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0。普兰诺·卡尔平尼《蒙古史》，见《出使蒙古记》汉译本，页2。
足的家庭手工业。蒙古妇女在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中起很大作用2。大批外族能工巧匠进入蒙古地区，带来了锻造、纺织、建筑等各种先进技术，对蒙古人必有相当影响。蒙古族的商业不发达，基本上是用畜牧业产品与农业地区进行交换。贵族们通过掠夺和从汉地封邑可得到大量农产品和手工产品，也用掠夺和剥削所得金银向贩运商人购买，普通牧民只能用牲畜、毛皮等来交换。到蒙古地区进行贩运贸易的主要是西域商人，如成吉思汗在西征前曾命诸王、大臣各派二、三商人组成一支450人的大商队，赴花剌子模贸易，全是回回人。蒙古人不善经商，贵族们只是把银两交给回回人做买卖而收取利息，中原汉族商人也有贩运粮食及其他物品到蒙古贸易的。蒙古地区农、工产品缺乏，统治者欢迎外族商人贩运过来，在交通运输和价格上都给予优待，如许其乘驿，所贡物品付给优厚的赏赐，使蒙古成为对商人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元代蒙古地区的农业因地理、气候条件限制，自不能与农业地区相比，但无疑是历史上空前发展的时期。镇海城附近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兴办了屯田，和林建城后，其地也开始有耕垦种植2。247年张德辉在蒙古看到，克鲁伦河“濒河之民杂以蕃汉亦颇有种艺，麻麦而已”，土拉河之西有“弓匠积养之地”，和林川“居人多事耕稼，引水灌之，间亦有蔬浦”，其西北忽兰赤斤之地“乃奉部曲民匠种艺之所”3。后来，元朝政府更在岭北行省大办军队屯田，垦地达400顷。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外族人，特别是汉人，但也有一部分蒙古人。元贞元年（295），晋王甘麻剌奏“塔塔儿部年谷不熟”，诏命宣徽院赈之（《元史·显宗传》）。是知镇守克鲁伦河上游大斡耳朵的晋王部内蒙古人已从事耕作。克鲁伦河上游地区可能很早就有农业，早在22年邱处机经过其地时，蒙古人就送给他黍米一石五斗。上引张德辉的记载更是有力的证明。后来元朝政府两次增给晋王屯田户及农具田种，说明该地农业规模还不小。大德中（297—307），和林宣慰副使郭明德建议“于蒙古诸军拣其富庶强壮者戍边，贫弱者教之稼穑，俟其有成，如汉军以相资养，置田官，起仓彛А！敝链笤辏�308），和林行省左丞相哈剌哈孙即命“择军中晓耕稼者杂教部落”2；至大三年，因漠北贫民依赖赈济费官粮过多，和林省官上奏，诏命“给赐农具田种，俾自耕食”（《元史·武宗纪》）。可见农业生产在漠北蒙古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漠南地区在辽、金时代本有少量农业，弘吉剌、亦乞列思等部人迁到漠南后，当亦有从事耕作者，如《大元马政记》即载有弘吉剌、亦乞列思种田户。在阴2《卢勃鲁克东游记》，见《出使蒙古记》汉译本，页3，2；《黑鞑事略》。《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9。
2《元史》卷一二○《镇海传》；《长春真人画游记》；《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248—249。3《张德辉纪行》，见王恽《秋涧集》卷一○○。
苏天爵《郭明德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
2刘敏中《顺德忠献王碑铭》，《中庵集》卷四。
山之北的汪古人中，农业有更大的发展，如最北边的沙井总管府辖境之民本来“少耕种”，府判官汉人徐善卿“劝民力穑，而民生滋厚”3。至于进入汉地的蒙古人，从事农业者当更多。至元元年（24），即有旨命蒙古户种田；二年，浚西夏中兴（今银川）古渠，凡良田为僧所据者，听蒙古人分垦；二十一年，枢密院奏“前遣蒙古军万人屯田，所获除岁费之外，可粜钞三千锭。”（《元史·世祖纪》）。
元代蒙古族文化的发展是以前蒙古高原各族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畏兀字蒙古文的创制无疑是蒙古文化史上最重大的成就。有了文字，遂能用以登录户口和判断的各类案件，编成北方游牧民族史上最早的政书《青册》；用以整理蒙古习惯法和建国以来的法令，编纂成第一部蒙古法典《大札撒》；用以记载蒙古历史传说和成吉思汗父子君臣轰轰烈烈的创业事迹，写出第一部不朽史书《元朝秘史》，为丰富世界文化宝库作出了杰出贡献。畏兀字蒙古文在元代蒙古族中有相当程度的普及，以致八思巴字蒙古文创制之后，它仍然为蒙古人广泛使用，在应用中进一步完善，并出现了第一部蒙古语言学著作——搠思吉斡节儿的《心箍》。根据迄今已发现的元代碑刻、符牌和文书等资料，在漠北、漠南及其他蒙古族聚居地区，以及西北诸汗国蒙古人中，都通行畏兀字蒙古文。至元十九年，刊行了用蒙古畏兀字所译《资治通鉴》（节要）（《元史·世祖纪》）。延祐五年（38），仁宗命翰林承旨阿怜帖木儿将赵孟钗杜┥Ｍ肌罚ㄑ钍迩鳎┧涞乃得魇坝梦肺岫淖忠胗谧蠓剑员阌馈薄？杉诎怂及妥职湫兄螅畹凼煜罢呷允俏坟Ｗ置晒盼摹０怂及妥质呛霰亓蚁铝钭魑晒殴滞菩械模糜谑樾蹿芳捌渌姓闹ぜ灿糜谘＝逃牒骸⒉匚幕浼怨┟晒湃搜啊５笔备鞯胤矫晒抛盅Ы淌诿晒庞镅远际怯冒怂及妥郑褂梅段б蚕嗟惫悖悦晒湃搜昂骸⒉匚幕秃翰厝搜懊晒盼幕鹆讼嗟贝蟮淖饔谩�
元代蒙古族在史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很多成就（详本书文化章），尤为突出的是广泛吸收他民族文化，使本族文化大大丰富起来。蒙古人最早的老师是畏兀儿人。由于畏兀字母被用于书写蒙古语，许多畏兀儿学者文人被征召为大汗或诸王、后妃、公主、驸马的文学侍臣（必阇赤）和子弟的字学教授。忽必烈自动即是习学畏兀文字，立国中原后，仍以畏兀儿人备顾问并为其子孙之师2。可见畏兀儿文化对蒙古人有很深的影响。进入中原后，汉族文化成为他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早在太宗五年（233），就于燕京设立学校，选蒙古子弟8人专学汉人言语文字。忽必烈即位后，为3陈旅《赠沙井徐判官诗序》，《陈众仲文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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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祖常《蓟国忠简公神道碑》，《石田集》卷十三；程钜夫《武都忠简王神道碑》，《雪楼集》卷七；《泰国先墓碑》，同上卷八。
培养更多的本族统治人才，正式设立国子学，选随朝百官、近侍子弟入学；又置用蒙古语文（八思巴字）教学的蒙古国子学，教授四怯薛及各“爱马”（诸王之部）官员子弟。前者教学内容主要为儒家经典，后者用《通鉴节要》蒙文译本为教材。漠南、北各路皆依中原例设置儒学，各爱马也有设儒学教授的。但漠北蒙古人仍循本俗，行收继（庶母、叔婶、兄嫂）婚，未受汉族礼法约束。而久居中原的蒙古人则受汉文化薰染日深，有的建屋藏书，延师教子，还有一些蒙古人投到著名儒士门下拜师求学。元仁宗恢复科举取仕，也促使更多蒙古子弟弃弓马而习文儒。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官学教育，造就了一大批通晓汉文化的蒙古文人学者2。许多汉文典籍被译成蒙古文，成为蒙古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西域文化和吐蕃文化对元代蒙古族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蒙古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政策。本族古老的萨满教（蒙古语称萨满巫师为“孛额”bo’e）仍是其基本信仰，有元一代，源于萨满教的各种“国俗旧礼”未尝废弃，由蒙古巫觋主持祭天祀祖等仪式。但其他宗教也被蒙古人接受，首先是佛教。汉地的禅宗僧人最早受到成吉思汗的礼遇，吐蕃高僧与蒙古人也很早就有接触。太宗甫建和林城，就在城内兴建了佛寺。宪宗评论各种宗教，比喻为手之五指，而谓佛教有如掌心，置于首位。257年外剌部驸马八立托所立的《释迦院碑记》说明，地处蒙古北部、萨满教最盛行的外剌部（斡亦剌）人也接受了佛教。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后，吐蕃佛教更居于所有宗教之首，为蒙古人所崇奉。除皇帝有帝师外，诸王身边也请有吐蕃高僧为师；吐蕃各教派与蒙古皇室各家族分别建立了供施关系。通过佛教的传播，吐蕃文化对蒙古族产生了深刻影响。八思巴向皇太子真金传授佛教的《彰所知论》，给予蒙古人“以历史之新观念及方法”，开了后来蒙古历史著作将祖先传说与吐蕃联系起来的先河2。一些吐蕃典籍被译成了蒙古文，现存有《萨迦格言》的八思巴字蒙文译本刊印本残页。不少蒙古人取了梵文或藏文名字。在漠南北各蒙古人聚居地区兴建了很多佛寺，还有一些蒙古人出家为僧。相比之下，道教虽然也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尊重，在蒙古地区也兴建了道观，但在蒙古人中的影响要比佛教小得多。在蒙古建国前，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已经在克烈部、乃蛮部和漠南汪古部中传播，有大量信奉者。出自克烈部的拖雷正妻唆鲁禾帖尼就是虔诚的聂思脱里信徒，蒙古大臣中也有多人，因而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在蒙古国得以享有很高地位并拥如汉人郑暄被派到赤那思山大斡耳朵（原晋王部）担任儒学教授。见《张蜕庵诗集》卷一。2关于元代蒙古人汉文化，参见傅海波（herbertfrae）《元诸帝能读写汉文吗？》，《siamajor》3，952；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国际中国边疆学术论文集》，台北985。关于蒙古人接受西藏佛教的原因，参见札奇斯钦《蒙古诸汗为何接受西藏佛教》，载《蒙古研究论丛》（杨伯翰大学，988），页83—93。
2参见陈寅恪《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金明馆丛稿二编》，页5—25。有众多信徒。随着克烈、乃蛮、汪古等部人分散到各处，其传播也更广。据马可波罗记载，东道宗王乃颜及其若干部民就是信奉基督教的。在和林城、汪古人所居阴山地区以及河西、辽东等地，都建有基督教教堂。罗马天主教随许多欧洲人被蒙古军俘迫东来也传入蒙古，后经元成宗初来到大都的教皇使者孟特戈维诺努力，得以建立教堂，在各教中有一席之地，但因聂思脱里派阻挠，它在蒙古人中没有什么影响。伊斯兰教被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接受（尤其是伊利汗国合赞汗更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排除了其他宗教），同时随着大批回回人的东来传入蒙古本土。拉施都丁《史集》记载，忽必烈子安西王阿难答及其蒙古民皈依伊斯兰教。元秘书监曾专为阿难答印造回回历（见《元秘书监志》），似可证明拉施都丁的记载。不过，正如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唆鲁禾帖尼同时也护持佛教和道教一样，阿难答对其他宗教同样并不排斥，在他统治下的陕西地区，佛寺、道观也得到了周到的保护。由于伊斯兰教教规习俗与蒙古人很难调和，在元朝境内的蒙古人中影响并不大。
第二节回回“回回”之名最早见于北宋沈括在鄜延路经略使任上（080—082）所作的凯歌词中，指的是西北地区的回鹘人，这可能来自当时陕西民间口语的音变。十三世纪前期的一些汉文文献中，把天山东部的高昌回鹘和其他中亚突厥语民族和国家，包括突厥王朝（如花剌子模）治下的非突厥人，都统称为回纥或回回。大概是因为从十世纪以来回纥人已成为西北地区的主体民族，与中原的交往又最多，而毗邻的中亚突厥人和他们在种族、语言上相近，中原人不易区别，遂概称为回纥（转音为回回）；又因为中亚突厥人及突厥王朝治下的人民绝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这个名称也成为对伊斯兰教徒的称呼。但那时天山东部的回鹘人并不信奉伊斯兰教（主要信佛教）。元初人已知道他们与中、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是不同的，且当时已有更符合际读音的新译名“畏兀儿”，于是，至少从世祖时代起，“回回”一名就被专用于指称信奉伊斯兰教的中、西亚人，而不使用会和畏兀儿人混同的“回纥”之名2。“回回”有时也被用作西域人的代称或泛称，如犹太被称为“术忽回回”3，来自叙利亚的基督教徒爱薛被称为“回回爱薛”等，但这并未改变此名作为伊斯兰教徒专称（等于当时的另一译名“木速蛮”——波斯语musulma的音译）的基本意义4。
元朝境内回回人的来源主要是成吉思汗西征以来中亚、波斯、阿拉伯各地被俘东来的工匠和其他平民，归降蒙古的贵族、官员及其族人、部属，先后签调来的军队，被征辟入仕于元的学者，以及来中国经商因而留居的商参见杨志玖《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