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常有交往。他在继位前居元廷时曾参与拥立武宗退位后仍不免卷入朝廷政争延祐七年（132o）英宗即位后被流放到吐蕃萨斯迦“学佛”泰定帝即位后始召还。
沈王暠得宠于英宗谋夺高丽王位屡在元廷指控王焘导致元朝对高丽国政的进一步干预。至治三年（1323）王暠的党羽柳清臣等上书中书省请立省于高丽比内地元朝为了稳定东藩未予采纳1。但王焘屡受沈王之党的攻击和元廷的质讯不得不于至顺元年（133o）请求传位于世子祯（蒙古名普塔失里高丽忠惠王）。祯品行恶劣继位后荒淫无度至顺二年即被罢黜其父焘复位。后至元五年（1339）焘死祯复位仍暴虐荒淫至正三年（1343）被元廷押解流放到揭阳次年初行至岳阳病死（或云被毒死）。元以其子昕（亦怜真班公主生蒙古名八思麻朵儿只高丽忠穆王）继为高丽王时仅八岁。至正八年昕死元朝以祯庶子蚳继位（蒙古名迷思监朵儿只高丽忠定王）。十一年诏废蚳别立祯弟祺为高丽王（改名颛蒙古名伯颜帖木儿高丽恭愍王）。时奇皇后之兄辙恃势得任高丽政丞（国相）专横跋扈颛甚愤之至正十六年乘元朝困于国内农民起义之机诛奇辙及其党羽停用至正年号并兵攻元境夺回双城等地。元朝声称要进行讨伐又罢黜王颛而另立逃亡大都的王璋庶子塔思帖木儿为高丽王但均无力付之实施不得不宣布恢复颛王位。从至正十九年起红巾军一部由辽东多次进入其境攻城略地二十一年陷其王京颛南迁以避之。次年高丽军收复王京击溃红巾军其余部退回辽东。但王氏高丽至此也已1姚燧：《高丽沈王诗序》《牧庵集》卷三。
1《高丽史》卷一二五《柳清臣传》。据《元史》卷一七八《王约传》载至治三年“朝廷议罢征东省立三韩省制式如他省”命中书省讨论王约言其不可应守世祖旧制丞相拜住称善遂不行。立三韩省之议当即出于柳清臣。
衰微不堪3o年后被在与红巾军作战中兴起而逐渐掌握大权的李成桂所取代。
有元一代中国与高丽的经济、文化关系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有很大的展。来元高丽人比以往各代都多其中有不少精通汉文的文人学者和高僧他们与中国文人交往密切相互切磋唱和元人文集中此类诗文屡见不鲜。高丽早有儒学学者皆知孔孟之书。元世祖前期程朱之学才在中国北方兴盛还未传入高丽。高丽儒士白颐正在大都得而学之东还后李齐贤等先从他师受。至元二十六年元置高丽国儒学提举司以其本国著名学者安珦为提举珦从高丽王入朝得朱子书十分钦慕晚年常挂朱子像以致敬遂自号“晦轩”1。理学于是传入高丽。高丽名臣李齐贤2长期在元陪侍王璋广泛结交元廷著名儒臣文士学问大进有《益斋集》传世被认为是高丽时代的优秀古典作品其中有不少歌咏中国历史、景物和风俗民情的诗篇。元仁宗恢复科举后高丽（征东行省）依制选送士人参加会试即使未能及第元廷亦授予官职或归国即可凭此资历而获显官；亦有举进士者如元统元年（1333）进士李谷御试对策“大为读卷官所赏”擢汉、南人榜第二甲第八名即授翰林国史院检阅官3。有不少入元为质子的高丽世家子弟或其他侨寓人员后来出仕于元朝或竟世代留居不返。元代有大量中国文化典籍输入高丽。如延祐元年（1314）高丽王焘遣官赴元购书得经籍1o8oo卷而还；元仁宗又赐书籍4371册（17ooo卷）皆宋秘阁所藏者1。此外佛、道、医、卜各类人员的交往也很多。
元与高丽的经济交流除数量相当大的贡赐物品外民间贸易往来也甚为达。元时木棉由中国传入高丽传为佳话。据载至正二十三年（1363）高丽人文益渐使元取棉籽十余枚归令人种植虽仅一枚得生但得籽百余枚于是年年加种又有一胡僧教以缫织之术于是棉花种植与棉布纺织不到十年就遍于全国2。
1《高丽史》卷一o六《白文节传》；卷一o五《安珦传》。
2《高丽史》卷一一o有其传。
3《元统元年进士录》；陈旅：《送李仲父使征东省序》《安雅堂集》卷四。《高丽史》卷一o九《李谷传》谓其为文典雅高古有《稼亭集》行世。
1《高丽史》卷三七《忠肃王世家》。
2《李朝实录·太祖康献大王实录》七年六月条。
第二节日本日本与中国自古交往密切尽管唐末停派“遣唐使”以后官方关系衰减但民间贸易和僧侣的往来却更趋繁盛。南宋中叶兴起的武士政权——镰仓幕府（1186年建立）在对华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仍采取积极态度特别是热衷于引进中国的禅宗日本与南宋的民间交往极其频繁。然而由于此时中国南北分裂而中日间的交流早已改取横渡东海直航两浙（主要是明州——今宁波）的南路不再走经由朝鲜半岛西岸到辽东或山东的北路3加上日本政府对官方外交的冷淡因而与统治北中国的金朝几无交往1也没有和代金而起的蒙古生接触。直到至元七年（127o）日相营原九成在《赠蒙古国中书省牒》中还说：“蒙古之号于今未闻。”2蒙古前四汗时期对马蹄所不及的海国日本也未曾留意。至元二年（1265）高丽人赵彝向忽必烈报告说日本与本国邻近汉唐以来都通使中国可令高丽向导与之通使。忽必烈十分企慕中原盛世君主那种天下一统、万国来朝的功业即于次年遣黑的、殷弘出使日本命高丽王派官导送。使者至巨济岛高丽陪送官以海上风涛险恶劝止之遂折回。四年再遣黑的等出使高丽王派潘阜代替蒙古使臣去日本传书滞留太宰府达五月被遣还。五年忽必烈严令高丽王派大臣陪送黑的等赴日“期于必达”。使者抵日本对马岛被拒只捕得岛民塔二郎、弥二郎回朝复命。忽必烈让这两个日本人游览燕京后命高丽派使臣送其回国并传递了用中书省名义写给日本国的信。日本国相营原九成起草了复牒但被镰仓幕府否决未交付来使3。
七年末忽必烈以日本屡次拒使诏兵屯田于高丽“以为进取之计”同时遣赵良弼为国信使持国书去日本“招谕”。八年九月使团百余人至其国被阻留于太宰府西守护所不准赴京都。其官员屡次逼取国书良弼坚持亲到京都面见国王呈递只抄录副本与之。日本朝廷初拟答复但幕府仍采取断然拒绝态度。使团滞留至次年初返回日本守护所派弥四郎等十二人同来良弼还至高丽后命随员送他们到大都。忽必烈与朝臣商议后决定不予接见遣回并命赵良弼再使日本。十年春良弼仍不得要领而还。
十一年初元廷决定兵侵日命高丽造大战船三百艘“期限急迫3关于中日航路的改变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汉译本页79—86；296—297。1《金史》中关于日本的记载仅见一处：“＇兴定元年（1217）十二月＇戊申即墨移风砦于大舶中得日本国大宰府民七十二人因■遇风飘至中国。有司覆验无他诏给粮俾还本国。”这显然是偶然被风吹到山东沿岸的日本商船。
2转引自池内宏：《元寇的新研究》页42—43。
3参见同上书引八代国治：《关于蒙古袭来之研究》载《史学杂志》1918年。疾如雷电民甚苦之”1；立征东元帅府以忻都、洪茶丘、刘复亨为都、副元帅聚兵高丽加造战船。十月蒙、汉军及高丽军共二万五千余人乘大小战船9oo艘合浦（今马山）侵袭对马、一岐两岛后进至博多湾攻击沿岸诸地；二十日于今津等港口上6日本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死伤甚重而元军亦疲未能深入退回战船其夜博多湾台风起战船多坏只得仓卒撤还。此役生在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史上称为“文永之役”2。
至元十二年忽必烈遣礼部侍郎杜世忠等出使日本但一去即杳无音讯（他们于当年四月至日本九月被镰仓幕府杀害四年后逃回的高丽水手才报告了这一消息）。当时元朝正进行灭宋战争经略日本事暂时搁置。十六年尽取江南即准备再举征日命高丽及江南四省造战船并命南宋降臣范文虎筹划征日事宜显然意在驱使新附军由南路进取日本。范文虎受命后派属下周福、栾忠与一来宋日僧同去日本传递诏书同时奏请待所遣人回报日本是否从命再决定进兵。十七年初元廷获悉使臣杜世忠等已被害。范文虎所遣二人也一去不返（到日本不久即被杀）。于是决定进行大规模侵日战争特立行省专任其事大臣阿剌罕与高丽王王■任右、左丞相忻都、洪茶丘、范文虎右丞李庭左丞张禧参政；拟定方略：忻都、茶丘率蒙、汉、高丽军四万合浦范文虎等率新附军十万江南会师一岐岛共同进兵其国志在必取1。
十八年五月忻都、茶丘与高丽元帅金方庆率东路军四万多乘战船9oo艘出攻对马、一岐；六月初不待江南军来会即进至筑前志贺岛登6。日本已有防备在博多湾沿岸阵地构筑工事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与元军激战。元军未能取胜退屯鹰岛月末移军一岐。范、李、张等率江南军十万乘战船35oo艘六月十八日由庆元（今宁波）出航行七昼夜抵平户岛其先遣军至一岐约东路军来会。七月两军主力均进泊鹰岛（音译“打可岛”。或作“竹岛”系音讹致误）行省官商议进攻太宰府但他们果如临行陛辞时忽必烈所担心的那样相互不和议事争执不决以致“逗留不进”几一月2。八月一日夜半“飓风大作波涛如山”元军船多“缚舰为寨”紧靠在一起致相“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者如麻”3。忻都、茶丘、范文虎等将帅“各自择坚好舟乘之”弃军自归4。留下来1《高丽史》卷二七《元宗世家》。
2“文永之役”过程参见上引池内宏书第七章。
1忽必烈面谕征日行省诸臣云：“朕闻汉人言取人家国欲得百姓土地若尽杀其人徒得地何用。”可见此役旨在征服日本。据日本史料记载侵日元军还“为居住持世路（生活）具为耕作贮锄锹类”显然准备持久屯驻（参见《元寇之新研究》页291—293）。
2方回：《孔端卿东征集序》《桐江续集》卷三二。
3苏天爵：《赠长葛县君张氏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二一。
的元军大部分被日军消灭一部分被俘5。十四万多元军得归者仅五分之一大张旗鼓的第二次侵日之役（事在日本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日本史上称为“弘安之役”）以惨败告终了。其后忽必烈又准备再征日本下令造船和拘刷水手激起受害最深的江南人民的激烈反抗朝臣也多言不利不得不中止。
至元二十年忽必烈遣提举官王君治与补陀寺僧如智持诏“宣谕”日本洋中遇飓风吹回补陀山。次年再遣江西行省参政王积翁与如智出使日本积翁拘任氏船以行途中又因事鞭之将至对马岛被任氏所杀。两次遣使均未达。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遣补陀寺学识渊博的临济宗高僧宁一山（一山一宁）搭乘日本商船使日到达太宰府因是敌国使者幕府执权北条贞时下令囚禁于伊豆修善寺后知他是有道高僧即迎住镰仓建长寺（后被日本上皇邀主京都南源寺直到去世门徒众多）尊礼有加但对与元朝通使事则仍予拒绝1。
尽管元朝与日本交过战通使关系一直未能建立元代中、日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仍然十分繁盛双方政府都不但不加禁限且有意促成。至元十四年有日商持金来换铜钱元朝给予准许。次年令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十六年日本大商船四艘载商人、水手二千余人至庆元经查明确是来经商的即许其交易而还2。从至元末年到至正末年的七十多年中中日间有商船（主要是日本商船）和僧侣等人员（他们大体都搭乘商船）来往、年份可考者即有近五十年而且往往一年中不止一批此外还有许多年份不明或失载者3。大德八年元朝“置千户所戍定海以防岁至倭船”1也可见几乎年年都有日本船来。由于经营中日贸易获利甚巨日本幕府为了筹集建寺经费和其他目的有时也批准派出官方商船如1325年为修建长寺、1328年为造镰仓大佛、1341年为建天龙寺所派商船即是2。
元代中日交通的主要港口是庆元这里置有市舶司掌对外贸易。庆元路属县定海（今镇海）是日本商船停泊之所经检查、抽分后即许日商登岸市4王恽：《泛海小录》（《秋涧集》卷四十）载：“大小船舰多为波浪剪触而碎唯句丽船坚得全遂班师西还是年八月五日也。”所记应即诸将逃归事。
5《元史·日本传》记载后来逃归的士卒于阊报告说被虏者达二三万人押至八角岛（博多）尽杀蒙、汉、高丽人而留新附军人为奴。但据日本史料所俘元军为数千人（参见《元寇之新研究》页314）。1见明代日本僧人周凤著《善邻国宝记》卷上所收如智亲撰之《接待庵记》。《元史》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