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的《音译蒙文元朝秘史》在943年出版。后人编辑了他的《全集》。
继那珂之后，专事蒙元史研究、成就最著者是箭内亘（875—92）。
他毕业于东京大学史学科，继入大学院深造，908年加入白鸟领导的满铁历史研究部，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考察和搜集资料。94年起在东京大学任讲师、教授。重点研究蒙元制度及历史地理，主要论文有《满洲之元代疆域》（93）、《元朝怯薛考》、《元代社会之三阶级》（9）、《蒙古国会“忽里台”考》、《元世祖与唐太宗》（97）、《鞑靼考》（98）、《元朝斡耳朵考》、《元代之东蒙古》（920）、《元朝之官制与兵制》（92）、《元朝牌符考》（922）等，考证精审，多有创见。其蒙元史著述均收入论文集《蒙古史研究》（930），至今仍为元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
继白鸟之后，研究北亚、中亚诸族历史与语言的巨擘是羽田亨（882—955）。他也毕业于东京大学史学科，受白鸟影响着意攻习阿尔泰系及伊朗系诸语言；继入京都大学大学院深造，后在该校任教，做过京大总长、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羽田语言学造诣甚深，利用了当时在西域和蒙古发现的各种文字新资料，在西域文明史、东西文化交流史、突厥、回鹘史诸方面都有开拓性研究，著述甚丰，几可与同时的伯希和相比。其蒙元史论文有《蒙古驿传考》（909）、《lt；元朝秘史gt；中所见之蒙古文化》（97）、《元朝对汉文明的态度》（928）、《关于元朝的海青牌》（929）、《元朝驿传杂考》（930）、《关于蒙古的斡脱钱》（93）等多篇。后人编刊有《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957）。
早期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在蒙元史方面有重要著述的还有藤田丰八（89—929），著有《岛夷志略校注》（9）、《宋元时代之海港杭州（附上海、泉州）》（9）等；桑原骘藏（870—93），著有《蒲寿庚事迹考》—3（95—97，935年出单行本，有陈裕菁汉译本《蒲寿庚考》）；田中萃一郎（89—923），撰有《关于元代官吏的任用法》（95），并译多桑《蒙古史》为日文（99，上卷；全译本出版于933年）；市村瓒次郎（84—947），撰有《金元之际的道教》（929）、《元朝之实录与lt；经世大典gt；》（930）、《元清两代统治中国之政策》（939）等文；中山久四郎（874—9），撰有《蒙古时代之回回人考》（95）、《lt；算学启蒙gt；与元代之关税与货物》（9）、《元版8史略与其正统观》（938）等文；稻叶岩吉（87—940），撰有《元秘史汉译年代辨疑》（9）、《元寇之新解释》（938）等文；池内宏（879—952），发表过多篇研究元与高丽关系的高水平论文（97—930年间），其巨著《元寇之新研究》（93）利用大量日本史料与中国、高丽史料对勘，考说详明，是研究蒙古侵高丽、侵日战争最完备的著作；他还有《元代地名开元之沿革》（922）、《元代之怯怜口》（929）等文。此外，考古学家鸟居龙藏（870—953）对东蒙古辽金元遗址的调查，津田左右吉（873—9）等满铁调查部人员关于辽金元时代东北与蒙古历史、地理的研究，对元史研究者都有参考价值。
有高岩（884—98）是较早就重视元代社会、经济和法律研究的学者，发表有研究元代海运、钞法、奴隶、科举、农民生活、法律特点、有关婚姻之法律、司法制度—以约会制为中心、僧侣与社会、财政经济与社会、诉讼审判制度等十多篇论文，并撰写《东洋中世史》（939）元代部分。青木正儿（887—94）是日本研究元曲的泰斗，著述甚丰。和田清（890—93）是杰出的明代蒙古史专家，其著名论文如《内蒙古诸部落的起源》（92）、《明初之经略蒙古》（930）、《兀良合三卫研究》（930、932）、《北元世系考》、《扩廓帖木儿之死》（933）等，都涉及元代蒙古部落及地理；还撰有《元代开元路考》（928、933）、《元征东都元帅府考》（93）等文。959年出版了他的论文集《东亚史研究·蒙古篇》。著名东方学家石田干之助（89—974）研究领域广泛，注重西方学者成果的介绍，元史方面也撰有《关于蒙古西征的二三疑问》（94）、《文永之役蒙古军所用“铁炮”考》（97、98）、《关于lt；至元译语gt；》（934）、《元代工艺家尼泊尔王族阿尼哥之传记》（94）等多篇。岩井大慧（89—97）偏重元代宗教史研究，重要论文有《元初帝室与禅僧之关系》（92，主要研究中观、海云师徒投附蒙古及成吉思汗对禅僧的优待）、《元代喇嘛僧与初夜权》（932）、《元代之珊蛮教》（935），《成吉思汗即位与巫觋》（950）等篇，其他方面的著述有《元代经济史上之一新资料》（93）、《元代之东西交通》（939）等文。青山公亮（89年生）早先研究元与日本、高丽三边关系，三十年代后着重蒙元统治制度的研究，主要论文为《成吉思汗时代的所谓汉官（特别是“行省”）考》（933）、《元朝地方行政机构之一考察》（940，重点研究路府州县达鲁花赤），专著《元朝尚书省考》（95）。此外，有蒙元史撰述的还有著名学者石浜纯太郎（主要论文有《元朝秘史蒙文札记》、《元朝秘史考》等）、神田喜一郎（主要论文有《元昭宗“宣光”年号考》等）等人。
三四十年代，日本蒙元史学界涌现了一批学者，二战以后他们继续在这个领域努力耕耘，获得更大成就，成为日本蒙元史研究的台柱和领头人物。这一代学者总体上比前辈研究的面更广，开辟了许多新的课题，论文和著作的数量大大增加，学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把日本的蒙元史研究推进到新阶段。
安部健夫（903生）三十年代初就在元代法制研究方面作出成绩。930年北平图书馆影印出版了残存的《大元通制》“条格”部分，次年，安部在《东方学报》（京都）上发表《lt；大元通制gt；解说》一文，论证它是继承“古律”（唐、宋律，特别是金泰和律）制定的元代法典，并指出其意义在于标志着元朝从“蒙古至上主义”转向“中华至上主义”的演变。932年他又发表《lt；元史·刑法志gt；与“元律”之关系》，驳正浅见伦太郎提出的《刑法志》来源为所谓“元律”的误说。950年，他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时任所长）组织并主持《元典章》研究班，着手对其“刑部”部分进行会读研究，参加人员先后有岩村忍（组长）、田中谦二、山崎忠、宫崎市定、吉川幸次郎、田村实造、佐伯富、藤枝晃等，959年出版了第一批研究成果《元典章研究》（《东方学报》特刊），并先后编印了《元典章索引稿》多册（油印）。这项工作持续到94年，也就是安部去世（959）后五年才出版了最后成果《元典章·刑部》校定本第一册（岩村忍、田中谦二校定。第二册于972年出版）。安部发表的蒙元史研究重要论文还有《元代“投下”语原考》（938）、《元代包银制研究》（954）、《读lt；元典章gt；札记三则》（958）和《元代知识人与科举》（959）等篇，后人编刊了一部他的论文集《元代史研究》（972）。他还专长西域史、清史，其名著《西畏兀儿国史研究》（955）中，元代畏兀儿史是重要组成部分。
岩村忍（905生）前期的著述有《3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939）、《蒙古的欧洲远征》（94）、《蒙古史杂考》（943）、《马可波罗研究》（948）等几本书和《拔都卒年考》（940）、《lt；元史·速不台传gt；之西征纪事》（94）、《元朝奥鲁考》（942）等论文，着重在蒙元与西方关系的研究。950年参加组织和领导元典章研究班，此后主要研究元代法制与经济史，前者有《元朝之笞杖刑》（952）、《元朝法制中的人命赔偿——烧埋银与私和钱》（953）、《lt；元典章·刑部gt；之研究——刑罚手续》（954）和《元代之肉刑》（94）等几篇论文，后者有《五户丝与元代地方制度》（92）、《元代纸币之膨胀》（94）两篇力作。98年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了他的专著《蒙古社会经济研究》。
吉川幸次郎和田中谦二是继青木正儿之后的著名元曲专家，在这方面都有丰富著述（主要是元杂剧的研究、译释）。吉川的长篇论文《元诸帝之文学》（—5，载《东洋史研究》943—944）最早注意到蒙古皇帝乐于学习汉文化并具有一定汉文水平的事实（后来德国傅海波对此作了更完备的研究）；参加《元典章》研究期间，撰有《lt；元典章gt；中的汉文吏牍文体》（954）。田中谦二兼通蒙文，安部去世后由他主持《元典章·刑部》的会读，撰有《lt；元典章gt；中的蒙文直译体之文章》（92），引用大量元代蒙汉双文碑刻及其他白话（主要是戏曲、）资料，分析与直译文23体相对应之蒙文语法意义，对理解元代此类文献极有帮助。后对此文作了修订，与上述吉川文合刊，作为《元典章·刑部》校定本的附册。宫崎市定是日本中国史学界的权威，研究领域极广，著述等身。其有关元史的重要论作有《宋元之经济状况》（938，《东洋文化史大系》之一节）、《宋元时代之法制与裁判机构——lt；元典章gt；编成之时代、社会背景》（954）、《以元朝治下的蒙古官职为中心之蒙汉关系——恢复科举之意义再探》（95）等篇，还撰写了几种大型中国史著作的宋元部分。田村实造的研究领域为辽金元清北族诸朝史，特别是辽史。三十年代他曾参加内蒙古辽代遗址考古调查（后著有《辽庆陵》），找到乌丹城附近的汉—蒙文元碑（竹温台碑和张应瑞碑），撰文作了介绍（《蒙古学》，937）；并参与东亚研究所组织的所谓“异民族统治中国事例”的撰写。其蒙元史论文有《元札鲁忽赤考》（930），《阿里不哥之乱——从蒙古帝国到元朝》（955）、《蒙古族开国传说与移居问题》（94）、《lt；元朝秘史gt；中所见之蒙古族谱系——朵奔篾儿干与海都》（95）等多篇。其代表性著作是《中国征服王朝之研究》（中册，＇金、元＇，97）。山崎忠精通蒙古语，所撰蒙元史重要论文有《别里哥文字考》（954，《元典章》研究之一）和《有关保护道教之元白话碑——与八思巴字蒙古文并存之二、三资料》（955），均载《东方学报》；还有多篇研究《华夷译语》的论文，惜其早亡（95），未能继续其研究。藤枝晃三十年代末写过几篇研究马可波罗行记的论文，后来他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成就很大。
小林高四郎（905生）前期主要研究《元朝秘史》及相关蒙古史籍，发表了一系列论文，94年出版了《秘史》译注本，并出了两种《黄金史》译注本（940、94），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则是954年出版的总结性专著《元朝秘史的研究》。此外，还撰有关于斡脱钱、怯怜口、投下等问题的研究文章（935—938年），翻译了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942）。他从国外带回伊斯坦布尔本《史集》及其他多种波斯文史籍抄本摄影，947年撰《拉施都丁书所见民俗学资料》一文，对“金册”、蒙古世系和各部落起源传说作了细致研究。958年，受京都大学元典章研究班工作的启发，他与小竹文夫协同组织东京的一批中青年元史研究者（岡本敬二、小林新三、长濑守、大薮正哉、海老泽哲雄等）开办中国刑法志研究会，首先进行《元史·刑法志》的专门研究，90年完成后，又接着研究《通制条格》，94年出版了他和岡本敬二合编的《通制条格研究译注》。在此前后，还发表有《成吉思名字考》（与佐藤诚合撰，957）、《元代东西文化交流》（970）、《元代法制史上的“旧例”》（977）等文和一部成吉思汗传记年出版了其论文集《蒙古史论考》。
青木富太郎（908生）对元明清蒙古史都有研究，蒙元史方面的著述前期有《元朝初期之社会形势》（934）、《蒙古忽里台考》（935）、《蒙古兴起时期游牧民之掠夺》（93）、《元初行省考》（938、940）、《元代的羊马抽分》等论文和《蒙古之民族与历史》（94）一书，战后发表过《古代蒙古的幼子继承制》（955）、《元代色目人之活跃》（9）等文和《马可波罗旅行记》日译本（954、983）。
这一代日本蒙元史学者中，成果最丰硕者除上述岩村忍、小林高四郎外，当推村上正二和爱宕松男。村上正二（93生）三四十年代间就在《史学杂志》、《东方学报》等著名刊物发表研究元代之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