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展具有杰出贡献的大师他的中国历史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第161页。
2《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第161页。
1《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
无变化的说法却是直接违反辩证法的本身的。
我们认为中国文明展的连续性的实质绝对不在于什么凝固不变性或停滞性而恰恰在于中国文明具有的不断的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能力。任何一个文明的生都必然是对于非文明的否定或克服；一切文明的存在和展也都必然是对于非文明的不断否定或克服。一切文明生和展的过程都是这样的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或新陈代谢过程。就以上述各古代文明来说埃及和两河流域地区的先民在人类历史上最先否定非文明而进入文明她们的文明的自我代谢到公元前一千年代中期由盛而衰随后也就失去了生机。爱琴文明到公元前十二世纪不再能自我代谢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希腊文明的自我代谢到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由极盛而转衰它本身随后也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罗马文明在公元前后一两个世纪里盛极一时其后失去自我调节、自我代谢的能力以后也就由苟延残喘而终至消亡。历史上其他文明生、展与灭亡的历程莫不如此。
我们论述中国文明展的连续性绝对不是也不能把中国的历史写成一部田园诗把几千年的岁月都说成是在安闲和恬静中度过来的。中国文明在其展过程中曾经阅历了无数惊涛骇浪穿越了无数深峡险滩其间有过许多光辉灿烂的时期也有过不少风雨如晦的朝夕。中国文明展的连续性的真正特点在于她历尽危机而未消残壮志在于她屡经考验而能活泼泼地生存下来。黑格尔《历史哲学》是在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讲演的那是鸦片战争的前夕的确是中国封建社会危机深重的时期。但是中国文明并未在这次危机中失去自己的独立存在。近百余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文明经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复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这大体可以表明中国文明展连续性的基本特色。
国家统一的展和巩固纵观世界历史古国文明源远者未必流长；中国文明源远而流长这是极为难得的。文明恰似江河如果渊源深远那末只有在前进的流程中得到足够的川流的汇注才有可能越来越宽阔、丰富形成不竭的长流。中国文明所以没有中断与国家统一的展和巩固是有密切关系的。
从世界历史的一般情况来看文明的生和展都是和不同程度的统一相关联的。当文明最初生之际都有一个由部落共同体联合为国家的过程。在古代希腊人们把这种“统一”称为“塞诺西辛”（synoikismos）。经过这样统一过程形成的还只是一种以某一城为中心的、小国寡民的邦。随着文明的展和地区性的经济联系的出现小邦往往又合并成一些地区性的王国。随着各地区之间文明联系的出现在上古和中古时期又先后出现过许多跨地区性的帝国。各个文明在这种横向的分合过程中具体处境不同它们在自身的纵向展中的连续性程度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以外的其他古老文明缺乏纵向展中的连续性一般都与其在横向分合关系中的具体状况有关。公元前四千年代晚期埃及和两河流域南部开始出现许多小邦是世界上最早生的文明。公元前三千年代埃及形成古王国各朝的统一国家出现了以金字塔为表征的文明；两河流域南部也先后1《易·乾卦象辞》。
出现了阿卡德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的统一国家。在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国夏文明、爱琴文明都是小邦林立的文明。公元前二千年代埃及出现了中王国、新王国诸朝的统一国家两河流域出现了古巴比伦的统一国；这两个最古老的文明至此达到极盛阶段。印度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尚未形成统一的地区性王国就在公元前二千年代消亡了。公元前一千年代前期埃及和两河流域南部（巴比伦尼亚）的古老文明中心开始生危机于是亚述人建立了包括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两河流域的帝国；这时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希腊重新产生了许多小邦。公元前七世纪末叶亚述帝国解体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以后又形成了包括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小亚细亚的波斯帝国。公元前六至四世纪间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开始形成一些地区性的王国希腊城邦文明达到繁盛时期罗马国家形成。公元前四世纪后期马其顿征服希腊随后又征服波斯帝国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但是这个帝国在亚历山大本人死后不久就瓦解了分裂成许多小国。公元前三世纪在南亚次大陆曾一度出现孔雀帝国但这个帝国很快也解体了。公元前三世纪罗马统一了意大利公元前一世纪末叶罗马形成雄霸于地中海地区的帝国。公元前三世纪中叶以后在伊朗和两河流域逐渐形成了安息帝国。综观公元前一千年代人类社会铁器时代开始后的第一个千年代我们可以称之为古代帝国不断涌现的时期。当然每一个帝国都是在征服了许多地区性的王国的条件下产生的但是这些帝国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被认为是对于先前的地区性王国的统一。正如斯大林所说：“这些帝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这些帝国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对于整个帝国统一的、为帝国一切成员都懂得的语言。这些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民族（hapomhoctb）的联合体。”1所以这些帝国的先后出现足以生打断古老文明的历史连续性的作用而不能维护或巩固那种连续性。
公元以后直到中世纪晚期以前情况也基本如此。在西方西罗马帝国在五世纪灭亡以后出现的是日耳曼人诸王国林立的局面。公元8oo年查理曼（e742—814）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但是查理曼帝国不仅与罗马帝国无关而且存在不到半个世纪就分裂了。公元962年鄂图一世（ottoi936973）再次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而这个正式命名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家实际上连德意志和意大利都没有真正统一过。虽然这个帝国的名称直到18o6年才在拿破仑兵威之下取消但它恰如伏尔泰所说“既非神圣亦非罗马又非帝国”在历史上算不了什么。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是在中古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生逐渐形成的。在东方一至三世纪间有安息帝国、贵霜帝国三至七世纪间有萨珊朝波斯帝国七至十一世纪间有阿拉伯帝国（八世纪中叶已开始分裂）十一至十三世纪间有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十三世纪有蒙古帝国十四世纪以后又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正式崩溃）等。但是这些帝国都是军事征服的产物因此在不同时期里领土范围的变化很大最终的结果仍是分裂而不是统一。现代东方的多数国家都是在反对西方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形成的。
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在展中长期保持着统一的趋势。象其他国家1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第8—9页。
一样中国最初也是有许许多多的部落然后由部落合并为许多小邦再逐渐统一为地区性的国家。相传“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1至周武王准备伐纣的时候诸侯会于盟津（孟津）者有八百之多2。相传周初分封“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1今按春秋以前的传说数字虽未必可靠但总可说明当时的确有很多小邦。这些小邦实际上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周武王在牧野誓师称同盟各邦君长为“友邦冢君”2；周公东征武庚仍称诸侯为“友邦君”3。不过就是在这样小邦林立的情况下也存在某种程度的统一的中心的观念。在许许多多小邦之中夏、商、周是依次出现的三个中心。如果把夏、商、周理解为秦汉以后的帝国那当然不对。不过从《尚书·周书》看周人确实有一种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三代相承的观念。周人自认在从前周是“小国”、而殷则是“大国殷”、“天邑商”。一九七九年在岐山凤雏村现的周原甲骨中也有“■周方伯”（见h1182；h1184）的记载尤可证明传统文献中周为殷之西伯的说法。《诗·商颂·玄鸟》说商“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被四海”颇为有理。商作为一个大邦其民所居不过千里；但作为各邦共戴的一个王朝它就“肇域被四海”了。所以在夏、商、周三代小邦林立的时候其中就有着一个统一的方面。
从春秋以至战国诸侯之间相互并吞大国争霸激烈。这看起来象是由于周室衰微而出现的一种分裂局面其实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并小邦为大国由封国而郡县形成了地区性的统一王国。战国七雄进一步兼并的结果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次统一的秦、汉皇朝。两汉的统治持续了四百余年为中国以后进一步的统一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东汉以后出现了五十年的三国鼎立局面。西晋以后出现了二百多年的南北分裂时期。可是魏、蜀、吴三国都是在克服地方割据局面中建立起来的它们都在为统一全国作准备。就是在西晋灭亡以后的一个较长的分裂时期中也一直存在一种统一的趋势。前秦符坚曾经一度统一了北方。淝水之战以后北方再度出现分裂局面但是在四三九年北魏又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经过南北朝以后又出现了隋、唐时期三百年的统一。这一次的统一的规模又过了两汉时期。唐以后虽然有过辽、宋和宋、金之间的南北对立但统一仍是展的总趋势。经过元、明两代到清朝的时候中国的统一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展。
中国的统一之所以能够得到巩固和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民族关系的具体展特点密切有关的。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进入了多民族统一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而达到全1《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禹时有万国说亦见于《左传》哀公七年、《墨子·非攻下》、《荀子·富国》等。
2见《史记·周本纪》。
1《晋书·地理志》（上）。按见于《春秋》经传的百有七十国不是春秋末年存在的数目。2《尚书·牧誓》。
3《尚书·大诰》。
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也经历了多次的曲折而终于达到稳定的多民族的统一并且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卷第一章对此已有阐述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第二节中国史和世界史中国史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之必要中国史作为一门国别史作为一门如此源远流长而又内容丰富的国别史自然有必要不断地进行深入的专门研究。同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是在世界的总环境中展的所以中国史又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的必要。这就是说既要把中国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比较中来考察又要把中国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来考察。
当然要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历史必须放在与外部世界的比较中来考察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有一个长期的展过程。在自人类开始进入文明以来的约五千年中新航路的开通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至今不足五百年；如果说世界作为一个有机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整体的形成那就是更晚的事了。古代人注意到从比较中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总是从与邻近的国家或民族比较开始的。然后随着接触和了解范围的扩大比较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在中国注意到以他邦的历史来与本邦作比较的情况是出现得很早的。《尚书·周书》中有若干周人与商人作历史比较的文字。例如《酒诰》记：“王曰：封（康叔）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这里不仅有商周两代的纵向的比较而且有商周两邦之间的横向的比较。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争霸和兼并斗争的激化邦君谋臣在分析天下大势时亦往往兼有对不同的邦的历史比较分析。西周晚期周王室势力将衰周宣王之弟郑桓公友曾“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回答了一大篇话这就是《国语·郑语》的基本内容。这篇话既分析了当时形势也比较了有关诸邦的历史（且不论其观点见解如何）。郑桓公听了这番分析后很高兴“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