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364部分

　　　　苏轼此论“深切”顾炎武看得不错。

　　　　关于“存纪纲”苏轼特别强调的是宋初以来广开言路的传统。他说：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陛下得不上念祖宗&1t；//pgn》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论纪纲而特言此者这在当时似亦有激而。王安石变法立意甚善但不听谏言是一大缺失。苏轼进言也不无顾虑。苏轼最后还有如下一段言语：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

　　　　这样出言之激切不仅如贾谊、6贽而且有如钟惺所云：“东坡之文似战国。”不过说“东坡之文似战国”也并非如罗大经所谓“以无为有”“以曲作直”1。

　　　　苏轼早年的进策之文以及熙宁新法时期的进奏之言都是针对时政、有为而。其他论政论史诸作也大抵如此。

　　　　各体杂文苏轼的各体杂文写得更加自由随便。苏轼《答谢民师书》称其“诗赋杂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样的评语谢民师似不足以当之却可以看作“夫子自道”至少是苏轼自己所追求的一种诗文境界。从其所著各体杂文看来有些作品是达到了这样的高度的。这类作品包括一些记、序和书信杂文在苏轼全部作品中数量不少。这里且以《筼筜谷偃竹记》为例。此文题目是给文同的一幅“偃竹”作记但一开始却先介绍了文同的画论。说：1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3。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苏轼说这是文同教他的话。

　　　　文同字与可是宋代名画家也兼擅诗文著有《丹渊集》和苏轼有亲友关系。苏轼引他的这几句话即有名的“成竹在胸”的画论。文同在艺术上是有实践有理论的。他的理论当然不止于上述这几句话但苏轼为什么特意拈出这几句来著于一篇之呢？苏轼是懂得艺术的在他看来文同这几句话乃其画论精华也是苏轼认为最可宝贵的艺术理论。平居之日时诵于心故临文之际也就脱口而出。文章接下去又说：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

　　　　这是苏轼对于文同这一理论的挥。他的挥是深有体会的。他对于文同的话能够“心识其所以然”也就是所谓“心知其意”。不过尽管他心知其意而如果让他自己动笔还是不能得心应手即“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苏轼认为这是“不学之过”。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学”。他还进一步说：“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都是由于工夫不够不仅画竹如此别的事情无不如此。

　　　　在苏轼看来文同这一理论乃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下面他又举出其弟苏辙在其所作《墨竹赋》中称赞文同的话说文同之“托于斯竹”是“有道者”。就是说文同画的是竹而寄托则在于道。

　　　　文同曾以所画筼筜谷偃竹一幅赠给苏轼说：“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筜谷在洋州（陕西洋县）文同曾请苏轼作《洋州三十咏》其诗有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这诗曾寄给文同。文同得诗之日正“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苏轼此诗是有些开玩笑的所以文同看了“失笑喷饭”。

　　　　文章写到这里文同画竹的理论和实践都谈到了两人的交往也叙述了。但苏轼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来写这一切到此尚未表露。

　　　　事实上苏轼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乃是正当文同逝世半年之后他是怀着十分沉痛的悼念之情回忆文同的言谈笑貌的。文章最后才说：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

　　　　文同生前见到苏轼的诗时曾经“失笑喷饭满案”文同死后苏轼再见文同的画时“废卷而哭失声”一喜一悲两相对照平生交谊可见。至此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悼念文同的但全篇的思想意义都远在一般的悼念文字之上。文章是给一幅绘画作记的但全篇的艺术构思也和一般的“画记”不同。

　　　　苏轼悼念文同的文章不止这一篇但这一篇则写出了文同这个画家最精彩的艺术见解和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先得成竹于胸”“振笔直遂”“画竹数尺”“而有万尺之势”。所有这些都是文同艺术遗产的精华所在。苏轼对此可谓深有领会。这在别人未必能够作到。因为苏轼不只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艺术家；不仅是个艺术家而且是个艺术的收藏家、鉴赏家。这方面他是受过其父苏洵的影响的。苏洵为人无所嗜好却曾嗜画而且曾是绘画的收藏者。苏轼在《四菩萨阁记》里说：始吾先君于物无所好燕居如斋言笑有时顾常嗜画。弟子门人无以悦之则争致其所嗜庶几一解其颜。故虽布衣而致画与公卿等。

　　　　在苏洵嗜画的影响下苏轼自幼也就笃好书画。他在《王君宝绘堂记》里说：凡物之可喜足以说人而不足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与也。

　　　　嗜好到了患得患失的程度可见当时笃好之深。但苏轼为人和某些收藏家毕竟不同他虽好之甚笃却曾视为“云烟过眼”不以收藏为止境而以鉴赏为能事。古人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苏轼于绘画虽然未必算得上“操千曲”、“观千剑”但至少是比一般人见多识广而且有过实践的。因此他对于文同的绘画及其画论便能心领神会、探赜微。当然这篇文章的主要特点还不仅在于艺术理论的挥而在于文章写法的新颖。其中几乎没有旧的格套和程式。文章的起笔就打破了常规：作为纪念文字而不介绍文同的爵里生平；作为画论也不先讲画的内容来历。再写下去也是随意所之无所拘束真像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这样的写法是与苏轼平日论文的主张一致的。苏轼平日论文曾经反对“程式文字千人一律”1。主张行文“闲暇自得”2。不赞成“作文”说文章“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说自己“未尝敢有作文之意”3。主张“辞达”4说“辞至于达至矣”5。《筼筜谷偃竹记》一文可以说是实践了他这一系列的主张的。

　　　　事实上苏轼论文虽不讲“作”却是讲“学”的是讲“读书”的。他讲读书有所谓“八面受敌”法即：“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又答王庠书》）。由此可知苏轼之文虽是自然、平易到令人认为“似不读书”的程度其实是很下工夫的。读书而使人感觉“似不读书”这正是苏轼文章工夫之所在。

　　　　苏轼文章写得自由、随便者还有杂记之文。其中《记承天寺夜游》最有特色。此文甚短全文如下：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此文写作年、月、日、时皆具颇似一则日记。元丰六年正是贬居黄州四年之际。当时穷极无聊无可自遣为此月夜之游等于苦中作乐。

　　　　苏轼在黄州曾有《答毕仲举书》其中说道：“仆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长者所教以触罪罟；然祸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论巧拙也。黄州滨江带山既适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须亦不难致。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谓祸福果安在哉！偶读《战国策》见处士颜蠋之语：‘晚食以当肉。’欣然而笑。若蠋1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王庠书》。

　　　　2苏轼：《东坡集》卷2o《答毛滂书》。

　　　　3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虔倅俞括奉议书》。

　　　　4苏轼：《江行唱和集叙》。

　　　　5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王庠书》。

　　　　者可谓巧于居贫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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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此时苦中作乐也可以说是“巧于居贫”。从他当时的处境看本来应是没有这样的闲情雅兴的。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出自他那本来放达的个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时开始有所觉悟：“任意直行”是必然得罪的。因此得罪之后就不必凄楚而要处之泰然。欧阳修贬官之后不作“凄凄之文”而大讲山水之乐也是这个意思。从这一点看苏轼的杂记诸文其思想情调是与欧阳修一脉相承的。当然苏轼之放达亦得之佛乘和《庄子》其思想境界与欧阳修也不尽同。

　　　　赋体之文苏轼写得自由随便的作品还有赋体之文。两篇《赤壁赋》都打破了赋之常体而成为一种新的文体。可以说是游记也可以说是杂文。其中有叙事有抒情有问答有议论而且或韵或散不拘格套既不同于骚体也不同于俳体。例如其中一段有云：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赋之为体从汉代开始即可称为“赋体之文”。展到宋代到苏轼笔下则更成为文之新体了。前人称宋人之赋为“文赋”至于苏轼之赋有人更断言曰：“直文耳。”

　　　　此赋不仅是“文”而且近于杂文小品。罗大经《鹤林玉露》甲集卷6曾以此赋同司马迁的《伯夷传》比较他说：“太史公《伯夷传》苏东坡《赤壁赋》文章绝唱也。其机轴略同。”罗大经对于两篇作品的诠释并不准确但他看到“机轴略同”都是“文章绝唱”则指出了此赋特点。文章与性情苏轼文章各体兼备名篇不少为世传诵的作品尤多。除上面讲到的几篇之外政论如《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史论如《留侯论》、《贾谊论》记叙如《喜雨亭记》、《然台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传记碑颂如《方山子传》、《潮州韩文公庙碑》书信如《答谢民师书》杂说如《日喻》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作品。此外有些杂著如《志林》之论《汤武之事》、《战国任侠》还有些铭、赞、题跋之论文艺等等都是对于后代很有影响的文章。

　　　　苏轼一生极少铭墓之作。他说过：“轼于天下未尝铭墓。”所铭五人如《司马温公神道碑》等都是颇有深情的文字不同于寻常谀墓之文1。苏轼文章总的特色是明快、真实。这同他的为人大有关系。他在《思堂记》中曾说：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不暇思也。未而思之则未及已而思之则无及1洪迈：《容斋四笔》卷6《东坡作碑铭》。

　　　　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言于心而冲余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

　　　　可以看出苏轼为文是以一吐为快的。因此文章也就写得明快、真实。这样的话苏轼说过不止一次。苏轼为人如此也同欧阳修有些相似。当然这样的个性一生之中也是有变化的。当他阅世渐深之时又曾说过自己早年为文“诵说古今考论是非”“妄论利害谗说得失”乃是“制科人习气”譬如“候虫时鸟”只是“自鸣自已”不足“为损益”2。又说：“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3凡此都是有激而言有为而；但也确是有悟之言。

　　　　诗词成就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散文为最突出但他的诗、词也都有极高的成就。以诗而言苏诗不仅具有宋诗长于理趣的特点而且具有他个人独特的品格。写于不同时期的作品都能突现其人的真情实感。例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此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