燧亦以七十岁高龄起为太子宾客。在这种崇文右儒的风气激荡下仁宗的汉文化素养应明显地高于在他之前的元代诸帝。书法至少从两宋以来就被视为中原皇帝最重要的修养之一仁宗有“御书除官制”传世似是最早掌握了书法技艺的元朝皇帝。1作为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与武宗完全不同的君主主持朝政伊始仁宗即将武宗的施政方针完全否定。武宗死后两天他就下令罢尚书省“百司庶政悉归中书”（《元史·文宗纪一》）。又过了四天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名诛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尚书省主要官员五人。尚书省的理财措施大多被汉儒看作是“回回法”。因此汉人对诛杀西域人三宝奴最感痛快。当时人作诗志喜有“受尽君恩弄尽权富倾御府贵熏天”“富1阎复：《皇太子册文》《元文类》卷十；《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1袁桷：《仁庙御书除官序》《清容居士集》卷十七。按当时人的看法“帝王德业虽不系乎书然寸心之微众欲攻之。不惑声色则荒游畋。万机之暇诚绝众欲。深宫静己寓意于书。心正笔正出治之源于是乎清矣”。足见书法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万乘之君正心诚意所必需的一种基本修养。见许有壬；《恭题伯颜奎章阁记赐本》《至正集》卷七一。据传南宋第二帝孝宗以书法优秀才被高宗选为帝位继承人。是知将书法看成培养帝德的基本训练在当时是何等流行的观点。贵转头成鬼扑奸谀到死带奴颜”等句其矛头都针对着三宝奴2。三月仁宗正式即位。即位诏中宣布：“除枢密院、御史台、徽政院、宣政院各依旧制其余诸衙门及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启中书政务者以违制论”；“至元三十年已后诸衙门改升韧设并多余员数非世祖皇帝之制者从省台分拣减并降罢”1。翌月又下诏废至大银钞和至大铜钱恢复中统钞的行和使用。至此武宗以“惟新”为核心的全部措置几乎在两三个月内被扫荡干净。仁宗初执国政确实取得了“风动天下”的表面效果2。
自从忽必烈之后元朝诸帝的政治率以遵行世祖成宪为标榜。被仁宗斥为“辄意变更”祖制的至大年间钞币改革在实行当初也曾被说成是“乃循旧典”的行动。仁宗对武宗朝政的批评集中在变易至元、大德之政这一点上。实际上尽管武宗时期选法混乱、机构膨胀干扰了官僚政治的有效运转和正常机能但在其他方面它并没有触动忽必烈遗规的基本格局。真正在一些更带有根本性的方面企图改变忽必烈汉、蒙、回回法相参用的统治体制的倒是仁宗自己。不过这些作法深合儒臣和一部分汉化较深的蒙古、色目官僚们的心意所以不但不受谴责且多被美化成为“兴滞补阙”的创设。前期汉法的再推行仁宗前期汉法的再推行主要围绕两个侧重点开展。一是力图抑制诸王贵戚们基于草原分封制而获得的权益进一步加强皇权；二是想用儒术澄清吏治强化中原式官僚政治的运作程序。至大四年冬诏罢诸王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令所隶千户鞠问。皇庆二年（1313）四月废除诸王份地达鲁花赤由封主自辟的旧制以流官任之；诸王位下所辟降为副达鲁花赤。有鉴于武宗以镇北亲王的军权夺取帝位仁宗遂命驸马丑汉出总北军加封为安远王；对居庸关的军事守备亦显著加强。这些措施应当含有暗中防范业已镇北多年的晋王势力坐大的用心。至于澄清吏治的关键环节则是严禁近侍干政整顿选法登用儒士。至大四年七月诏谕省臣：“朕前戒近臣毋辄以文记传旨中书。自今敢有犯者不须奏闻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元史·文宗纪一》）延祐元年（1314）六月敕内侍自今只授中官不畀文阶。十月又敕由吏入仕者晋官止于从七品。也就在这一年元朝举行了实行科举制度后的第一次乡试。与他之前诸帝相比仁宗用儒抑吏的倾向可以说是至为鲜明。
自从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元朝灭金迄于仁宗复科科举取士制度在中原2刘壎：《三宝奴伏诛》《水云村泯稿》卷五；尹廷高：《三宝奴丞相故宅》《玉井樵唱》卷中。1刘敏中：《皇庆改元岁奏议》《中庵集》卷十五。按姚燧所撰仁宗即位诏载《元文类》卷九其文稍异于《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所载。惟二者均未录诏书所附条画。因此上引条款仅见于刘敏中奏议。2《元史》卷一七六《刘正传》。
汉地停废几达一个世纪（河北、山东从十三世纪初即因被蒙古攻占而未行科举）；江淮以南自宋亡以后废科亦已三十余年。元朝用人制度高级军政官员率多出自勋贵子弟即所谓“方今出宰大蕃、入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1；中下级官员很大一部分都由吏员晋升“中土之才跻是者十”2。从忽必烈时代开始虽然历朝几次议行科举但它总是被视为不急之务。中原传统的封建官僚体制向来靠儒学培植根基。“世胄”中除了少数几家汉人世侯的后人外大多数是蒙古、色目人；而选拔吏员的实际标准经常是“吏廉无才不若亡廉而才”1。所以随着政纪日渐废弛拔擢儒士以补“季劳用人”的积弊在汉人儒生乃至部分汉化的蒙古、色目官员中间成为越来越普遍的话题。仁宗个人的文化背景使他受到这种观点的强烈影响。所以他一登基就宣布：“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元史·仁宗纪一》）至大四年七月诏“勿限资级”拔擢儒生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及儒学提举等文职“虽白身亦用之”。皇庆二年十一月以行科举诏颁布天下。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道。按右、左两榜分别取录“国族暨诸部”和汉、南人士子。考试科目分经义疑、古赋诏诰章表、时务策论三门。“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古赋诏诰章表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2。元朝科举取士的规模相当有限对于改变当时的官僚构成并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科举制度在废止数十年之后被仁宗恢复对整个社会都生震动性的效果。尤其是处于压抑状态中的士人更把它看作“文运将兴”的标志。因此在他们的感觉中延祐复科“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荄粒无不翘达”3。科举考试一以程朱理学对儒学经典阐释为判卷标准也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普及。
在整顿吏治方面的另一项努力是编纂有关国家政制法程的各部类单行法总成一书。元朝行政立法长期根据因时立制、临事制宜的原则用条格、断例等形式个别颁布。各级政府机构均置“格例簿”“遇事有难决则搜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比拟施行”1。随日积月累针对各种具体问题颁的格例越来越多于是出现新旧相悖、冗杂重出的现象致使行政紊乱极大地增加了官吏任情玩法、用谲行私的便利。仁宗时始对现行格例加以类集折衷、整理增删以期统一法制。延祐三年夏书成分“制诏”、1刘岳申：《送吴澄赴国子祭酒序》《申斋集》卷一。
2陶安：《送马师鲁引》《陶学士集》卷十五。
1杨维桢：《送范致道序》《东维子文集》卷五。
2郑玉：《送唐仲实赴乡试序》《师山集》卷三。
3徐明善：《送汪子中序》《芳谷集》卷二。
1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元文类》卷三六。同卷有马祖常《风宪宏纲序》。此书所载系御史台“训辞”。或以为是即成书于延祐三年的《大元通制》前身此误。
“条格”、“断例”、“别类”四部分。是书编成后又命朝臣审定虽然终仁宗之世未及颁行但它却为英宗朝颁布天下的《大元通制》奠定了充分的基础。
后期的政治弊端皇庆、延祐之初汉法的再推行从一开始就处在答己太后集团的掣肘之下。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铁木迭儿武宗初任宣徽使时就与答己关系非同寻常。至大元年铁木迭儿被外调江西、云南。后来他擅自“离职赴阙”偷偷回到了答己身边最后以皇太后旨“得贷罪还职”。武宗一死答己趁仁宗尚未即位从兴圣宫降懿旨抢先召铁木迭儿回京并用为中书右丞相。这年春天答己以“内降旨除官千余人”“徽政、宣徽用人率多罪废之流”（《元史·仁宗纪一》）。太后这种纵情私欲、浊乱朝政的行为用儒家学说关于端坐宫闱、“母仪天下”的规范来衡量相差实在太多。她与仁宗所信任的儒臣之间的潜在对立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仁宗对答己母后的态度颇有微妙之处。他对答己肆行威福心中肯定怀有不满。延祐元年敕内侍只授中官很大程度上当针对内降旨除授而。皇庆二年初太后起用的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以病去职”。是年十二月以归葬父母规避铁木迭儿的李孟还朝仁宗立即以中书平章政事之职复授之。事隔不到半年铁木迭儿复为相李孟即行乞退。延祐元年末李孟虽仍拜为中书平章但似乎只是为了以中书执政地位主持策试进士的科举考试自此以衰病不任事。仁宗出于无奈又起用御史中丞萧拜住为中书右丞寻升平章政事期以牵制铁木迭儿1。中书省内这种变动不居的人事更替曲折地反映出帝、后之间对官僚中枢的暗中争夺。
汉族文人多把仁宗对答己的曲意退让奉承为“孝养顺承惟恐不至”称赞他“视虞舜而不愧”2。但是除了仁宗个性的孝顺以外促成帝后之间妥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实际是他一意改变叔侄相继的先约要把皇位传给自己儿子的私心。延祐二年十一月仁宗迭经犹疑之后终于下决心采取行动遂封武宗长子和世■为周王；次年三月又置周王常侍府命随周王道经陕西、四川之云南就藩。和世■到陛前入辞赖伯铁木儿向仁宗力谏方得“留燕饯而后行。道途委积百尔所须皆为之豫备”3。和世■行至陕西遂利用关中驻军动兵变分军攻潼关、河中府。已而以内部不和退兵；1《元史》卷二o五《铁木迭儿传》；卷一七五《李孟传》。皇庆二年正月铁木迭儿从中书去职据黄溍《伯帖木儿家传》是传主向太后叩头力陈的结果。见《黄金华集》卷四三。2苏天爵：《高昉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许有壬：《庆云赋》《至正集》卷一。3黄溍：《伯帖木儿家传》《黄金华集》卷四三o。
和世■“盘桓屯难草行露宿”狼狈西奔到金山投靠察合台后王1。在遣周王出京的同年年底仁宗便迫不及待地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并于次年闰正月诏告天下。汉文记载都将仁宗胁迫和世■离京就藩、改立己子为皇太子的行为归咎于答己集团或云“兴圣诸臣定谋禁中”或云“丞相铁木迭而欲固位取宠乃议立英宗（按即仁宗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无论如何仁宗改储的意图亟须母后的赞同而且事实上也获得了答己太后这一方的支持。他为此不可能不付出某些代价。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河南、江南等地实施的“经理法”由于蔡五九起事而宣告失败。这一挫折也促使他在政治上趋于消极转而向后党妥协。
延祐经理本来是仁宗推行改革的重要经济措施之一是要通过核实田土占有状况来甄别隐占考较田粮。延祐元年冬遣张驴等人分道经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粮“诏江南东、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实土田”2。由于当时各地吏治“郡县并缘以厉民”因此“经理考核多失其实”3。奉行过当的结果“自实土田”演变为括田的暴政有些地方甚至撤毁民庐“夷墓扬骨”以虚张顷亩。延祐经理的惨烈于“赣为甚宁都又甚”4。二年四月蔡五九在宁都州起兵反元进围州城烧四关转攻福建；至九月方在江浙、江西两省元军合剿下失败。由于怨言腾沸仁宗被迫下诏凡在三省经理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租税三年。五年又下诏罢河南新括民田依旧例输税。江西部分地区后来亦因民众反抗而免征新税。尽管这次经理所确定的土田亩积在很多地方还是被登入籍册作为后来的征税依据但延祐经理在当时人们印象中仍是仁宗在位期间的一项重大劣政。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的综合影响元仁宗即位之初那种一新政治的锐气到延祐二、三年间逐渐悄然退失。他本是一个好酒之徒1又颇为迷信2。这时他的个性更在内心矛盾的浸逼下变得乖戾多疑。哈剌乞台氏人回会“尝朝仁宗皇帝别殿。见近臣疾＇趋？＇出公徐入玉色殊不怡。左右无一存者公退拱立。上默然以手命公辟户。久之复手命阖户。又久之命公取某物敬奉以前。公出左右入。翌日平章萧拜住入朝。上若曰：‘朕端居深念忧形于色左右望走。然回会色不变。彼望走者皆内愧于心者也。回会自信1许有壬：《晋宁忠襄王碑序》《至正集》卷三四。
2李存：《送李总管序》《俟庵集》卷十六。
3危素：《余姚州经界图记》《危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