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医学》、《lt；回回馆杂字gt；与lt；回回馆译语gt；研究》等文。有关泉州回回人的研究较多，此不赘述。
第八节中外关系史研究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987）由专家分国撰写，其中中缅、中印、中意、中朝、中泰、中国与越南柬埔寨老挝、中国与阿拉伯诸篇对元代都有较多叙述，是目前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专题研究情况简单介绍如下。
元与日本、高丽关系王启宗撰有《元军第二次征日考》和《元军第二次征日前夕情势的分析》二文；余又荪撰有《元代之中日贸易》；陈有和撰文讨论了《忽必烈侵日的原因及历史影响》，认为导致了元末至明代的倭患；方安发、孙国珍分别对元代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作了论述；陈高华《十四世纪来中国的日本僧人》从诗文集中辑录了二十多名来华日僧资料，很有参考价值。萧启庆《元丽关系中的王室婚姻与强权政治》全面考述了联姻的背景、实行情况及其对高丽的影响，认为它是蒙元强权政治的产物，旨在以公主下嫁加强对高丽的控制；郝时远撰有《蒙古东征高丽概述》；朴真姡А对敫呃龅目萍冀涣鳌沸鹗隽嗣藁ā⒒鹨⒂∷⑹醮敫呃黾捌溆跋臁�
元与东南亚诸国关系吴紫金《元代我国与印尼的友好关系》叙述了成宗至顺帝朝2次爪哇来使情况及中国移民对印尼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陈高华《元代中泰两国的友好关系》引用《玩斋集》中的《四明慈济寺碑》一段记载证明泰国史家关于暹王坤兰甘亨（敢木丁）曾访问元朝的说法是可信的；邹启宇、尚芳分别撰文进行讨论尚文认为来访者当是敢木丁之子。凌纯声《元代在缅设置缅中行省考》是一篇较深入的专题研究；高荣盛《元代中缅关系略述》，对元缅战争经过、入缅道路和设官置府作了进一步考察。吴景宏发表了长篇论文《元代中菲关系之探讨》。
元与印度、伊朗、阿拉伯关系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首先揭出了《东国通鉴》（实本于《高丽史》）
中一段关于印度王子孛哈里投奔元朝的记载，陈高华从《中庵集》中发现了此人的更详细资料《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证实和补充了《高丽史》的记载（见所撰《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元新考》）；刘迎胜进一步考证此不阿里之祖贯“西域哈剌哈底”即《马可波罗行记》所载之alatu，《大德南海志》之加剌都，今波斯湾口南岸（阿曼境）古城qalhat，并论述了当时中国、印度、波斯湾间的交往（见所撰《从lt；不阿里神道碑gt；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元与波斯关系，刘迎胜撰有《旭烈兀时代汉地与波斯使臣往来考略》；任荣康的《元初的元伊联盟与中亚交通》考述了元与伊利汗国的关系和往来交通路线。元与阿拉伯的关系，在多篇通论历史上中阿关系的文章中都有论述，其中以纳忠《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较详；叶文程《宋元时期泉州港与阿拉伯的友好往来》主要根据新发现的海船等考古资料作了研究。李希义撰文介绍了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来元经历及其行记；沈福伟发表《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周游非洲的历史意义》，认为元人所绘世界地图上非洲图形之准确与此有关。但此说依据不足。
元与欧洲的关系余大钧所撰《最早来到蒙古高原的罗马教皇使节普兰·迦儿宾和他所写的lt；蒙古史gt；》，对此次使节及其奉使报告书的版本、内容作了详细介绍。罗贤佑撰有《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鄂多利克》。陈得芝《元代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概述元代中欧关系，提到元人朱德润《存复斋文集》所载延祐间“佛林国使来”，认为可与西史所载罗马教皇遣教士安德鲁等来大都协助孟特戈维诺传教一事相印证。马可波罗研究最为学者所重视，著述甚多。余士雄收集诸家论文三十余篇，汇编成《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大体反映了八十年代以前的研究状况。杨志玖继发现《经世大典》的有关重要资料之后，又撰写了多篇论文，进一步研究马可波罗在中国的种种经历，有力驳斥了认为马可波罗未至中国的说法（诸文均收入《元史三论》）。黄时鉴《关于马可波罗的三个年代问题》考证了其离华、抵波斯和在威尼斯与热那亚战争中被俘的年代日期。王廷《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几个地名》认为tigiu应为通州，vugue应为侯官。陈得芝《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考证其由大都前往云南和到扬州、镇江、泉州的经行路线与年代，认为他只走过这两条驿路，行记中的南京、襄阳两地显为插叙，并未亲至。蔡美彪《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认为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习用波斯语文，他不是作为色目官员，而是作为一名色目商人在中国各地以至南海诸国从事商业贸易。
第七章国外的蒙元史研究第一节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蒙元史研究西方学者的早期著述国外的蒙元史研究，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纪欧洲东方学初兴阶段。其时，法、英、意、德、荷等国都已拥有相当数量的东方文献，一些著名大学先后开设了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土耳其语等东方语课程，创立了科学研究的条件，并出现了第一批东方学家。曾是东方历史上最强盛、并对欧洲发生过很大直接影响的蒙古帝国的历史，自然成为东方学家们十分注意的研究领域。法国的东方学居于领先地位，收藏的穆斯林文献写本和汉文文献最为丰富，东方语言、文化的研究起步也最早。十七世纪法国产生了第一部蒙元史专门著作，这就是克鲁瓦（etisdelaroix，22—95）所著《古代蒙古和鞑靼人的第一个皇帝伟大成吉思汗史》。克鲁瓦通晓土耳其、阿拉伯和波斯语，曾任法国国王的土、阿语翻译，熟悉穆斯林文献。他根据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和欧洲旅行家的行记，用十年功夫译编成此书，分四册，内容包括成吉思汗传以及其继承者（迄于十七世纪）的略传，古代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和法规，蒙古、突厥、钦察、畏兀儿及东西方鞑靼人的地理。书末附有所据穆斯林作者和欧洲旅行家著述名录及生平简介。此书于作者死后十五年即70年在巴黎出版，722年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克鲁瓦是最早利用穆斯林史料编著蒙元史的西方学者，开创之功不可磨灭。后来多桑在这方面又前进一大步，达到了更高的成就。
十八世纪法国的汉学有很大发展，汉学家通过汉文史料的译编和利用，在蒙元史研究上作出了新的贡献。这个时期的来华耶稣会士以法国人居多，且都具有很好的学术修养，热心于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耶稣会士宋君荣（。gaubil，89—759，722年来华）就是一位十八世纪最优秀的汉学家、科学家和历史家，他毕生不知疲倦地研究和翻译中国的经籍和历史。时邵远平《续宏简录》（即《元史类编》，99年成书）新出不久，他将此书前十卷本纪译为法文，题为《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元朝诸帝史》，739年出版于巴黎。耶稣会士冯秉正（demailla，9—748，702年来华）则译《通鉴纲目》、《续通鉴纲目》为法文，编为《中国通史》3卷，777—785年在巴黎出版。其中第九卷为元朝史，除据《续纲目》外，还参考了《元史》。宋、冯二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不识汉文的西方学者获得元朝史知识和利用汉文元史史料的主要依据。
同时期，法国汉学家德基涅（deguiges，72—800）完成了五卷本巨著《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75至824年先后在巴黎出版。其第三卷为蒙元朝史（757），第四卷为帖木儿朝史（758）。德基涅通汉文、阿拉伯文，因而能直接利用大量原文资料，书中还对蒙古史上的重大问题如成吉思汗征服战争的原因和性质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见解。此书是西方学术文献中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中亚游牧民族历史的名著，尽管其资料和见解在今天看来多已过时，但在蒙元史研究文献中仍占有要重地位。沙皇俄国自十六世纪末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进行扩张，十七世纪中叶先后侵占了额尔齐斯河至叶尼塞河及贝加尔湖东、西各部，并开始了对这些地区和蒙古地理、民族、物产的调查。十八世纪，帝俄科学院组织了大规模的西伯利亚考察。考察团成员密勒指导史料的搜集工作，并著有《西伯利亚诸王国志》（750年圣彼得堡出版）；菲舍尔根据密勒搜集的资料著《西伯利亚史》（78年圣彼得堡出版德文本）。二书都含有卫拉特和布里雅特蒙古历史的内容。被聘为帝俄科学院教授的德国博物学家帕拉斯（参加了西伯利亚考察，他通过译员的帮助收集卫拉特史料，编纂了《蒙古族历史资料汇编》（2卷，77、80年圣彼得堡出版），此书曾是西方学者研究蒙古史的基本资料之一。俄人还在西伯利亚、蒙古等地收集了不少蒙古文文献写本和刻本，为以后俄国蒙古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对俄国的蒙元史研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根据727年签订的中俄“恰克图条约”，允许俄国正教会派传道团驻在北京，每十年轮换一批，并许派留学生来华学习。俄国早期的著名汉学家都出在这些人中，他们在蒙元史籍的翻译和蒙元史研究上有很大贡献。
蒙元时代欧洲旅行家的东方行记早已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英国史家哈克鲁特的名著《英语民族主要海陆路旅行与发现》（598—00修订版，25年urhas氏增补版），就包含了卡尔平尼、卢勃鲁克、鄂多立克等人的行记。其后又有贝热伦（bergero，34）的法译本，彼特（ietervadera，70）的德译本及其他多种英、法、德文译本，多是基于哈克鲁特书的英译和原文。用察合台文写成的阿布哈齐的《突厥世系》，先后被译成德文（7，780）、法文（72）、俄文（770）和英文（780），此书有关蒙古早期史的记载多含传说成分，史料价值不高，但由于是最早译成西文的蒙古史籍，故在当时很受重视。
十九世纪是东方学重大发展时期，一方面是由于科学的进步，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都形成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科学体系，尤其是比较语言学对东方学的推动最大；另一方面，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政策，不仅促进了西人对东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也使他们易于获得更丰富的东方文献和实物资料。作为东方学若干分支（汉学、蒙古学、伊斯兰学等）交汇的蒙元史研究，因此也有了显著进展。
法国法国学者雷慕沙（belrémusat，788—832）和德国学者克拉普罗特是十九世纪前期杰出的东方学家，新研究方法的代表者。雷慕沙幼眇一目，资质聪慧，精通汉语，兼晓其他东方语言，23岁即著《中国语言文学评论》年创设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担任首任教授直到去世；822年创立法国亚洲学会并任其机关刊物《亚洲杂志》（jouralsiatique）主编。820年出版了专著《鞑靼诸语言研究》（reherhessurleslaguestartares）第一卷，涉及满、蒙、维、藏诸语。
蒙元史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基督教君王特别是法国国王与蒙古皇帝的政治关系》（载《皇家研究院论文集》822、824）；《哈剌和林城及中世纪鞑靼诸不明地理考》（《皇家研究院论文集》，824）；《波斯蒙古王朝创立者旭烈兀之西征（摘自续宏简录）》（载《亚洲杂志》，823）；《蒙古诸王撒里答》；《蒙古将军速不台》；《畏兀儿大臣塔塔统阿》；《鞑靼大臣耶律楚材》；《海山》（以上诸文皆载于829年出版的论文集《ouveauxmelagessiatique》第2卷）。
他还将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译为法文，89年巴黎出版。对中国宗教史，尤其是佛教（包括西藏佛教）史也很有研究，并写过论述萨满教的文章。克拉普罗特的研究领域也很广，主要有中国的佛教和满文文学等方面。
其有关蒙元史的论著都发表在《亚洲杂志》上（法文）《马可波罗所记澉浦港和剌桐港研究》（824）；《关于马可波罗行记中的天德州》（82）；《马可波罗所记中国西部诸省地理考释》（828）；《关于纸币之起源》（822）；《拉施都丁史集有关元代中国的记述译注》（833）；《亚美尼亚王海屯行记译注》（833）；《十三世纪蒙古入侵谷儿只、亚美尼亚概述（亚美尼亚史料译注）》（833）。
雷慕沙和克拉普罗特的著述显示，他们已将汉文史料与波斯文、拉丁文、亚美尼亚文等各种文字史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开创了蒙元史研究的新局面。
欧洲尤其法国浓厚的东方学研究风气和巴黎图书馆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