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这篇文章还有一段值得注意。例如陛下以为今日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叠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私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这段文字与前段不同，不是理学说教，而是为民请命。列举民生之所以困，都是征实之言，而且颇带情感。这样的文章似乎不是一般儒学后辈写得出来的，也不是“自奉甚厚”的豪华子弟所能写得出来的。
文天祥这篇对策写于弱冠之年，对于民生疾苦，已经如此关切，指陈时弊，已经如此愤慨，于是，当他历尽艰辛困苦之后，所撰《指南录序》和《后序》，也就写得更加悲歌慷慨、真切动人。
《后序》在历述苦难艰辛之后，说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颈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州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黥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则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这篇《后序》写于景炎元年（27），已是南宋末日，国破家亡，九死一生，发而为文，故沉痛如此。
“愁苦之词易工”，天祥本来工于词章，又历经愁苦，故形诸文字，其词之工，有非寻常人力所能及者。
与此文同工者，还有《正气歌》的小序。其中列叙自己囚于“土室”的遭遇，也是前此少有的文章。其言有云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汙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汙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余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无恙，是殆有养致然。这样的笔墨，也可以说是纪实之文。南宋建炎以来，在兵荒马乱之中，纪实之文产生了不少，多存于野史杂著。但文天祥此文，不同于野史杂著，身为囚徒，自述遭遇，所记诸般，更富实感。
《指南录序》、《后序》以及《正气歌序》等，都是南宋之末殉国志士的代表作品，也是文天祥的传世之作。指事造实，直抒胸臆。这类作品和他的诗歌诸作，也是异曲同工，都是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
文天祥还有一些书启记叙题跋文字值得称道，而历来称道者少。其中有的文章是很出色的。例如《衡州上元记》有这样的记述岁正月十五，衡州张灯火合乐，宴宪若仓于庭。州之士女，倾城来观咸淳十年，吏部宋侯主是州，予适忝陈臬事。常平以王事请长沙，会改除，于是侯与予为客主礼及献酬，州民为百戏之舞。击鼓吹笛，斓斑而前，或蒙倛焉，极其俚野以为乐。游者益自外至，不可复次序。妇女有老而秃者，有羸无齿者，有伛偻而相携者，冠者，髽者，有盛涂泽者，有无饰者，有携儿者，有负在手者，有任在肩者，或哺乳者，有睡者，有睡且苏者，有啼者，有啼不止者，有为儿弁髦者，有为总角者。有解后叙契阔者，有自相笑语者，有甲笑乙者，有倾堂笑者，有无所睹随人笑者。跛者，倚者，走者，趋者，相牵者，相扶擎者，以力相拒触者。有醉者，有倦者，咳者，唾者，嚏者，欠申者，汗且扇者。有正簪珥者，有整冠者，有理裳结袜者。有履阈者，有倚屏者，有攀槛者，有执烛跂惟恐堕者。有酒半去者，有方来者，有至席彻者。儿童有各随其亲且长者，有无所随而自至者。立者，半坐于地者，有半坐杌下者。有环客主者，有坐复立者，有立复坐者。视妇女之数，多寡相当。盖自数月之孩，以至七八十之老，靡不有焉。
从这样的文章看，文天祥的文笔是颇擅于描绘刻画的。这里对于州民老幼男女的描述，可谓穷形尽态。文章写于咸淳十年，南宋统辖的地区已甚狭小，而衡州一隅之地尚有如此承平景象，是很难得的。在文天祥看来，这乃是“国家忠厚积累，于民力爱养有素”所致。
这样的笔墨和上面所举文天祥诸作的内容显然不同，但从行文的工巧看，也有一致之点。
在记序文字中，文天祥也有一些应酬之作。但文天祥之文，并非一般应酬，应酬之中，时抒己见。如《送隆兴邹道士序》有云新吴昭德观，或传西晋刘仙人飞升之地。其观前井，犹仙人时丹井也。今邹高士居其观，亦以炼丹名。或曰高士仙人之徒与？予诘其所以为丹，则高士之丹，非仙人之丹也。仙人之所谓丹，求飞升也；高士之所谓求丹，伐病也。仙人之心，狭于成己；高士之心，溥于济人。且夫兼人己为一致，合体用为一原，吾儒所以为吾儒也；重己而遗人，知体而忘用，异端之所以为异端也。高士非学吾儒者，而能以济人为心，噫，高士不贤于仙人欤？
文天祥是儒者，赠序给道士，当属应酬之文；但他认为邹乃“高士”，其“求丹”，在于“伐病”；其居心，亦“溥于济人”，这同那种只求自己“飞升”的仙人不同。对于这样的道士，文天祥是赞成的。这样的文章，也就不同于一般的应酬文字。
在文天祥的题跋文字中，有一篇《跋李景春万言书稿》也是很有特点的文章。其文云吾乡布衣李君景春，上书于绍兴，累累万言，尽疏闾阎隐微之故，可谓知无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几古者询于u荛之遗意。凡我有官君子，暨于国人，式克于劝，读君之言，当时州县间可嗟叹者如此。今去之百有余年，孰知又有过于君所观者！识者于此，又重为世道感。
称赞李景春上书之“知无不言”，又称赞宋高宗之“仁厚恻怛”，文天祥为人之忠厚，于此亦可概见。说到最后，指出“去今之百有余年”，“世道”之可“嗟叹”者，又有过于“君（李景春）所观者”。这是文天祥有慨于时事的。但尽管慨乎言之，出语却相当委婉，不为愤激之言。
这样的文章，应是文天祥早期所作。和《指南录序》及《后序》比较，思想是一贯的，但情绪不同。虽有感慨，而不甚激切。
从这样的文字看来，如果文天祥不是身遭亡国之祸，拘囚之苦，使得优游于翰墨之间，则其文章之意度，可能与一般文士学者同风。只是生逢易代之际，于惶恐零丁之中，才产生了悲歌慷慨的作品。
《过零丁洋》与《正气歌》文天祥一生业绩不在于诗，但在兵戈战乱之中、拘囚患难之际，苦吟不辍。而且以诗纪事，颇以“诗史”自期，曾说“后之良史庶几有考焉”（《集杜诗自序》）。其存于《指南录》之诗记录了他出使蒙元军营、被拘北上、逃难救亡的经历。《指南后录》之诗，记录了他再次被俘以及囚于燕京的历程。其中最为世间传诵的作品有《过零丁洋》和《正气歌零丁洋》云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诗有附注云“上巳日，张元帅令李元帅过船，请作书招谕张少保投拜。遂与之言‘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书此诗遗之。李不得强，持诗以达张，但称‘好人好诗’，竟不能逼。”这里的张元帅乃元军统帅张弘范。张少保乃南宋抗战英雄张士杰。文天祥时为元军俘虏，被逼作招降之书，实为奇耻大辱，故以死抗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志如此，也就无所畏惧。有诗如此，则其人可知。何止“好人好诗”而已。
《正气歌》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旁薄，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阗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愿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宿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此诗作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28），当时文天祥被囚于燕京土室已历两年之久。身体所受的创伤，精神所受的折磨，自不待言。所赖以自存者，只有“正气”。此种“正气”，在文天祥看来，其钟于人者，即临危之大节。“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诗中列举春秋以来的人物，都是天地之“正气”所在。文天祥之所以久被拘囚而不屈，实以这些人物自期。这样的思想品格，超出了当时某些以儒学道统自负的儒者。这样的作品，也不同于自悲身世的吟哦，而确是一首声振千古的正气之歌。
第二节张世杰提兵抗元，入卫临安张世杰（？—279），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南宋末年著名的抗元名将。
张世杰出身行伍，早年曾在北方金将张柔部下当兵，驻防杞县（今属河南），后来张柔降蒙古，他便逃奔南宋。宋将吕文德任命他为军中小校，后屡立战功，渐升至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
开庆元年（259）九月，忽必烈率领蒙古军自阳逻堡（今湖北黄冈境）
渡江，进围南宋重镇鄂州（今武汉市武昌），战争十分激烈。由于宋将高达率军奋勇抗击，张世杰救援得力，蒙古军久攻未下。此时北方蒙古大汗虚位，忽必烈匆忙北返，遂解鄂州之围，张世杰因功迁转十官。
咸淳四年（28），忽必烈接受降蒙宋将刘整“先攻襄阳”建议，命蒙古军主将阿术围攻襄、樊。阿术亲率蒙古军主力自白河猛攻襄阳，并修筑鹿门、新城等堡，以控制汉水通道。襄阳守将请朝廷派兵增援，时任京湖都统制的张世杰领兵前往，与蒙古军在赤滩浦（今湖北襄樊东南）展开激战，后被蒙古军击败。襄、樊被围五六年，外援断绝，咸淳九年（273）正月，樊城首先被攻破。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向元军投降。
咸淳十年（274）九月，以左丞相伯颜为首的元军主力20万自襄阳南下，张世杰驻守郢州（今湖北钟祥），由于设防坚固，元军攻城不克，招降未果，于是绕道而走，沿汉水而下，直取鄂州。元军渡江后，鄂州守将向元军投降。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宋史》卷45《张世杰传》，下引不另作注。
德祐元年（275），元军大举进犯，沿长江顺流而下，两岸州县守臣、武将大多丧失斗志，不降则逃，使得伯颜所率领的元军犹如风卷残云，势如破竹，很快逼近临安。这时，临安守卫空虚，辅佐5岁小皇帝赵顯（宋恭帝）执政的太皇太后谢氏急忙下诏，要求各地起兵“勤王”，然而提兵赶来的只有郢州守将张世杰和赣州知州文天祥两人，朝廷上下感叹不已。
张世杰经江西等地入卫临安，途中收复饶州（今属江西），立下战功，不但未得到奖赏，反被朝中执掌政事的宰相陈宜中怀疑，说他有降元嫌疑，于是调换了他原来所统率兵马。张世杰到了临安，受命总都督府各军。
五月，张世杰部下刘师勇收复了被元军占领的常州。接着，张世杰又调兵遣将，四出进攻被元军占领的浙西诸郡县，收复了平江（今江苏苏州）、安吉（今浙江安吉西）、广德（今属安徽）、溧阳（今属江苏）等地，浙右降元的不少地方又反正归宋，一时宋军兵势大振。
七月间，张世杰与刘师勇、孙虎臣等集结战船万余艘，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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