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合流问题，其分撰的《宋明理学史》上卷第三编《元代理学》集中了这些研究成果。陈高华的《陆学在元代》着重讨论了朱陆合流问题。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详细论析了程朱学说的北传及其与蒙古统治者和北方各思想流派的关系。萧功秦《元代理学散论》从理学的“适应力”角度考察了其在蒙元时代的社会政治作用。研究其他思想家的主要有任继愈最先著文表彰《长期被埋没的民主思想家邓牧》；容肇祖撰《刘基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政治观点》，认为其世界观基本上是朴素唯物主义，仅有时表现出神秘主义倾向。邱树森撰《邓牧和他的lt；伯牙琴gt；》、《刘基和他的lt；郁离子gt；》，作了更深入的研究。
宗教。孙克宽发表多篇文章，全面研究了蒙元时代的各派道教。郭旃《金元之际的全真道》深入论析了邱处机及其门人投机的政治态度和在战乱时局下的特殊作用，并涉及元初的佛道之争。陈智超《金元真大道史补》利用新资料详细考述了此派盛衰历史及其思想理论。扎奇斯钦《十三世纪蒙古君长与汉地佛道两教》详细论述了蒙古诸汗与佛道关系的演变，认为蒙古人基于萨满教泛神观念，采纳各种宗教为汗祈天祝寿；其所以最尊崇喇嘛教，是因为他们与吐蕃人在文化类型上的相近。陈高华《元代佛教与元代社会》对佛教各派的消长、僧籍、僧官制度以及寺院组织有全面论述。陈得芝《论元代的“诗禅三隐”》考述江南禅僧圆至、本诚、大忻三人的生平和思想，对江南士人由儒入佛的现象作了分析。刘迎胜《元代西北地区的佛教》利用畏兀儿文书和中外资料论证元代佛教在西北地区仍有相当势力，以哈剌火州、哈迷立为中心，最西分布到海押立。杨讷的长篇论文《元代的白莲教》，对这一源于净土宗的佛教宗派的产生、教义、传播、组织及其与官方和农民起义的关系诸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它并非民间秘密宗教，亦未与明教合流。丁国范《元代的白云宗》论述了另一非正统佛教宗派。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是这一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在总论元朝对基督教（也里可温）的政策和管理之后，按地区考察了基督教的分布和活动。刘迎胜《蒙元时代中亚的聂思脱里教分布》就周文所未及的畏兀儿、阿力麻里、海押立等地基督教情况作了考述。杨志玖《元代中国伊斯兰教派试析》指出当时中国穆斯林中有大量什叶派，苏菲派也很盛行。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据对碑刻、方志、族谱资料的分析，认为此次战乱是泉州穆斯林逊尼派与什叶派争夺市舶权的斗争。刘迎胜对泉州元清净寺碑所记伊斯兰教诸职名作了考释。
教育。元代各类学校数量甚多，有关资料相当丰富，但学者多注重儒人地位、出路和学田等问题，对教育本身的专题研究很不足。关于书院的论文稍多，王廷《元代书院考略》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更详细论述了书院的类型、分布、数量、学田、课程，以及山长的任命等问题。马明达对“三皇庙学”——医学教育作了研究。
史学。官修宋辽金三史是元代的主要史学著作，有关三史的论著很多。
从元代史学成就角度讨论的主要有刘凤翥、李锡厚合撰的《元修宋辽金三史再评价》和邱树森的《脱脱和辽宋金三史》。前文认为元人摒弃大汉族正统观念，为辽金两朝单独修史，较完整地保存了辽、金原始史料，使后人得以全面了解当时的中国历史。许多学者对马端临《文献通考》和胡三省《资治通鉴注》的思想和在史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分析评论。
文学艺术的研究，重点为元曲，论著甚多，其次为书画、诗文。科学技术方面，以有关天文历法和郭守敬的研究为多，其次为农书与农业技术、数学、水利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第七节民族和边区史研究蒙古史研究主要研究课题有蒙古族源、早期蒙古社会性质、蒙古国家的建立及其制度和元代的蒙古地区等方面。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通过文献资料的考订和语言的比较研究，论证构成蒙古族的核心部族是“原蒙古人”，即室韦—鞑靼人，他们属于古东胡诸后裔的一支。作者还分析了十至十二世纪“尼鲁温蒙古”各氏族的分衍，认为这些“氏族”实质上是草原贵族通过掳掠别部人口编成的比邻公社，原始的氏族制度已经瓦解了。同作者《关于十至十二世纪的孛斡勒》一文论证孛斡勒（汉译“奴婢”）是游牧经济中的早期农奴，而非奴隶；“斡脱古·孛斡勒”一词，在蒙汉文合璧《竹温台碑》中对应于汉文“元勋世臣”，是升入贵族阶层者的美称（原意为“老奴婢”）。六十年代曾对蒙古建国前后的社会性质问题进行过热烈讨论，多数研究者主张建国前处于父权制氏族公社阶段，建国后直接过渡到封建制。后来，高文德在专著《蒙古奴隶制研究》中提出蒙古从十世纪开始形成奴隶制，成吉思汗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国家。但研究者对此尚有不同意见。关于蒙古高原各部族的研究，有周清澍的系列论文《汪古部事辑》四篇，分别考察了其族源、统治家族世系等，认为此部应源于回鹘；陈得芝《十三世纪前的克烈王国》探讨了蒙古建国前漠北最强大的克烈部的族源、地域和历史活动，认为此部与唐中叶迁入漠北的“九姓鞑靼”有渊源关系；此外，姚从吾《说元秘史中的蔑儿乞》，札奇斯钦《说元秘史中的亦乞烈思》，姚家积《蒙古人是何时到达三河之源的》，白拉都格其《弘吉剌与特萨禅》等文，都分别对各部族作了较深入研究。周清澍《元朝的蒙古族》全面论述了元代蒙古族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陈得芝的《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中、下）对元代蒙古地区的政治史和军事、行政机构的设置作了系统考述。同作者还有《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称海城考》、《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等历史地理考证文章；其《元外剌部释迦院碑札记》考征了立碑人八立托驸马和外剌部居地，并对中原佛教在蒙古的传播作了考察。
韩儒林的《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和周清澍的《元朝对唐努乌梁海及其周围地区的统治》考察了蒙古西北境诸部的历史。杜荣坤、白翠琴《试论斡亦剌部十三、十四世纪政治经济的变化》论述了此部归附蒙古后由氏族向封建制的转化。过去论者多低估元代蒙古人对汉文化的接受程度，甚至认为采取抵制态度。萧启庆先后撰写《元代蒙古人的汉学》及其续篇《再探》和《论元代蒙古人的汉化》三文，搜集大量资料，详尽地考述了元代蒙古人特别是入居内地者研习汉文化的背景与原因及其汉学造诣，所列蒙古儒者、文学家、书画家达百人以上，并对蒙古人在观念、礼俗方面吸取汉文化的情况作了考察，证明熟谙汉学的蒙古人为数甚多，旦有与日俱增趋势，有力地纠正了前人旧说。
藏族史研究元代藏族史的研究成绩十分突出。959年韩儒林发表《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统治西藏地方的》，对统辖吐蕃地区的宣政院、分镇吐蕃的亲王奥鲁赤家族和乌思藏十三万户名称与方位作了系统考述，为此后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后，周清澍撰《库腾汗——蒙藏关系最早的沟通者》，论述了阔端与西藏首领的关系。陈得芝《元代乌思藏宣慰司的设置年代》讨论了世祖以乌思藏赐八思巴为“供养”的时间、乌思藏行政机构的建置和萨迦本钦的职名等问题。同作者还撰有《元代内地藏僧事辑》，对胆巴、沙罗巴、辇真吃剌思等人事迹作了考述。陈庆英精通藏文，除译出《红史》、《汉藏史料》等重要藏文史籍外，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著，主要有《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与史卫民合撰的《蒙哥汗时期的蒙藏关系》、与王辅仁合著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略》、《元代乌思藏本钦纪略》等，诸篇均能充分利用藏文史料，多有发明。藏族学者仁庆扎西发表《元代中央王朝中的藏族宰相桑哥》，据《汉藏史集》的记载考证桑哥为藏族噶玛洛部人，并对他的政绩作了肯定的评价；此外他还撰有《西平王府今地考》、《西平王与吐蕃的关系》等近十篇论文（均收入《仁庆扎西藏学研究文集》，989）。沈卫荣专事元代藏族史研究，连续发表《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行政体制研究》、《略论元与元以前的沙鲁派》、《元代西藏佛学大师布敦的生平及其著述》、《论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的建立》等多篇论文，成绩引人注目。著名藏学家王森所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是全面研究藏传佛教的代表性著作，对元代西藏各教派及其与元廷的关系有详尽的考述，在总体研究上迄今还没有人能超过。
西北地区各族史研究畏兀儿等族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也有显著进展。程溯洛《宋元时期高昌回鹘初期农业封建社会的若干特征》和张承志《元代畏兀儿内部状况》利用畏兀儿文文书与其他史料相参证，考述了畏兀儿地区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经济状况、阶级关系。程氏另一篇文章《元代维吾尔人对祖国文史的贡献》叙述了入仕元廷的畏兀儿文人事迹。张氏《关于阿力麻里、普剌、叶密立三城的调查及探讨》对三城方位及其在蒙古统治西北地区格局中的重要性作了考察和分析。耿世民、张广达合撰的《唆里迷考》据一份新出土的回鹘（畏兀儿）文文献，结合穆斯林史料及汉文史料，考定前人未能确知方位的“唆里迷”实即焉耆的另一个名称。刘迎胜《元代曲先塔林考》考证了该地方位和元朝于此设置元帅府的意义。有关其他西北民族的研究论文有杨志玖《元代的阿儿浑人》，陆峻岭、何高济《元代的阿速、钦察、康里人》，陈高华《元代的哈剌鲁人》，华涛《穆斯林哈剌鲁人、阿儿浑人早期史研究》，白钢、史金波《论元代党项人在河西的活动》和史金波《蒙元时期党项上层人物的活动》等。刘迎胜着重利用波斯文史料与汉文史料相参证，对察合台汗国史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发表《早期的察合台汗国》、《至元初年的察合台汗国》、《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察合台汗国的分裂》、《元末的察合台汗国》、《lt；史集gt；察合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等十余篇论文，填补了我国这一方面研究的空白。
东北和西南各族史研究东北各族研究，有姚大力的《元辽阳行省各族的分布》、王廷的《元代极东北三族杂考》和杨保隆的《浅谈元代的女真人》。三篇文章分别对女真、兀者野人、吉里迷、骨嵬等各族的分布地域及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作了论述。关于西南各族，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利用大量方志及土官族谱资料以补正史，对史事、地理多有精当的考订，迄今仍是研究元代傣族史最好的著作。杜玉亭《元代云南土官制度》认为元朝统治西南各少数民族的这一制度对促进国家统一和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杜玉亭、陈吕范的《忽必烈平大理是否引起傣族的大量南迁》以充分论据否定了这一误说。杜氏所著《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较全面搜集了有关史料，考订亦多新见；其《忽必烈与云南》对元朝设立云南行省和实行土官制度作了高度评价。罗贤佑《略论元朝与西南各族土酋大姓的关系》较全面地讨论了元朝统治西南各族的政策。方龄贵近撰《大理五华楼元碑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是他多年搜集和研究云南元碑资料的一部分成果，他已将这些珍贵资料汇编为一册，并发表了部分碑文和注释。
回族史研究杨志玖除论文集《元史三论》所收十余篇有关论文外，近年续有新作，并正在收其研究成果汇总、扩充为《元代回族史稿》一书，绪言和第一章《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第二章《回回人的东来和分布》已在《回族研究》杂志上连续刊载。白寿彝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元代卷）收集回族史专家撰写的重要回回人传记二十多篇，考说详明，并附原始资料。赛典赤在元初政治特别是云南的治理上起过重大作用，其后人也一直居于高位，所以有关的论文很多。陈得芝《元代回回人史事杂识》也讨论了赛典赤早年事迹以及《元典章》所载“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文件等问题。刘迎胜发表有《3—8世纪回回世俗文化综考》、《lt；回回药方gt；与中国穆斯林医学》、《lt；回回馆杂字gt；与lt；回回馆译语gt；研究》等文。有关泉州回回人的研究较多，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