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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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3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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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材料。

    李心传考史是参考众书,求真去伪,择善而从。在考史上他有几条原则传闻不取;讳饰、私意不取;来源不确不取。后人称他的考史是“辨驳详明,根据凿凿”2。《四库全书总目》作者说李心传写史“宏博而有典要”3。心传考史有失误处,有辨而不当辨者,后人多有订正。至于《宋史》本传谓李心传“重川蜀而薄东南之士”,亦是不实之词。《四库》馆臣为之辨白,称心传是“据实直书”,“《宋史》病是书者,殆有不尽然矣”4。此外,李心传的《道命录》是学术史著作,对后来的学案体史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道命录》反映了李心传的历史观点,《道命录·序》说“故今参取百四十年间道学兴废之故,萃为一书,谓之《道命录》。盖以为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系者,天实为之,而非(章)惇、(秦)桧、(韩)侂(胄)之徒所能也。虽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学之兴废,系乎司马文正之存亡;绍兴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简之用舍;庆元之兴废,系乎赵忠定之去留。”他又说“道学之兴废,乃天下国家安危之所关系。”在天意、奸相贤相与学术三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决定天下的兴衰,李心传的回答是混乱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乾隆三十八年校刻序》。

    2《旧闻证误·李调元刻序》。

    3《四库全书总目》卷47。

    4《四库全书总目》卷47。

    的,但他的真实用心是要说,只有学术人心正,才能使天下国家兴盛。

    李心传评诸家学术,说“东莱之学甚正,而优柔细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尘之弊;象山之学虽偏,而猛厉粗略之外,却无枉尺直寻之意。”他肯定吕学又有批评,不满陆学之偏却有肯定,这反映了南宋中期以后学术思想发展的趋向。

    第三节徐梦莘恬于荣进升迁徐梦莘(2—207),字商老,临江军清江(今属江西)人。曾祖、祖父俱不仕,父亲徐世亨,累赠通议大夫。幼年聪颖,“耽嗜经史,下至稗官,寓目成诵。”后来,更是通贯经史百家,尤其熟悉晋、南北朝及五代时事。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高宗在位的3年中,战火不断,南宋与金交争,经历绍兴和议及孝宗隆兴和议,南宋才算在风雨飘摇中稳定下来。徐梦莘前半生是在这样的年月中度过的。特别是他4岁时,即建炎三年(29),金军攻下临江军,屠杀百姓,徐梦莘“母襁负亡去,得免”。时局动乱,社稷危亡,在青年徐梦莘的思想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这也成了他日后修史的缘由“思究颠末,乃网罗旧闻,会稡同异,为《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绍兴二十四年(54),徐梦莘29岁,中进士,授左迪功郎、洪州新建县尉,因父丧未赴任。后调广西郁林州司户参军,不久因母离世而回归乡里。宋孝宗乾道四年(8)历官南安军教授,由于参政龚茂良之荐,改知湘阴县。在湘阴县任上,值得提出的,一是他大力提倡儒学;二是反对增加耕税。“湖南帅括田,号增耕税”,其他县邑唯命是从,只有徐梦莘“谓邑无新田,租税无从出”。徐梦莘此举使湖南帅很生气,“欲从簿书间捃摭其过,终莫能得,由是反器重之”。后主管广西转运司文字。时朝廷议论更改两广的盐法,朝廷派遣广西安抚司干官胡廷直与东西漕臣到地方上讨论盐法一事。徐梦莘等人认为原先的由朝廷专卖的“官般法”虽有弊端,但对于广西这样山高交通不便的地区,还是适用,不必随意更改,“广西山阻,止当仍官般法,则害不及民”。胡廷直等人则主张行“客钞法”,由客商购盐钞,至盐场支盐,转销给百姓。徐梦莘的意见被否定,遭受打击,后移知宾州,仍坚持自己看法。胡廷直怕徐梦莘阻挠盐法的推行,到任不久便被罢官。但事实证明徐梦莘等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两广行客钞法,“民苦无盐,复从官般法矣”。

    徐梦莘从宾州回乡后,年事已高,但仍勤于治学,手不释卷。绍熙元年(90)因杨万里推荐一度出任荆湖北路安抚参议官,在任五年之久。他恬于荣进,无意升迁,把主要精力用在修史上。同僚称他“廉静乐道,好学不衰”。绍熙五年(94),完成了《三朝北盟会编》的编撰。为避免官场上斗争,庆元元年(95)他带着书稿回归故里。

    徐梦莘卒于宋宁宗开禧三年(207),终年82岁。

    《宋元学案》卷30《刘李诸儒学案》。

    以上引文见《宋史》卷438《徐梦莘传》。

    发愤编修《三朝北盟会编》徐梦莘编修《三朝北盟会编》,志在总结两宋之际大震荡的历史中,思考北宋覆亡的教训。徐梦莘的民族意识,体现在对两宋之际历史大变动的总结上,也是对历史上民族和战历史的反思。“靖康之变”暴露了北宋的无能,文吏武将懦弱,虽有一二节义之士,但朝野上下多的是“偷生嗜利之徒”,这就是靖康之变留下的教训。

    徐梦莘在“自序”中说缙绅草茅伤时感事,忠愤所激,据所闻见,笔而为记录者,无虑数百家。然各说有同异,事有疑信,深惧日月寖久,是非混淆;臣子大节,邪正莫辨;一介忠款,湮没不传。于是取诸家所说及诏、敕、诰、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50000528_879_0此书专记宋金和战之事,起政和七年(7)海上之盟,迄绍兴三十二年(2)完颜亮伐宋败盟。共4年,分上中下三帙,上为政和、宣和25卷,中为靖康75卷,下为建炎、绍兴50卷。凡宋金媾和、用兵之事,悉按年月日,诠次本末。

    《三朝北盟会编》在编修上的特点,首先是取材广泛,其中“亲闻见笔而为记录者”的材料尤有价值。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所引书一百二种,杂考私书八十四种,金国诸录十种,共一百九十六种;而文集之类尚不数焉。”楼钥说“收罗野史及他文书多至二百余家。”“上下四十五载间,具列事实,制敕诏诰国书奏疏记序碑志之文,有正史所不及载者,搜掇无遗。”其次《会编》详略有要,突出修史大旨。靖康之变与宋金和战的记载是重点。全书记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至绍兴三十二年250卷。书中突出记靖康之变的内容,起钦宗靖康元年正月二日,尽靖康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不过一年多时间,就占7涉北盟者,悉取铨次”,更反映出徐梦莘作史的立意所在。据楼钥说,“又有纲目一册,并藏于家”。

    平实修史,是这部书的又一个特点。徐梦莘说“不敢私为去取,不敢妄立褒贬”,表明他无论在取材上还是在议论上,都本着求实的原则。同时,在书中他表彰抗金将士、人民,抨击奸相佞臣,抨击朝政。取材有法度,反映出他的修史之旨;叙事行《春秋》褒贬笔法,有作史义例,用意在“使忠臣义士乱臣贼子善恶之迹,万世之下不得而掩没也”。

    此书的优点体现在“会编”两字上,其缺点也可从“会编”两字上得到说明,这就是一些地方表现出来的“杂博”以及由此带来的记事上的失实。重视本朝史的编修,是宋代史学史的一个特点,各家又自有特色。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既不同于王称的《东都事略》,也不同于编年体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及稍后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编年系事有条理,又注意事件的完整性,“会编”两字也反映出体裁上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将此书列入“纪事本末体”中。

    徐梦莘的著作,还有《北盟集补》50卷、《会录》及《读书记志》等。

    徐梦莘之弟徐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进士,“安贫乐分,不贪不躁”。楼钥《攻媿集》卷08《直秘阁徐公墓志铭》。

    著有《左氏国纪》、《史记年纪》等。从子徐天麟,字仲祥,开禧元年(205)进士,调抚州教授,历湖广总领所干办公事、临安府教授、浙西提举常平司干官、主管礼兵部架阁、宗学谕、武学博士等。“所至兴学明教,有惠政”。撰有《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及《汉兵本末》、《西汉地理疏》等。楼钥《攻媿集》卷08《直秘阁徐公墓志铭》。

    第六十章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第一节晁公武晁公武,字子止,祖籍澶州清丰(今属河南),出身书香世家。七世祖晁迥(95—034)为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尚书。高祖晁宗悫、曾祖晁仲衍,也是饱学之士。父冲之,字叔用,擅诗名,为江西诗派作家,族父补之(053—0),字无咎,从父说之(059—29),字以道,均为著名学者,以名节文章盛名于世。晁氏后迁居山东,故又称为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晁公武少承家学,浸耽群书。逢靖康兵灾,携家入蜀避难,寓居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故家藏书,在战乱中损失殆尽。绍兴二年(32),登进士第2,后为四川转运副使井度属官。绍兴十七年知恭州(今重庆),后又知荣州(今四川荣县)、合州(今重庆合川)、泸州(今四川泸州)等地。隆兴初,入朝为吏部郎中、监察御史。隆兴二年(4)兼枢密院检详文字,不久又为御史台右正言、殿中侍御史、侍御史3。他对当时官冗恩滥的现象提出了一系列救弊之策。乾道四年(8),以敷文阁待制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五年,除敷文阁直学士,在四川重建广惠仓,赈济饥民。七年,诏除临安府少尹,擢吏部侍郎2。致仕后,在四川嘉定府符文乡度过了他的晚年。卒于南宋淳熙年间。

    晁公武是宋代著名的目录学家,他自幼耽书嗜学,虽家藏书大多毁于兵火,但仍“心志不衰”。他为南阳井度属官期间,曾帮助井度编书、刻书,结下了深厚友谊。井度罢官后,将藏书五十箧赠予晁氏。他以井度赠书为基础,结合自己原来的收藏,“除其重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绍兴二十一年,又在知荣州任上,利用“三荣僻左少事”的闲暇,“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3。终于完成了《郡斋读书志》初稿,并在去世前,不断对初稿进行修订和补充。

    《郡斋读书志》20卷,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首先,收入的图书达492部,基本上包括了宋代以前各类重要的典籍,尤以搜罗唐代和北宋时期的典籍更为完备。这些典籍至今不少已亡佚和残缺,后世可据书目的提要而窥其大略。其次,体例有严谨的安排,全目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又分45小类;书有总序,部有大序,多数小类前有小序;每书有解题,从而形成了一个严谨完备的体系。全书的大序、小序中,注意阐述各部各类的学术渊源和流变,发挥了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尤其是他对经学素有研究,因此在经部大序、小序中,叙先秦、两汉、魏晋、中唐经学的演变和流弊富有独特的见解。第三,由于所录各书为晁氏实藏,所以在提要中对典籍情况的介绍,咸有凭据,自非其他丛抄旧录的书目所能比拟。晁氏撰写的提要不仅翔实有据,而且注重考订,内容详略得当。如在集部别《直斋书录解题》卷“昭德易诂训传”条;《宋史》卷305《晁迥传》。2明嘉靖《清丰县志》卷4。

    3《宋会要辑稿》职官7之8、77之75、78之49。

    《宋会要辑稿》食货8之7、8。

    2《宋会要辑稿》职官37之;明嘉靖《清丰县志》卷7。

    3《郡斋读书志》自序。

    集类《蔡邕集》的提要中说“凡文集其人正史有传者,止掇论其文学之辞,及略载乡里,所终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见若史逸其事者,则杂取它书详载焉,庶后有考。”其介绍作者生平、成书原委、学术渊源及有关典章制度、轶闻掌故,皆能引用唐宋实录、宋朝国史、登科记及有关史传目录,并详加考证。这些材料许多今已失传,因此晁氏所撰提要内容,很多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第四,《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提要内容的私藏书目,对于后世目录学影响很大。比晁公武稍后的目录学家陈振孙说“其所发明,有足观者。”陈氏所作的《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效法《郡斋读书志》撰成的,有不少内容引用了晁氏的书目提要。宋末学者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玉海》也大量征引了《郡斋读书志》。至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则主要是以晁、陈二书目为蓝本编纂的。直至清代的目录巨编《四库全书总目》,仍采用《郡斋读书志》的材料多达三百多条。由此可见《郡斋读书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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