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元代中国商船到达桑给巴尔一带东非沿岸地区贸易是确切无疑的。近百年来在这些地区不断现数量甚多的中国钱币（主要为宋钱）2和瓷器等遗物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唐宋时代中国人对北非西部即马格里布的情况就有所了解3但中国与该地区有交往的明确记载则出现于元代。大约在至正六年（1346）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作为印度德里算端的使臣来到了中国。他由海路先至泉州得到当地官员的款待并获准游历了广州其后奉旨北上大都朝见。途经kanjanfu（建昌府？）时他见到了在这一带回回人中享有盛誉的学家、摩洛哥休达市人吉洼木丁（kiap；a1…din）原来就是他在印度已认识的布思里（a1…bushri）。此人曾随其舅父居德里年青而富学识德里算端因伊本·拔图塔的推荐欲用重酬把他留在德里但他执意来中国终于获得成功既显且富拥有男奴、女婢各5o名他向伊本·拔图塔赠送了奴婢各一名及大量礼物4。次年伊本·拔图塔由泉州乘商船回到印度不久即西还本国。后来由他口述著成的《行记》中详细报导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尤其着重描述了泉州、广州、杭州和大都的情况。据他说当时中国的瓷器远销印度及其他海外国家并转销到了摩洛哥1。这部《行记》对摩洛哥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无疑起了极大的作用。
元代中国的回回人极多按照伊斯兰教徒遵奉的五行仪（’ibadat）之一只要有能力都必须到麦加朝圣而后可称“哈只”。《岛夷志略》“天堂”（即麦加）条说：“云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云南是元代回回人较多的地区赴麦加朝圣者当不少明初著名航海家郑和的父亲名叫马哈只可能就是曾赴麦加朝圣者之一。回回人在元代海外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经商和朝圣活动无疑促进了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交往。亚丁自古就是阿拉伯半岛与印度、中国交通的主要港口波斯萨珊王朝统治时期1《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
2元灭宋后即罢用铜钱有元一代仅至大、至正两次短暂铸钱并许与旧钱通用。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多携铜钱（主要是宋钱）出海至元二十三年诏“禁赍金银铜钱越海互市”（《元史·世祖纪》）；三十年制订的《市舶则法》又规定“金银铜钱并不许下海”（《元典章》卷二二）可见私贩铜钱者未绝。3《通典》所录杜环《经行记》中的摩邻国有人认为即指马格里布但尚难肯定。《岭外代答》中的木兰皮国即1o56—1147年统治该地区的murabit王朝《诸蕃志》的“默伽猎国”即maghrib已成定论。4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494—495。
1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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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被称为samran（即贾耽《入四夷道里》所载之“三兰”）十世纪以后乃全用aden一名汉文史籍最早著录此名者就是《大德南海志》译作哑靼。
第八节欧洲元人把欧洲国家泛称为拂郎国（又作佛郎、富浪）系来自阿拉伯人对欧洲国家和人民的称呼farang（源于法兰克一名）。东欧诸国则另有斡罗思（俄罗斯）、孛烈兀（波兰）、马札儿（匈牙利）等译名。
1238年法国和英国国王收到叙利亚亦思马因人（伊斯兰教派）的求援信要求联合对付蒙古的入侵并报告了来势凶猛的蒙古人情况。但这个信息完全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直到1241年蒙古军大举侵入波兰、匈牙利才使欧洲各国无比惊骇开始筹划对策。1245年3月教皇英诺森四世选派方济各会教士普兰诺·卡尔平尼（意大利人）和劳伦斯（葡萄牙人）分别率领使团去蒙古传递他写给蒙古皇帝和人民的信件（交劳伦斯送的信只要求善待使者及劝请皈依基督教普兰诺·卡尔平尼送的信上还谴责了蒙古对基督教国家和人民的侵略）。遣使目的主要是了解蒙古的情况及其意图。同年6月教皇在里昂召集宗教会议商讨对策估计蒙古还会再来进攻呼吁所有基督教人民加强防备。次年7月普兰诺·卡尔平尼使团到达和林附近的昔剌斡耳朵参加了贵由汗的即位大典其后两次被召见报告其使命。11月丞相镇海和八剌交给他们贵由汗答教皇的蒙古文诏书并逐字翻译让他们用拉丁文作了记录还交给他们一份此诏的萨拉森文译本以便教皇能找到人来解读原信。于是普兰诺·卡尔平尼一行启程回国1247年秋到达里昂向教皇详细报告了出使经过和所了解到的蒙古情况。贵由汗答教皇诏的波斯文（即所谓萨拉森文）本于192o年在梵蒂冈档案中现上钤有蒙文贵由汗玺内容是反驳教皇的指责声称他以长生天之命消灭违抗者和征服世界命令教皇及诸国王降服1。关于劳伦斯的出使情况史籍缺载。
在普兰诺·卡尔平尼回到里昂之前英诺森四世又派遣多明我会教士阿塞林、西门等持“致蒙古皇帝及人民书”（内容与前使所持者相同）出使。阿塞林一行于1247年5月到达蒙古西征军统帅拜住的营地——里海西、阿拉斯河中游北的阿兰之地由于拒绝向拜住行跪礼几被杀害幸大汗诏使野里知吉带的到来才得以免死。7月拜住让他们带着给教皇的复信返回并派两名使者（艾别和薛里吉思）和他们同往。次年蒙古使者抵达意大利见了教皇得到了教皇的复信后回还1。
野里知吉带被贵由汗任命为西征军最高统帅。1248年5月他派使者大卫和马可持书信往见法国国王圣路易（路易九世）以大汗名义谕告：蒙古将一视同仁保护拉丁、希腊、亚美尼亚等各族各派基督教徒。12月圣路易在塞浦路斯（当时他正率领十字军东征）接见了蒙古使者据大卫告知大汗及其母都是基督教徒这使他大受鼓舞次年初即派多明我会教士安德1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一章（页4—28）对普兰诺·卡尔平尼出使和贵由汗信作了缜密研究。1关于阿塞林等出使的研究见伯希和上揭书第二章ii页66以下。
鲁率使团携其书信和丰厚礼物随来使前往蒙古汗廷意欲通过宗教关系结盟。时贵由汗已死摄政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在叶迷立（今新疆额敏）斡耳朵接见了安德鲁一行但只把他们视为来朝贡的使者她给法王的复信也只是命其必须每年进贡才能获得和平否则将被消灭。1251年4月安德鲁等回到圣路易驻地凯撒里亚（今耶路撒冷西北地中海岸）复命2。这次遣使的外交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获得许多有价值的蒙古情报加以当时盛传拔都之子撒里答是个基督教徒3于是圣路易决定利用这个关系再次派人进入蒙古辖境。1253年初方济各会教士法国人卢勃鲁克奉命以单纯传教士的身分前往撒里答处随行者有教士、教会执事和译员各一人圣路易让他带给撒里答的信只是证明其身分请求准许留在蒙古境内传教实际上交待的任务是探明各方面情况随时详细报告。卢勃鲁克一行从地中海东岸先至君士坦丁堡渡过里海到达顿河下游撒里答营帐撒里答命其往见拔都（驻伏尔加河下游萨莱城）拔都派人送他们去和林朝见大汗蒙哥。其年底到达和林南大汗冬营地。次年4月随蒙哥至和林城。蒙哥多次召见卢勃鲁克询问来使目的和彼国情况他坚持自己不是法国国王的使者只为传教而来。在蒙古汗廷期间他曾奉命为皇家祈天祝寿并参加了一次宗教辩论。8月启程回国蒙哥交给他一封致法国国王信带回。
此后教廷和欧洲国家主要是与伊利汗国交往。王恽《中堂事记》载中统二年（1261）五月有“郎国遣人来献卉服诸物。其使自本土达上都已逾三年途有二海一则逾月一则期月可渡其舡艘大可载五十百人。其所献盏斝盖海鸟大卵分而为之酌以琼醑即温上嘉其远来回赐金帛甚渥”（《秋涧集》卷八一）。所载显然是欧洲来的“使者”但却不见于欧洲史料或许只是民间商人因没有留下旅行记录而湮没无闻。元朝设有通往伊利汗国、钦察汗国直到其最西境的驿路中国与欧洲的交通比其他历史时期要便利得多。据十四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商人帕戈罗提说当时从亚海东岸的塔纳到中国一路上无论昼夜都十分安全1。帕戈罗提长期受雇为英国王家所属佛罗伦斯巴尔底公司代理人他根据商人的报告写成《诸国志和商务指南》书中较详细记载了通往中国的途程（塔纳—阿斯特拉罕—萨莱—玉龙杰赤—讹答剌—阿力麻里—甘州—杭州—大都）及各地交易的商品、价格等可见元代欧洲商人来往中国者为数颇多。元人朱思本说：“西海（地中海）虽远在数万里外而驿使贾胡时或至焉。”（《贞一斋稿》卷一《北海释》）只是他们大多数未能留名史册而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因有旅行记传世成为妇孺皆知的世界历史名人。
2格鲁塞上揭书页422；柔克义：《卢勃鲁克东游记译注》导论页27—3o。3教皇英诺森四世从一位撒里答处来的祭司约翰口中获悉此事遂于1254年致信撒里答祝贺他皈依基督教（见柔克义上揭书页48注2）。圣路易在东方应有机会更早得到这个情报。1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292。
马可波罗之父尼哥罗、叔马菲奥一同经营东方贸易曾居钦察汗国都城萨莱一年又到不花剌居住了三年之后随旭烈兀所遣入朝使者同来中国大约在1265年到达上都。忽必烈向他们询问了欧洲各国情况决定派一位使臣出使罗马教廷命尼哥罗兄弟随行。途中使臣因病留下将国书委托尼哥罗兄弟递送。他们于1269年抵达地中海东岸的基督教中心地阿克尔时教皇已死新教皇未立遂回威尼斯。1271年他们带了十七岁的马可波罗再到阿克尔谒见新教皇格里戈里十世要求回中国复命教皇派遣二名教士持其致大汗信同来后来二教士畏难不行将教皇信件委付尼哥罗代为呈递。父子叔侄三人由6路东行1275年到达上都从此留居中国达十七年。据马可波罗自述他得到忽必烈的信任曾奉使云南、江南以及海外马八儿等国并在扬州做过三年官。他们离开中国的时间应是1291年初随同伊利汗阿鲁浑派来元朝选妃的使臣兀鲁歹等护送选定的新王妃阔阔真由泉州乘船去波斯1。完成使命后他们于1295年回到故乡威尼斯。马可波罗只是元代来中国的无数西域商人之一他有可能如其自述所说曾充任过朝廷使者或某种官吏（元朝任用西域商人不乏其例）但主要活动应是经商或许是充当以官钱营运的“斡脱”因而能成为百万富翁。有幸传名后世的另一位元代来华欧洲商人是卢科隆戈（lunetgo）人彼得他是至元末与教皇使节约翰·孟特戈维诺一起到达中国的因在大都购地捐助建立教堂孟特戈维诺在写给教友的信中提到了他。
马可波罗所述忽必烈派其父、叔出使罗马教廷一事不见于元朝和教会史籍记载教廷档案中也没有现忽必烈让他们带给教皇的信。不过在伊利汗阿鲁浑1285年写给教皇的信中提到大汗忽必烈“已向神圣的主和父教皇送了礼物现在又诚心诚意想送教皇法服和香”1。似乎在此之前忽必烈与罗马教廷确有过使节交往。此外据这封信说法服和香是大汗给爱薛带到伊利汗国的阿鲁浑汗再派爱薛参加出使教廷将此作为大汗礼物送给教皇；大汗还诏谕伊利汗要善待和保护基督教徒。但爱薛1285年到波斯1287年就回到元廷回程走了两年（事详本书《爱薛传》）所以实际上不可能去过教廷；教皇有没有收到大汗赠送的法服和香也不得而知。
1287年阿鲁浑汗派遣聂思脱里教会巡视总监列班扫马出使拜占廷、罗马教廷、法、英等国谋求欧洲基督教国家协助他夺取“圣地”耶路撒冷。列班扫马告诉教皇尼古拉四世说忽必烈大汗“对罗马教廷和拉丁民族怀有热爱之情”并代表阿鲁浑汗请求教皇派几名教士前往蒙古宫廷1。于是1289年7月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学识渊博并已在伊利汗国传教多年刚刚返1参见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文史杂志》1卷第12期1941年；柯立夫：《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资料及其到达波斯的波斯文资料》《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61976年。1穆勒：《155o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汉译本页123。此信保存在梵蒂冈教廷档案中。1《155o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页192引录的教皇尼古拉四世致忽必烈大汗信（梵蒂冈教廷档案）。回教廷的方济各会教士意大利人约翰·孟特戈维诺率领传道团持其致忽必烈大汗和阿鲁浑汗的书信前往东方。他们先住在伊利汗国都城桃里寺（tabriz=tauris）1291年孟特戈维诺与同事尼古拉和商人彼得结伴东行取道忽里模子由海路至印度马八儿留居年余（尼古拉在此去世）大约1293年由此乘船至中国1294年到达大都2。这时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