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500部分

　　　　忽必烈亲征乃颜的那年元朝西线宁静无事。但在次年即至元二十五年海都方面又拉开战幕。这次他们的兵锋直逼岭北。二十六年元朝岭北驻军在皇孙甘麻剌统率下与海都、都哇会战于杭海山元军战败东撤。海都军跟踪追击和林宣慰使、同知、副使等皆叛应之海都占领和林。七月忽必烈以七十四岁高龄亲征从海都手中夺回和林命伯颜镇守之。时断时续的岭北争夺战前后进行了五年。二十九年元将土土哈逐敌直至阿勒台山。岭北局势基本稳定下来。

　　　　元朝在西北的军事行动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果反而屡屡引海都为维护西北宗王的势力范围而起兵称乱。为削弱元廷对西北的军事压力海都一再进攻岭北。而当战火烧到岭北的时候要同时维持远离中原根据地的西域和岭北这两个地区的战事对忽必烈来说确实有些力不从心。岭北是“祖宗根本之地”。保住岭北对保持号令诸藩兀鲁思的大汗地位至关紧要。为了集中力量确保岭北元廷被迫收缩它在西北方向的战线。至元二十六年元朝撤出斡端。自此别失八里从元朝在西北地区的统治中心变为西北前沿的边城。忽必烈死后元朝虽曾再度在曲先设置都元帅府但不久就连同别失八里、哈剌火州一起被察合台兀鲁思占有至是元朝势力基本上退出中亚。从此元与西北诸藩也大体相安无事。

　　　　1《元史》卷十四《世祖纪》十一；郑元祐：《岳铉行状》《侨吴集》卷十二。2王恽：《东征诗》《秋涧集》卷五。卯乌温都蒙语mau’undur的音写译言歹山岭。第五节元朝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与统治秩序的稳定社会经济的恢复忽必烈时代蒙古统治集团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战争破坏因而日益减少。“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方针获得部分实施1。在中原汉地元政府也采取一些相应措施来扭转长期战乱所造成的残破局面。元朝社会经济由战时的衰敝状态渐臻恢复乃至一定程度的展。这种恢复乃至展在全国各地区呈现出颇为明显的不平衡性。黄河中下游流域自金末以来迭经残破中统、至元之初山东又“中更叛乱”因而“多旷土”。至元中立司农司分道设劝农使负责在各地促进垦殖。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好的恢复和一定的展。“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2。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襄、郢、东西淮之地是宋元长期对抗作战的地区战争破坏相当严重土旷民寡。元政府以免税优惠吸引鼓励百姓到那里耕植同时在两淮地区经营屯田。时人称“屯田之利无过两淮”3。这一地区农业经济的恢复从此后二十余年之间地价的迅上涨也可以看得相当清楚1。不过在忽必烈时期这里的生产显然还没有恢复到黄河流域那样的水平。宋元之间长期争夺的又一地区四川入元版图时土著之姓十亡七八户口凋零生意萧条。直到中元仍“遗墟败棘郡县降废几半”2。其经济的恢复与两淮、襄汉地区相比更为缓慢。

　　　　元朝对于江南的征服不可能不伴随杀戮与破坏。阿里海牙经略两湖留下不少残酷杀戮的记录；伯颜大军在长江下游也一度由于“利财剽杀是致降城四壁之外县邑丘虚旷土无民”3。江西闽浙一带亦因元军“左翦左攘数年未平”迭经战争残破。但是总的说来元军在灭宋过程中的破坏行动还是受到相当程度的节制。尤其是临安降附以后南宋朝廷下诏亟谓“根本已拔”“民何辜焉”指示各地“诏书到日其各归附庶几生民免遭荼毒”4。于是诸多未下州郡的守令得以心安理得地望风出降。因此在农业生产的基础原来就比较好的南方各地当时的社会经济基本上被1语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2王磐：《农桑辑要序》《农桑辑要》卷。

　　　　3《元史》卷一oo《兵志》三；卷一七三《燕公楠传》。

　　　　1“河南民疏土旷田价至弱。虽有质鬻而契券阔略卤莽逮今民日生集从蓁灌莽尽化膏沃价倍十百。”见孛术鲁翀：《知许州刘侯民爱铭》《元文类》卷十七。

　　　　2揭傒斯：《彭州学记》《揭傒斯集》卷十一；袁桷：《史母程氏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3姚燧：《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4刘一清：《钱塘遗事》卷八“京城归附”条。

　　　　维持在南宋原有水平上下而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忽必烈时期在江南推广棉花种植收效甚大。所以就某些方面而言元朝前期社会经济与南宋时期相比也有一些进步和展。

　　　　相对而言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在元代前期表现出长足的进步云南的农业、水利和蚕桑这一时期都有很大的展；南诏以来流行于该地的“儒释文化”逐渐向内地的封建汉文化靠拢。漠北地区的富实繁荣也远较其他时代为甚。当然这种富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漠南支援的结果。诚如虞集所说：“朝廷岁出金缯、布币、糇粮以实之。转输之事月日相继犹以为未足。又捐数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胜计。由是遂为殷富”1。

　　　　统治秩序的稳定元朝前期的社会经济恢复为元政府强化自己的统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元王朝的统治秩序由是进一步获得确立与稳定。

　　　　元朝政治中心大都和上都所在的腹里是元王朝立国的根本之地。这个地区是蒙古、探马赤军的镇守重点。淮河以南广大地区主要由汉军、新附军戍守亦掺以蒙古探马赤军以相互制衡。其中临江沿淮之地是联结位于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经济重心的关键地带因此是南方戍守的重点。元人所谓“各路设总管府以治民万户府以治军”2。就这个地区而言大致是不错的。军队多驻扎在城市近郊。各地城池的防御工事、城门都被拆毁以防被人利用来扼险固守对抗政府。大运河的贯通和海运的开辟则从经济上使北方和南方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行政控制至元二十年前后元廷改变了过去以行某处省事系衔派往地方行使中书省职权的作法将行省从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转变为最高一级的常设地方行政机构。元朝的行省经过至元二十七年的调整基本形成定制。中书省和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则为路、府、州、县。各地都有一些诸王勋戚的封地。除衣食租税外封主对这些地方行政事务还拥有一定的干预权。

　　　　社会的基层行政设施在城关为坊、隅在农村为乡、都。在构成一乡或一都的各自然村中还建立了“社”的组织以劝农桑。

　　　　蒙古统治者仿效金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的作法分全国居民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蒙古人为“国族”。色目人在当时是指唐兀人、畏兀儿人及其以西诸族出身的人们。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域内的汉族、女真、契丹、渤海人四川、云南两省人口以及高丽人等。南人又称蛮子指江浙、江西、湖广三省以及河南行省襄、郢、两淮等地的原南宋臣民。迄今所知元朝政府并没为四等人的划分颁布过专门1虞集：《送苏子宁北行诗序》《道园学古录》卷五。

　　　　2郑玉：《珊竹公遗爱碑铭》《师山集》卷六。

　　　　的法令。但它却反映在有关他们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的诸多不平等规定中。忽必烈在位时期这种民族分化政策已经基本形成其后构成元王朝统治秩序的一个很大特点。

　　　　另一个特点是儒生在参预国家治理方面失去了宋金时那种优越的地位。直至中统、至元之初。儒学在北方仍由于历经事变、丧乱而不甚达连《资治通鉴》也是很难见到的书籍1。而这时候理学在南宋已经相当盛行了。南北的统一为儒学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儒学著作之流入北方达到“捆载”而至的地步1。“北方贤士大夫官辙南迈者往往嗜古绩学考索研稽唯恐未逮”2。但是儒学在元代以前早成为入仕从政所需要的专业训练。对大多数人来说读书是为了做官。而元朝统治者却选择由吏入仕的途径解决中低级官僚的来源问题；江南平服后甚至公开拍卖官职以至“南方郡县官属指缺愿去者半为贩缯屠狗之流、贪污粮糟之辈”3。这就断绝了普天下读书人由儒学进身步入仕途的希望。因此他们当中“有去以技术鸣者有去而买贾取赢者有去而结绶于刀笔、辇金于纵横者”。当然也总有一些迂腐夫子“独匡坐蓬蒿环堵之中愦然而已”4。一部分儒生不甘寂寞企图通过“游学”结交名门求得一官半职。尤其是南方读书人“南士志于名爵者率往求乎北”5。但他们当中大多数只能失望而归。元人徐明善曾记载他与一位失意于求进的学者之间的对话说：“问其来几时曰‘久矣’。问其谒中州名士贤大夫曰‘遍矣’。问其遇合何如曰‘故吾尔’。噫！岂不命也。”6儒生处在这样的境遇中再加上元政府在赋税方面优遇儒户的规定经常不得贯彻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能不受到很大损害以至当日戏台上竟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谑语。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不能畅通也是元朝吏治从建国伊始就相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王朝的统治秩序仍然是在封建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建立起来。蒙古、色目贵族通过赐田、战争掠夺以及强占兼并等手段成为占有大片田地的封建地主。汉人和南人中的官僚、军阀也依附新朝政治势力扩大自己的封建权益。南方有许多大地主虽经改朝移代其经济利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也有一些人还乘“江山易主”的机会投机家成了新的富豪大户。这些地主豪强与当地官员和军队长官结为亲戚友好“通家往来”1郑元祐记岳铉事迹谓“有以《资治通鉴》示者公见大喜即手钞成帙昼夜伏读”。其时当在中统、至元初叶。见《岳铉行状》《侨吴集》卷十二。

　　　　1袁桷：《安熙墓表》《清容居士集》卷三o。

　　　　2郑元祐：《吕氏春秋序》《侨吴集》卷八。

　　　　3程文海：《吏治五事·取会江南士籍》《雪楼集》卷十。

　　　　4徐明善：《耐闲说》《芳谷集》卷三。

　　　　5陶安：《送易生序》《陶学士集》卷十二。

　　　　6徐明善：《送黄景章序》《芳谷集》卷一。

　　　　共同欺压贫弱人户。蒙古军和汉军军户占有四顷免征赋税的“赡军地”。蒙古军户所占有的这部分地产主要来自政府分给他们的荒闲无主地。他们自己并不直接从事农作而将这些农田出租给汉族佃户或者由依附于他们的驱户及“种田户计”耕作。大量蒙古军户由此转化为中小封建地主。不过由于不善经营其中也有不少人很快又丧失了手中的土地。元代农业生产的直接承担者仍然主要是小土地自耕农以及私有土地和国有土地上的佃农。元代存在着数量巨大的依附人口称为奴婢、驱口或奴隶。在灭宋过程中“江南大州小邑四民子弟无少长悉为人所俘获。流离播迁之余可矜可哀益不胜道”1。掠民为驱的现象展到南方各地。元政府允许奴婢驱口的买卖并从中抽取税收。北方城镇多有人市“等级其坐贸易甚盛”2。奴婢驱口对本使有极强的人身依附的关系。使用于农业劳作的驱口一般有自己的家庭和个体经济。另外还有许多不事生产的家内奴婢其中一部分跟着主人享受奢侈的寄生生活。所以时人说“生子侄幸而天禀俊秀不入于工商必入于胥吏不入于胥吏必入为奴隶”1。

　　　　忽必烈在位三十余年元政府已注意到必须使百姓安居乐业才能巩固自身的统治。灭亡南宋以后元廷又宣布免除故宋繁冗的科差；公私逋欠一概不予追理。元朝征之于南方各地的正额赋税较之宋代有所减轻2。但由于吏治不清至元中叶以后又进行对外战争使兵役和徭役异常繁重再加上经济重心所在的南方地区生产关系未曾因为改朝换代的动荡而获得适当的调整以及历次“钩考”的负担最终被转嫁到社会直接生产者身上所以元朝前期的社会状况和阶级关系一直存在着若干紧张因素。至元中叶以后南方相继生了多起规模较大的起义。

　　　　至元十三年（1276）至二十年福建有陈吊眼、畲族女豪杰许夫人及黄华先后起义他们或与南宋残部相联合或用南宋年号这些斗争多少是在恢复宋朝的政治口号下开展的。至元二十年南方各地生的起义二百余起其中以广东爆的欧南喜、黎德起义规模最大。其兵众达二十万有舰八百艘。二十四年福建又有畲族钟明亮的举事。他拥众十万“声摇数郡江南、闽、广交病焉”3。起义持续五年之久才最终失败。二十六年江南生的起义达四百余处。二十九年广西僮族土官黄圣许起兵反元。这个时期生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起义反映出元朝统治之深入边徼之地是伴随着沉重的民族压迫和剥削而实现的。元人姚燧记述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