常进行的辅助性措施但忽必烈时代已名存而实废。生产工具的经营权由官府把持质次价高忽必烈时代已形成坑农图利的一大祸害农民叹道：“一铧废夺十农功办与官家多少利。劳形馁腹死甘心最苦官拘卖农器3！”
吏治败坏也给农业命脉所系的水利灌溉带来无穷灾难这方面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权豪的直接破坏他们在排灌系统地带或是围水起田或是起立碾常祭沟迷葱私ê褪杩：玫墓喔认低车呐藕榍涝庋现鼗倩等缭诨坪恿饔蛴龅礁珊岛由砗月端从俚乇愣辔萍宜荨昂鲇龇豪乃匏樗熘挛Α保ā对贰ず忧径罚９慵们蕹珊笤喔攘继锸蚯甑罄春烂裱厍⒀咂鹆⒛肽ズ颖北６ㄇ逶匪烈采嗨魄榭鼋峁恰吧橙疼堋薄ⅰ肮喔壤�1。这类情况在江南水网地区更为严重如镇江路练湖（在今江苏丹阳市西北）豪势之家在湖中筑堤围田4陶宗仪：《辍耕录》卷五《朱张》。
5余阙：《宪使董公均役记》《青阳山房集》卷四。
1张养浩：《三事忠告》上《宣化第五·劝劳》；许有壬：《至正集》卷二四《公移》一《农桑文册》。2《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卷一五o《何玮（何伯祥子）传》。
3胡祗遹：《农器叹》《紫山大全集》卷四。
1《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刘因：《清苑县尹耶律公遗爱碑》《静修文集》卷四。耕种“侵占既广不足受水遂致泛滥”。吴松江是浙西太湖地区十分重要的通海排洪渠道；淀山湖上承太湖下经黄浦江东向入海也是太湖地区蓄水、排洪的自然湖泊但权豪势要不断占荡、筑堤为田每遇水旱必然泛滥成灾（《元史·河渠志二》。自然灾害在所难免但与政治结合起来后果就相当严重所以早在大德之初“妨农之役”屡兴不绝之时随之而来的情况就是“旱暵雨之灾迭见饥毁荐臻民之流移、失业者亦已多矣！”（《元史·食货志一》）元代中后期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层出不穷如至大元年（13o8）夏秋之间地震、风雨、饥荒、疫疠连作巩昌、归德、泰安、济宁、真定、江浙各地“庐舍荡析人畜俱被其灾”“死者相枕藉父卖其子夫鬻其妻哭声震野”（《元史·武宗纪一》）。次年益都、东平、东昌、济宁、河间、顺德、广平、大名、汴梁、卫辉、泰安、高唐、曹、濮、德、扬、高邮、滁等地“蝗蝝遍野百姓艰食”（《元史·武宗纪二》）。天历年间又因水、旱、疫等灾害陕西饥民达一百二十三万余口河南府路饥民二万七千余口江浙北部饥民六十余万口南部饥民十一万八千余户华北及黄河中下游饥民六十七万六千余户凤翔府饥民十九万七千余口（《元史·文宗纪一》）。元统二年和后至元三年京畿水灾饥民四十余万。江浙先后两次大灾饥民分别为五十九万和四十万（《元史·顺帝纪一、二》）。至正四年和五年大河南北先旱后疫“赤地千里黄尘飞麦禾槁死粟不熟”“民之死者过半”1全国主要经济区的农业生产由此出现较明显的衰敝气象。
1乃贤：《金台集》卷一《颍川老翁歌》及余阙后注（余阙文亦见《青阳集》卷八《书合鲁易之作颍川老翁歌后续集》）。
第四节畜牧业蒙古贵族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后其畜牧业向内地特别是向华北地区大力渗透而内地也以各种方式支援牧区经济在大统一的国度里形成农牧经济交相渗透的局面。然而由于元代频繁用兵、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统治集团的滥行耗费使得有可能呈现展势头的畜牧经济很快陷入蹇涩、衰微的境地。
畜产品的巨额需求与来源大蒙古国建立以来庞大的国家机器对畜产品的需求比过去大幅度增加了。除蒙古、色目人的日常巨额消费外另有一系列特殊需求：一是统治集团的奢侈消费。以武宗登位时举办的忽里台聚会为例宴乐七日每日食用马四十羊四千另用马七百、羊七千挏乳洒地使斡耳朵附近“积乳之广有如银汉”1。一般朝会也得用一百零五辆车和九十匹马装载马奶提供饮用。
此外皇室祭祀、宫人出入、上都巡行等一系列活动都必须按例为皇帝和僚属提供大批马匹和肉食乳酪2。礼佛开支也相当惊人以延祐二年（1313）二月的一次统计为例各寺修佛事曾“日用羊九千四百四十”（《元史·仁宗纪一》）。皇室之外见于记载的有权臣燕铁木儿一次宴会要宰杀十三匹马（《元史·燕铁木儿传》）。后人还统计过宋室后、妃人等被俘后每日支取的羊肉达一千六百斤之多3。第二大需求是军事供给。元代频繁用兵因而在原有装备之外不断进行大规模征敛据《大元马政记》记载从忽必烈中统元年到泰定帝致和元年（126o—1328）期间曾多次以“和市”与“刷马”的名义征取马匹其中比较明确是出于军事目的而有数字记载的大约十二次数量达一百万头。第三大需求是为驿站配备牲畜。元代有驿站约一千五百处6站用马、牛、驴、狗、车有些水站用船也用畜力牵引必须常年维持的牲畜总数约分别为：马六万、牛一万、驴六七千另有作为“思”、消耗量更大的羊、猪之类4。第四大需求是赐予或赈济。元1《瓦萨甫史》转引自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本第六章。
2《元史》卷一oo《兵志》三《马政》。本篇未注出处的内容多见于《元史·马政》及《大元马政纪》。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o《金元二朝待宋后厚薄不同》。
4《马可波罗行记》97章《从汗八里遣赴各地之使臣铺卒》及其“注戊”。行纪称每站备马二到四百匹一半应役一半牧放休养总数在三十万匹。此说值得怀疑。众多材料表明有的驿站只有站马一二十匹仅大都等少数驿站有数百之数。大德年间留存的记录表明腹里、河南、辽阳、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和甘肃十地的马匹总数在四万五千余头（《经世大典·站赤》载《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一九四二三）如果加上岭北、西北及通往吐蕃等地的驿站应不过六万匹。牛、羊等数量亦廷对贵族权豪不时赐予畜产品另因大漠南北战乱和自然灾害频繁出现了大批流民和饥民迫使元廷不得不时时以包括畜产品在内的各种财物相赈济。第五大项目是屯田所需大批耕牛。元代初期政府曾不断提供牛具种子鼓励人民垦荒这种措施更广泛地施行于屯田政府每设置一处屯田或每向屯田区派遣生产人员按例要配给牛具种子。全国屯田总数在二十万顷以上（见“农业”条）政府用各种方式组织、支拨的耕牛当在二、三十万头左右1。第六大项目是向手工业有关部门提供毛、皮、革、骨等原料。这类原料的提供固然不必以专项牲畜饲养为条件但无疑得以达的畜牧业为基础。
巨额的畜产品需求进一步强化了游牧民族对牲畜的法权观念。元律规定“诸盗驼马牛驴骡一赔九”盗窃各类牲口的主从犯都施以不同数量的杖责处罚而“盗系官驼马牛者比常盗加一等”（《元史·刑法志三》）。元廷对全国牲畜还实行统制性管理律文多次强调不得“偷宰”、“私宰”牛马特别严禁宰杀母牛、羊羔和怀孕的牲畜2马匹并严禁出口（《元史·刑法志四》）牛马病死也必须申报备案。
蒙元之际在征战中的大量卤获不仅充实了蒙古部队的军事装备也构成了日后蒙元政权的畜牧业基础。全国统一后为了保证浩繁的供给元廷制定了一些相应的制度与措施如建立规模空前的官营牧场1（分布状况见下文）以便为皇室提供“御马”、“供宗庙影堂、山陵祭祀”及“玉食之挏乳”。第二项重要措施是实施羊马抽分（忽卜绰儿）2。据徐霆所见“其地自鞑主、伪后、太子、公主、亲族而下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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