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灭此两部后，掳其余众为奴，后来就分属于各千户。斡亦剌部首领主动归附成吉思汗，被准许以原部民组成四千户，明初发展成西蒙古瓦剌部族。此外，《辍耕录》所列“蒙古七十二种”中还有克烈和乃蛮，他们是成吉思汗建国前蒙古高原上最强大、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两个部落集团（已略具游牧政权雏形），但其族属迄今尚无定论。克烈人很可能与最早进入漠北草原中部的原蒙古人——“九姓达怛”有渊源关系，《史集》也说他们是“蒙古人的一种”（au‘iazmoghul）。迁入漠北草原的蒙古语族各部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突厥族影响而改变其原来面貌（包括其人口成分、经济、文化、语言、风俗诸方面），克烈人是突厥化程度最深的一部。乃蛮人则更可能属于突厥语族。这两大部落集团被蒙古征服后，大部分被成吉思汗的部属“各各分着掳了”编入了千户。居住于漠南阴山地区的汪古部也属突厥语族，原为金朝守卫西南路边墙，归降蒙古后，编组为五千户。汪古人不在“蒙古七十二种”之列，但在元代也逐渐蒙古化了。
成吉思汗将一部分蒙古百姓分配给诸弟、诸子，又划分了他们各自的封地范围。诸弟封在蒙古最东部，北起也里古纳河，南至兀鲁灰河，分属于他们的诸千户军民也就定牧于这个地区（后来幼弟斡赤斤势力扩展到大兴安岭以东，其所属蒙古军民当有一部分东迁其地），原来居住在该地区的弘吉剌、亦乞列思部众则南迁到这两家贵族的新封地辽河中上游流域。分配给诸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的诸千户军民，随着蒙古国疆域的扩大和西北三汗国的建立，都离开本土分别迁入各汗国境，走上了不同的地方化道路；幼子拖雷和庶子阔列坚所得诸千户军民，则仍留在漠北。大部分千户由成吉思汗亲领，按地域分为左、右翼，各置万户长统之。《史集》记载说，左、右翼诸千户都是由拖雷继承，传与其诸子，但又说按蒙古体例，“这些军队服从于掌管老营和登大位的那个后裔”2。据此可知实际上应是大汗直属千户，只是由于从宪宗蒙哥起汗位一直在拖雷家族手中，两者才被混淆起来。左、右翼诸千户中，八邻部人豁儿赤为首管领的几个千户被置于最西北额尔齐斯河林木百姓之地；木华黎所领札剌亦儿三千户，术赤台所领兀鲁部四千户和忙哥所领忙兀部一千户都是攻金主力，这三家诸千户被封在辽东、西地区，与弘吉剌部三千户、亦乞列思部二千户合称“五功臣投下”；有四千户被窝阔台分给了其子阔端，随他迁到河西地区；汪古部五千户则仍居漠南阴山地区。除以上二三十个千户外，其余左、右翼千户（约占全蒙古千户数一半）《史集》第卷第一册，汉译本页207。参见陈得芝《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元史论丛》第3辑，98年。
拖雷分五千户只见于《秘史》，阔列坚分四千户仅见于《史集》。
2《史集》第卷第二册，汉译本页382。
都分布于漠北草原。幼子拖雷家族按“守产”体例封在蒙古本土，漠北诸千户大概实际上多数是分属于拖雷后裔诸王了。以上所述是元代蒙古人的分布和领属关系的大致情况。随着蒙古国的向外扩张，多次从各千户中签调军队，大规模的远征往往十分抽二，遣发到中原和西域去征战和镇戍，于是又有大批蒙古人迁入汉地、波斯等地区。但是“根本千户”多数仍留在蒙古，由于人口繁殖，不但不可能被抽光，而且户口还会不断增加。忽必烈曾下令清点东道诸王（成吉思汗诸弟）家族人数，合赤温家族达00人；斡赤厅家族更多达700人，其所属五个千户繁衍成一支庞大军队3。元后期分藩漠北的郯王彻彻秃（蒙哥后裔），“所统军四十八万，其将帅皆素所信任之亲王”，应该就是漠北的蒙古诸千户军。据此大致可以推知当时漠北地区的蒙古人户数。
在蒙古扩张战争中，大量外族人被掳掠到蒙古地区，成为诸王和各级那颜的奴隶或属民。如蒙古攻金初期，河北降民十余万家被“迁之漠北”（《元史·史天倪传》）；西征中，在撒麻耳干城就掳获有工艺者三万人，在玉龙杰赤城所掳者更多达十万人以上，分给了诸王、诸将2。此类记录，不胜枚举。有元一代，大批汉军、钦察军等各族军队被调到蒙古地区征战和屯戍，工匠、农民被签发到漠北者亦为数不少，此外还有商人、教士、文人等。长期留居蒙古的大量外族人，后来也逐渐融入了蒙古族。
元代蒙古族的最上层是成吉思汗家族——各支宗王。“太祖初建国时，哥哥弟弟每（aqa…de’u，意指亲族成员）商量定取天下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家产制观念延伸于国家，全部人民和国土被视为他们扩大了的家产，按其继承法在家族成员中进行分配，各有一份子（qubi）。每个宗支后裔诸成员又对他们先人分得的并不断增加（人口自然增殖和对外掳夺所得）的家产进行再分配，于是诸王各拥有多寡、广狭不等的百姓和封土，各有自己的斡耳朵和怯薛（亲卫军）。他们属于最高统治家族，是主宰蒙古族人民的主子——额毡（eje）。大汗是国家首脑，又是全体成吉思汗家族的大宗主；每宗支也各有本家族的“为长”宗王，同时也是本藩国或封土（ulus，ayimaq）之主——但需得到大汗的认可。各支宗王有权利共同推举大汗和参预军国重事的议决，派代表参加国务（这被视为他们的共同产业）的管理，同时也有义务向大汗贡纳，应调率本藩兵参加大征战。次一阶层是各级那颜（oya）——诸千户长、百户长以及怯薛执事官等。在分封给诸王蒙古民户时，同时也就把管领这些民户的千户长、百户长分别赐给诸王为其家臣（伴当，oor）。那颜们被授予统治本管千、百户百姓的权力，平时治理民、刑政务，有征伐则领兵作战；他们的职位是世袭的，除非犯罪而被剥夺。这3《史集》第卷第二册，汉译本页7—72。
危素《夏侯尚玄传》，《危太朴续集》卷八。
2《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40、47。
种地位使他们得以占有比一般牧民更多的牲畜、奴隶和更好的牧场，战争中分取更多的战利品，有殊功者还可得到特别赏赐的私属人户。那颜也属于统治阶级，但与王子们有君与臣、主与仆的严格身分差别，和蒙古建国以前的氏族贵族之被称为那颜是不同的。他们的地位只是来自因功劳或才能被授予的官职，不管其原来出身是贵族或是平民，身分上都成为成吉思汗家族的属民，不可与主子“齐等”。授予他们管辖的百姓并不是分配给他们的“份子”（qubi）家产；他们只是为王家征敛本管百姓差发，不能将百姓据为己有，并且要和百姓一起承当差发。因此，笼统地把诸王和千、百户那颜都称为“领主”是不妥当的。当然，由于千户长、百户长的官职是世袭的，编在一定的千、百户内的百姓不许任意改换单位，上下级之间、官民之间形成相对固定的依附关系，久而久之，一些权力和领属稳定的那颜可能向真正的领主地位转化。
平民——“白身人”（duriyigu’u），即蒙古牧民大众，是被统治阶级。他们被编组入各千户、百户，隶属于成吉思汗家族成员，人户的分封全登簿籍——“青册”（oodebter），确定了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得脱离所归属的主君，也不得擅离所在的千、百户，违者要被处死；宗王和那颜们也不许收留不属于自已和不在己管内的军民。即使是大汗，若未经宗亲商议就夺取宗王的人民，也被认为是违背体例的（见《秘史》第28节）。普通牧民拥有的资产多寡不等。泰定元年（324）的一个政府文件说，凡有马驰达二十匹，羊达五十只者，就是有能力负担驿站差役，无需补贴的民户了2。这大概是中等牧民的财产标准，少数富者无疑要超过这个水平，但贫者在普通牧民中应占多数，如至元二年（25）检核诸王兀鲁带（阔列坚孙）部民“贫无孳畜者”，竟达三万多户。富裕牧民由于有能力提供军、站诸役装备，往往被选为怯薛，或任什长，通过为大汗或诸王效力升入那颜阶层。贫民则经受不了繁重差役或天灾袭击而倾家荡产，甚至鬻子女为奴婢。处在最底层的是奴隶（bo’ol）。奴隶在蒙古建国前早已存在，建国后，蒙古统治者在对外扩张战争中掳掠了大量外族人口，多数归诸王和那颜们占有，奴隶数量要远比以前的氏族贵族时代多。战士——平民中一部分人也占有少量奴隶。奴隶用于放牧、手工业生产、顶替最苦的主家差役及其他家内劳动。《黑鞑事略》记载太宗时代的蒙古社会情况说“其马野牧牧者谓之兀剌赤，回回居其三，汉人居其七。”江西人佟锁住被元军掳去后辗转卖到草原地区，主人命他放牧二千只羊，早出晚归，羊有死、伤、逃逸者，他都要遭到鞭打3。他的遭遇具体反映了当时蒙古社会中奴隶的状况。
蒙古人承担的赋税徭役称为albaqubiri，前者有强迫性义务的意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34；《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卷三四《文宗纪》。2《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
3张养浩《驿卒佟锁住传》，《归田类稿》卷十一。
思，可能主要指差役，后者意为“科敛”（见《秘史》旁译），可能主要指有定额的赋税，如羊马抽分。但两者很难截然分别，不如看作总称一切赋役的词组更合适，在元代汉文史科中称为“差发”。《黑鞑事略》记载说“其赋敛谓之差发。赖马而乳，需羊而食，皆视民户畜牧之多寡而征之。”“其民户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为差发。盖鞑人分管草地，各出差发，贵贱无有一人得免者。又有一项各出差发为各地分站中之需，上下亦一体，此乃草地差发也。”蒙古人最繁重的差役是兵役和站役。民年十五以上即为军士，平时牧养，一有调发，即需出征，所需武器、马匹、车牛及其他装备和食物，都由当役者提供及在所属千、百、十户百姓内摊派；蒙古遍置驿站后，大抵每个千户承当一站之役，提供所需人夫、牛马车仗、毡帐、饮食等，是蒙古牧民极沉重的负担。牧民赋税主要是羊马抽分，太宗时定制马、牛、羊及百才各取一，牝畜及十头亦取一，定宗时规定“马、牛、羊群十取其一”，后来又定为及百取一，及三十亦取一，少于此者免2。蒙古牧民的羊马抽分由所属各千户委人征集，中央机构宣徽院总管其事。此外还有不少“不时需索”，如诸王、那颜赴朝会及婚丧等事，所需人夫、物品无不从各千户百姓中征取。
元代蒙古族的主要经济部门是畜牧业。元朝统治者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对马政尤为重视，择全国宜牧之地设立官牧场十四道，由太仆寺总管，专供御用及诸王、百官公需之马及马乳，其中六道分布在蒙古高原及辽河北草原地带，规模都很大，史称“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马之群或千百，或三五十”，其牧者亦置千户、百户，父子相承任事（《元史·兵志》）。官牧场除牧马外，还牧养大量羊只。大牧主拥有的马牛羊也数以万计，役使牧奴分群而牧，如上述佟锁住一人牧二千头羊即是一例。多数牧民只有少量牲畜，各以个体家庭为单位放牧，各千户均有指定的牧地范围，千户长指定下属百户的牧地，百户长再指定下属十户的牧地。人们只能在指定的地域范围内“行逐水草”，按季节转换牧场。随着人口的繁衍和牲畜头数的增长，需要扩大牧场。太宗窝阔台曾命管牧地官员（utu’u■i）于无水荒原查勘可以改造为牧场之地凿井，使百姓分住到更宽广的地方。后来元朝政府又不止一次在漠北浚井。牲畜的增加和牧地的扩展，是元代蒙古畜牧业发展的标志。不过，当时的畜牧业经济是很脆弱的，无法抵御大自然灾害，因大风雪或干旱而使牲畜大量死损、人民饥饿流亡的事屡见记载。
蒙古族的手工业主要是制作弓矢和其他武器、马具、车帐、毛毡、皮革、奶酒、乳酪等作战及牧猎生产用品和生活必需品。除诸王、那颜们有可能役使众多奴婢（多为掳掠来的外族人）集中进行生产外，普通牧民都是自给自参见亦邻真《读27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令旨碑》，《内蒙古大学学报》93年第期。2《大元马政记》；《元朝秘史》第279节；《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0。普兰诺·卡尔平尼《蒙古史》，见《出使蒙古记》汉译本，页2。
足的家庭手工业。蒙古妇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