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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作于嘉祐六年（1o61）苏轼时为凤翔签判其弟子由曾寄他《怀渑池寄子瞻兄》一诗故有此作。苏轼与弟二人友于情深对于人生聚散无常感触亦深。诗中有达语亦有情语。
又如《饮湖上初晴后雨》二之二：水光潋滟睛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熙宁四年（1o71）为杭州通判时所作。当时新法初行苏轼不合时宜转任外职。随物自适顺口成吟。虽有友人规以“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之语但西湖所作仍然不少此诗尤为绝调。王文诰称此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并不为过。
又如《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郭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云：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此诗作于元丰五年（1o82）苏轼贬在黄州。身在贬所苦中作乐。“人似秋鸿”“事如春梦”“白酒三杯”“苍颜一笑”这些词语道出了自己贬居生活中特有的情调非他人所能道。
又如《题西林壁》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为元丰七年（1o84）由黄州改迁汝州途经高安因游庐山所作。《东坡志林》亦有记载。自谓“仆庐山诗尽于此矣”当是有得之言。苏轼经过黄州之贬阅世渐深看山也渐识其真。论者或谓诗中蕴有哲理其实在作者自己仍是直抒感受并非有意于推理的。
2苏轼：《东坡集》卷29《答李端叔书》。
3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王庠书》。
1《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又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云：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睛。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自从哲宗绍圣以来蔡京、章惇等新党执政贬窜元祐党人。苏轼又遭再贬。最后贬到海南直到元符三年（11oo）始遇赦而还。此诗即作于赦还的途中。从“苦雨终风”到“云散月明”已经度过了多少岁月。“九死南荒”而竟生还轼虽达人也不能不浩叹。
苏轼之词尤有特色为世传诵者亦多。有些作品也更体现性格。
例如《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二都是古今传诵的名篇。其豪情逸兴并世罕有其匹可不列举。在这样的名篇之外有些作品特色也是很突出的。这里且以《定风波》为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元丰五年（1o82）三月七日苏轼时在黄州。有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这是一十分潇洒的词。不管风里雨里而能行若无事苟非脱屣世事很难放达若此。“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是兴到之言也是有悟之言。
第三节苏辙颍滨遗老苏辙（1o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年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苏轼弟。嘉祐初随父兄到京师与兄同登进士第。嘉祐六年（1o61）应制举“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为切至”1。考官胡宿以为“不逊”请黜之竟被置之“下等”。授商州军事推官。这时正值苏洵被命修礼书而苏轼出签凤翔判官苏辙乃请求养亲京师。
宋神宗熙宁元年（1o68）苏辙与轼丁父忧后复至京师。次年上书论事。时王安石执政出青苗书使苏辙熟议检校文字。苏辙指出：“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棰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则常平法耳。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能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则晏之功可立俟也。”这番话讲得相当透辟王安石听后说：“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以后青苗法推行起来苏辙又上书王安石力陈不可。于是出为河南留守推官。此后随张方平历任陈州教授、南京判官等职。
1《宋史》卷339《苏辙传》。
元丰二年（1o79）苏轼下御史台狱贬黄州。苏辙亦坐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以苏辙为秘书省校书郎复为右司谏。哲宗元祐初辙在京师多所论议。这时司马光改革熙宁之法改雇役复差役苏辙极言不可。苏辙的这类政治主张与苏轼基本相同。元祐四年为吏部侍郎翰林学士知制诰。同年为贺辽国生辰国信使出使契丹。绍圣初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舍人苏辙上书谏哲宗不悦落职知汝州。此后连贬数处。徽宗即位蔡京当国苏辙又被降职居许州于是致仕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政和二年（1112）卒。有《栾城集》自撰《颍滨遗老传》。
政论与史论苏辙一生学问深受父兄影响。他在《历代论引》中说：“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现在看来苏辙之学也是“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的。他虽自称“其学出于孟子”而实则“遍观乎百家”（见《上两制诸公书》）。在《历代论》中多论古今得失成败又撰有《古史》用意亦在于此。
苏辙对于前辈学人亦尊韩、欧政治思想亦近于欧。但韩、欧辟佛道而苏辙不然。
苏辙的文章与父兄并称当代大家。与父兄相比虽有所不及但亦自有特点。文章存者不少最见功力者是政论和史论。《新论》三篇纵谈天下大事论断相当确切。《宋史》本传称他“论事精确修辞简严”于此可见。其上篇有云：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具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此天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
这几句话是说得切中时弊的。这是总的论断对于具体问题他也有具体分析。其中篇有云：故尝以为当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并起而百善并废。何者？天下之吏偷情苟且不治其事事日以败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骄脆无用召募日广而临事不获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财出之有限而用之无极为国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
“冗吏”、“冗兵”、“冗费”是当时朝政的三大弊端北宋一代政治得失集中表现于此。自王禹偁、欧阳修以来多有这样的观感。苏辙所言自然不算创见。但他将这样的时局形容得恰如其分所谓“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则确可说是“精确”而“简严”。所谓“三不立”也写得言简意赅“简严”之至。
苏辙史论的代表作品是《历代论》有些篇章是写得很有特点的。论汉光武、唐太宗分析相当全面和苏轼相比特点确在于“稳”。但有时也作翻案文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论冯道一篇。此文有云：冯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议者讥其反君事雠无士君子之操。大义既亏虽有善不录也。吾览其行事而窃悲之。求之古人犹有可得言者。
冯道被人讥为“反君事雠”苏辙以为不然所谓“求之古人”即以管仲晏婴为例。齐桓公杀公子纠管仲不死又从而相之。孔子许之。崔杼弑齐庄公而立景公晏婴不亡不死君子亦以名臣许之。苏辙认为冯道虽不及管、晏但未可厚非文章继续写道：盖道事唐明宗始为宰相其后历事八君。方其废兴之际或在内或在外虽为宰相而权不在己。祸变之皆非其过也。明宗虽出于夷狄而性本宽厚道每以恭俭劝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灭晋耶律德光见道问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顾夷狄不可晓以庄语乃曰：“今时虽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罢杀戮。中国之人赖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师隐帝已没太祖谓汉大臣必相推戴及见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辞。太祖意沮知汉未可代乃立湘阴王为汉嗣而使道逆之于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语公毋使我为妄语人。”太祖为誓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汉。篡夺之际虽贲育无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谈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议者黜之曾不少借甚矣！士生于五代立于暴君骄将之间日与虎兕为伍弃之而去食蔽蕨友麋鹿易耳而与自经于沟渎何异？不幸而仕于朝如冯道犹无以自免议者诚少恕哉！对冯道的为人处世从薛居正到范质、胡瑗、富弼、王安石等都曾有所肯定到欧阳修才大加贬抑。苏辙所谓“少恕”可能即指欧著《新五代史》而言。冯道在《新五代史》中是列入杂传的。欧阳修在《杂传》的序中曾说：“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欧阳修说冯道“可谓无廉耻”而苏辙认为“议者诚少恕哉”。
这样的文章议论不同于欧阳修可谓敢于立异；不过苏辙一介书生涉世可能尚浅像冯道这样老于官场的“长乐老”其“成败得失”恐亦难于如此论定。
《历代论》也论到了佛老问题。例如论梁武帝便涉及佛老。他的看法既不同于韩愈也不同于欧阳修。其文有云：东汉以来佛法始入中国其道与《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谓形而上者而汉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晋以后略知之矣。好之笃者则欲施之于世；疾之深者则欲绝之于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与吾道同而欲绝之老佛之教与吾教异而欲行之皆失之矣。
说“老佛之道与吾道同”这和柳宗元的见解有些相似。苏辙和柳宗元都不是佞佛的只是当他们在政治上受到挫折之后才寻找寄托。苏辙在《逍遥聪禅师塔碑》一文中说：“予元丰中以罪谪高安既涉世多难知佛法之可以为归也。”这和柳宗元在永州的心境也是相似的。
梁武帝佞佛曾受世人许多非议认为他以佞佛亡国但苏辙以为不然他最后还指出：“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说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圣人之所以不疾而、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这是对老佛之道极高的称赞。这样的文章写于韩、欧大力辟佛之后可以说是勇于独立思考、敢于独抒己见、写得比较自由随便的。
书信杂文苏辙致力最勤的文章在于政论和史论史论之文尤所尽心；但他写得更为自由随便的文章还是书信杂文。例如十九岁时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讲自己初到京师“非有求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而所愿者只是“一睹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初生之犊年少气豪既不同于韩愈《上宰相书》那样卑躬屈节也不像李白《上韩荆州书》那样纵横使气。当文人仕途广于唐代的宋代这样的文章是有时代特点的。
与此书相类者还有《上昭文富丞相书》、《上曾参政书》都是年少气豪之作。
到了晚年所为书札出语虽有所收敛但依旧洒脱自然例如《答黄庭坚书》云：辙之不肖何足以求交于鲁直？然家兄子瞻与鲁直往还甚久辙与鲁直舅氏公择相知不疏读君之文诵其诗愿一见者久矣。性拙且懒终不能奉咫尺之书致殷勤于左右；乃使鲁直以书先之其为愧恨可量也？自废弃以来颓然自放顽鄙愈甚。见者往往嗤笑而鲁直犹有以取之。观鲁直之书所以见爱者与辙之爱鲁直无异也。然则书之先后不君则&1t；//pgn》我未足以为恨也。比闻鲁直吏事之余独居而蔬食陶然自得。盖古之君子不用于世必寄于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无酒嵇无琴则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独颜氏子饮水啜菽居于陋巷无假于外而不改其乐此孔子所以叹其不可及也。今鲁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过人远矣而犹以问人何也？闻鲁直喜与禅僧语盖聊以是探其有无耶？
这样的笔墨很似苏轼。二苏早年之文气象虽不尽同但晚年之作以信札观之都有平淡自然之语。二苏相比苏辙之文未可以一“衰”字尽之1。苏辙的记叙杂文为人所称者有《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其中《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以“造语奇特”见称。其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