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图收回哈的大师处断回回人刑、民等公事的权力7。哈的大师的职掌被限制在“掌教念经”等纯属宗教活动的范围内到文宗时候又有“罢回回掌教哈的所”的诏命（《元史·文宗纪一》）。伊斯兰教在元代虽已传播到全国各地但它基本上限于在回回人中间流行。此外出嫁或者被卖给回回人的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男女当亦有一部分信奉了伊斯兰教。元朝移居西北的蒙古人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先后改宗伊斯兰教而居于汉地的蒙古诸王贵族中信奉伊斯兰教的则为数不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忽1许有壬：《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五三。
2《元史》卷《百官志》；卷一二二《哈散纳传》。波义耳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76误sima1i为sina1i所以他说“地名无考”。
1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回回沙碛》。
2《明史》卷三二三《西域传》。
3许有壬：《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五三。
4吴鉴：《重修清净寺碑记》《泉州宗教石刻》页22—23。
5《元典章新集》《刑部·回回诸色户结绝不得的有司归断》。
6《元典章》卷五三《刑部》十五《哈的有司问》。
7《元典章》卷五三《刑部》十五《哈的有司问》。
必烈之孙阿难答。阿难答是安西王忙哥剌之子。安西王所统的关陇河西地区是回回人的聚居地。司天少监每年要把推算写造的回回历按时送呈忙哥剌以使他向封领内的回回人颁布使用1。阿难答从小由回回人抚养长大。至元十七年他嗣位为安西王后使所部15万蒙古军队的大多数人改信伊斯兰教2。直到元末明初回回人“居甘肃者尚多”（《明史·西域传》）。伊斯兰教很早就分裂为若干派别。现存元代描述内地穆斯林的史料多出自汉人之手对穆斯林内部的派系似乎注意不多。但如果我们仔细搜寻仍然能现一些资料可反映元朝境内伊斯兰教各派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泉州“圣友之寺”中回历71o年（131o—1311）的阿拉伯文题铭提到愿安拉“宽恕阿里派者宽恕穆罕默德和他的家属”。这说明泉州有什叶派活动很可能“圣友之寺”就是一所什叶派清真寺。此外泉州的穆斯林有崇拜灵山圣墓的风俗与苏菲派教义吻合。根据伊本·拔图塔的叙述神秘主义和苏菲派在元代业已传入中国3。元代穆斯林中常见的术语“迭里威失”
（darvish）也是苏菲派所特有的。
从公元十世纪起波斯语为东部伊斯兰世界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得到确立到蒙古兴起时代中亚已经普遍使用波斯语了。在蒙古国时期和元代从西北方面涌入中国境内的回回人中相当大部分亦来自上述地区。因此元朝境内尤其是北方伊斯兰教的文献和文物留下了明显的波斯文化痕迹。在哈刺和托回回寺遗址现的碑文是波斯文山东曲阜出土的1235年圣旨碑后有一行异域文字被沙畹认为是八思巴字实际上也是波斯文1。蒙古国故都和林也有一块立于1339年的波斯文碑。元朝政府公文中有关伊斯兰教的专用词汇亦有相当一部分是波斯语辞如答失蛮（danishmand指回回文人）、迭里威失（darvish指苏菲派托钵僧与之相应的阿拉伯语为faqir未见于元代汉籍）、纳麻思（波斯语namaz译言礼拜相应的阿拉伯语为sa1at亦未见于汉文史籍）等2。
清真寺是回回人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穆斯林经济生活和文化水平的反映。入华的回回人很早便开始建寺。元以前的清真寺主要分布于中国沿海地区入元以后北方和内地的清真寺才越来越多。目前中国最古的清真寺是广州的怀圣寺。大食人苏莱曼公元九世纪中叶到广州时已看到那里有清真寺。南宋岳珂1o岁居广州时（十二世纪末）怀圣寺已立于珠江边。元至1见《秘书监志》卷七至元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公文。
2《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324。
3见田坂兴道：《伊斯兰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展》页773东京1964年。1参见沙畹：《蒙古时代汉诏令碑铭及文书》第21件《通报》19o8年页3o7—3o9；伯希和：《中国的阿拉伯文古碑铭》《亚洲杂志》1913年。
2见田坂兴道：《伊斯兰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展》页1251—126o东京1964年。正十年（135o）所立之《重建怀圣寺之记碑》也提到此寺建于唐代3。泉州也是清真古寺较多的地方据那里的“圣友之寺”大门甬道北面石墙上的阿拉伯文题记记载此寺建于回历4oo年即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oo9—1o1o）；据泉州《重立清净寺碑》记载清净寺始建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
元代回回人修建的清真寺很多。至正八年中山府（今河北定县）《重建礼拜记》曰：“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1其辞虽有夸张之处但也反映了元代伊斯兰教徒的建寺活动遍于全国的事实。上述广州怀圣寺、泉州“圣友之寺”、清净寺在元代都得到维修。元末吴鉴的《重立清净寺碑》提到“今泉造礼拜寺增为六、七”现今现的泉州清真古寺遗迹除了上述“圣友之寺”和“清净寺”以外还有涂门外津头埔的所谓“宋也门寺”、南门的所谓“元穆罕默德寺”、东门外东头乡的“元纳希德重修寺”和所谓“元无名大寺”等2。此外大都（北京）、杭州、扬州、定州、开封等地都有回回人所建的寺院。俄国人柯兹洛夫等人还在元亦集乃路治（哈剌和托在内蒙额济纳旗东）现十四世纪的礼拜寺址及波斯文残碑3蒙古国都城和林遗址的1339年的波斯文碑提到了当地的经学院4。这些都证明元代回回人一直在各地进行兴教建寺的活动。
元代从6路和海路入华的回回人之间有比较明显的区别。自唐宋以来不少波斯、大食商人从南海坐船来中国贸易寄居在南方的对外贸易港。入元以来回回人继续从海路入华并定居于沿海港市。例如至大年间重修泉州“圣友之寺”的阿合马即为耶路撒冷人5。与从6路入华的回回人不同他们的文化更多地体现了阿拉伯色彩。近数十年来在泉州现了许多元代伊斯兰教文物如回回人墓碑、礼拜寺碑铭等有相当一部分是阿拉伯文的1。在其他地方也现过阿拉伯文的元代伊斯兰教文物如广州怀圣寺的元末的阿拉伯文碑铭、扬州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北京牛街清真寺内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等。惟此类文物在泉州尤其集中。至正年间的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提到了清净寺内的四种教职：“摄思廉（shaikha1…is1am）犹华言主教也；益绵（amin？imam？）犹言主持也；没塔完里（mutaa11i）犹言都寺也；谟阿津（mu’azzin）犹言唱拜也。”2均3《广州伊斯兰教古迹研究》页5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孙贯文：《重建礼拜寺记碑跋》《文物》1961年第8期。
2庄为玑、陈达生：《泉州清真寺史迹新考》《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集。3参见伯希和：《中国的阿拉伯文古碑铭》《亚洲杂志》1913年页179注2。4刘迎胜、史卫民、斯钦朝克图：《“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辑1992年。
5见《泉州宗教石刻》页21。
1参见《泉州宗教石刻》页1—26。
2吴鉴：《重修清净寺记》《泉州宗教石刻》页22—24。
为阿拉伯语的音译与沿6路入华的回回人习用波斯语明显有异。泉州的“圣友之寺”在建筑上表现出明显的大马士革风格与中国境内众多的汉式清真寺截然不同。
第四节基督教和其他宗教聂思脱里教基督教中最早传入中国内地的是唐代的“波斯经教”又称为景教或大秦景教。它就是在431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被判为异端、后来在波斯王朝庇护下展起来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其教堂名为“波斯寺”3。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唐政府的取缔景教在内地趋于灭绝。辽金时代汉人径以原名的音译“聂思脱里教”称呼之4。元代又称为“秦教”很可能是“大秦教”或“大秦景教”的略称。
辽金时期景教在中国西北民族中广泛传播。先后信奉景教的有居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克烈部居于金界壕附近的汪古部从契丹边地西迁中亚的浑部居于按台山至也儿的石河地域的乃蛮部公元84o年西迁后定居在东部天山南北的畏兀儿人的一部分和占据亦列河、垂河及塔剌思河的哈剌鲁人的一部分等操突厥语的民族。入元以后在西北边地由于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诸强部相继为成吉思汗并灭其部民随蒙古军散居全国各地它又重新传入内地。
元代早期文献沿用在中亚流行的波斯语称聂思脱里教徒为迭屑（tarsa）。在有关聂思脱里教的蒙古语和汉语文献中更经常出现的是也里可温一词。用八思巴字拼写的该词蒙文复数形式为erke’ud1用指聂思脱里教、它的教士或其信徒。也里可温的辞源尚不甚清楚2。近代鄂尔多斯南部的蒙古族居民中有名为erkud部落尚保持用香油抹死者身躯、以尸身为十字形等聂思脱里教徒的习俗。他们以erkud为部名很可能就是元代的聂思脱里教遗民3。
元代管领也里可温教门的政府机构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建立的宗福司秩从二品“兼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元史·百官志五》）。马儿·哈昔是叙利亚文mar（译言圣）hasia（译言使徒）的音译是对聂思脱里教大德（主教）的称呼在其他汉文史料中它有时也被译写为马里·哈昔牙1。列班系叙利亚文rabban的音译原意为3《唐会要》卷四九天宝四年九月诏。
4黄溍：《马氏世谱序》《黄金华集》卷四三。
1见《石墨镌华》卷六。
2erke’un波斯语拼写形式作arkaun阿儿马尼文（亚美尼亚文）作ar…khaun。一般认为它源于希腊文erkou它可能是由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或由东罗马皇帝支持下的东正教会的阿儿马尼信徒传到中国的。3田清波：《鄂尔多斯志》《辅仁大学学刊》卷九。
1见梁相：《大兴国寺记》《至顺镇江志》卷九；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文物》1981年第1期。
法师、律师乃是对聂思脱里僧侣的敬称2他们与其他宗教教士一样享有蠲免差的优惠。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也里可温掌教司一度达到72所。崇福司是否被授权管领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目前还不太清楚。聂思脱里教是从西北地区重新传入内地的所以元代西北地区仍是聂思脱里教徒比较集中的地区此外大都乃至江南沿海各地也有许多信徒。
唐兀很早就是聂思脱里主教驻节地区之一3。当聂思脱里教士列班扫马（rabbansauma）和磨古思（markus）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中经过唐兀府时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迎送。“因为唐兀居民是热烈的信教者他们心地纯洁。他们向两位教士赠送各种礼物同时也接受后者的祝福”4。史料还提到1281年左右的唐兀主教名为沙卜赫兰（isha’…sabhram）5。聂思脱里教在唐兀地区的传播颇为繁盛据《马可波罗行记》在甘州、肃州、凉州、阿拉善等地都有信教者分布其间。
克烈部败亡之后汪古成为东方信奉聂思脱里教的最著名的部族。因此鄂多立克（odoric）把他经过的汪古居地附会为在西方传闻已久的约翰长老之国马可波罗也说阿剌忽思剔吉忽里的曾孙、当时的汪古部长阔里吉思驸马是约翰长老后裔。在阔里吉思家族的王府所在地即元德宁路治的土城遗址中掘出了十字石等聂思脱里教的遗物。
汪古部居地内的另一个聂思脱里派信徒的据点似乎是东胜。西行朝圣的聂思脱里二教士之一磨古思就是东胜地区的聂思脱里大辅教（arnetie1）的儿子。磨古思后来被选为巴格达聂思脱里教总主教。阔里吉思的伯父君不花和父亲爱不花就驻扎在东胜附近他们曾企图把这两个西行的教士留在领地内。1自汪古部居地东行至内地数日程间也散布着不少聂思脱里教徒。卢勃鲁克曾提及西京有聂思脱里主教所指当为金代西京即大同2。大同以南的平阳、太原等地都居住着若干聂思脱里教徒3。
大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因而成为基督教各派争相开展活动的地区。聂思脱里教徒在大都势力颇大。大教附近房山三盆山十字寺遗址一直保留到现2《景教研究》页894。
3在十三世纪中叶的聂思脱里主教驻节表中就列出了唐兀教区。见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第1卷页178注。
4《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8、159。
5《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8、159。
1《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5。东胜原书作kashang伯希和根据鄂多立克提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