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363部分

　　　　苏洵这样的文章反映了一些布衣寒士以及胥史贱吏的政治要求。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对于苏洵的文章有过全面的评论。他说苏洵之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这是对苏洵文章具体的评价。苏洵为文确是善于“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的所谓“烦能不乱肆能不流”也确是其文的特色之一。

　　　　苏洵的文章尤其是政论和史论不仅善于“指事析理”而且兼有“温淳”、“雄刚”和“简切”的特点。尤其是和宋初以来柳开、石介、尹洙等人的同类文章比较显然达到了更高的成就。

　　　　当然苏洵在《礼论》、《乐论》、《诗论》一类文章中有时未免迂阔甚至不免迂腐。例如在《田制》一文中甚且说过“井田虽不可为而其实便于今”的话。但从全部文章看来其“指事析理”仍是精辟的。即使是迂阔之言也仍然不失其个性特点。

　　　　还有苏洵为文常有独到之见但有时也不免于偏。《辨奸论》一文虽然未必尽出苏洵笔下但这样的笔调却也符合苏洵的性格。心有所激为过激之言有时也是难免的。

　　　　在政论、史论等篇之外苏洵还有另外一些文章也有特点。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说：“明允每于其穷达得丧忧叹哀乐念有所属必之于此；于古今治乱兴坏、是非可否之际意有所择亦必之于此；于应接酬酢万事之变者虽错出于外而用心于内者未尝不在此也。”就是说苏洵为文随遇而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投之所向无不如意”的。例如《木假山记》、《名二子说》等篇茅坤、姚鼐诸家多有评论此不多说。这里且举《送石昌言使北引》以见其特点。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

　　　　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闻。吾日以壮大乃能感悔摧折复学。又数年游京师见昌言长安相与劳苦如平生欢。出文十数昌言甚喜称善。吾晚学无师虽日为文中甚自惭。及闻昌言说乃颇自喜。

　　　　今十余年又来京师而昌言官两制乃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强悍不屈之虏建大旆从骑数百送车千乘出都门意气慨然。

　　　　自思为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贵不足&1t；//pgn》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大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

　　　　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写得“温厚”、“简切”而自然。娓娓而谈情深意婉。正是前人所谓“有感慨有态度”的文字。

　　　　苏洵为文也是推尊韩愈的。像这样的叙述其“感慨”、“态度”与韩愈行文亦颇相似。在这段叙述文字之后文章转入送序的主题：“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叶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这一段话是苏洵评论凫绎先生诗文的但也可以看作“夫子自道”之辞。苏洵赠给石昌言的这段文章也是“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所议论皆非“游谈”更无“枝叶”简当老练如其为人。

　　　　苏洵为文虽然主张“精悍确苦”“疗饥”“伐病”却也并非不要文采。只是不讲虚饰而求自然。他在《仲兄字文甫说》一文中既具体地体现了这样的文风又明确地说明了这样的主张。如讲“风水之极观”有云：“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将“风行水上”看作“天下之至文”这是标榜文章的一种境界。苏洵自己可能有意为之但达到此境似不容易。

　　　　第二节苏轼生平与政事苏轼（1o37—11o1）字子瞻一字仲和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长子。嘉祐元年（1o56）随父及弟辙出蜀入京翌年进士及第。嘉祐六年（1o61）又应制科考试名列三等。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等职。

　　　　熙宁四年（1o71）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值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苏轼持不同政见上书力言新法之弊认为宋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希望神宗“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由于政见不同苏轼此后数年便出任地方官职。始为杭州通判又知密州、徐州等地。元丰二年（1o79）改知湖州。这时因作诗被诬以“讪谤朝政”之罪而下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又改汝州。元丰八年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司马光当政。苏轼改知登州。至郡五日即入朝为起居舍人。其后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元祐二年（1o87）兼侍读。这时司马光尽废熙宁之法苏轼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又因政见不同请求外调。元祐四年（1o89）出知杭州。此后再入再出历任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等职。元祐八年哲宗亲政章惇、蔡卞当权。苏轼又以“讥刺先朝”的罪名免官降职一贬再贬而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绍圣四年（1o97）复贬为琼州别驾。

　　　　元符三年（11oo）徽宗即位。遇赦苏轼官复朝奉郎渡海北归。翌年回到常州。因病告老。建中靖国元年（11o1）卒终年66岁。著作传本有《东坡七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等。

　　　　苏轼一生从政但他是典型的文人。像他这样的人物在党派斗争中一贬再贬也就不足为怪。正因此之故他对人生世态才渐有所悟。所写文章也更有特色。

　　　　苏轼的文章先是见赏于欧阳修的。嘉祐二年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云：“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嘉祐五年欧阳修又在《举苏轼应制科状》中称他“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

　　　　论事之文苏轼的文章成就主要在两方面。一是论事之文上承贾谊6贽论证古今“滔滔汩汩”；一是各体杂文涉笔成趣“姿态横生”。赋体之文也别具特色。

　　　　苏轼的论事之文包括甚广。先是策论之文在两次朝政改革期间针对时弊敢放狂言最有时代特点。例如所对《御试制科策》有云：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进一人则人相与诽曰：是进于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则又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恶也。臣非敢以此为举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则必有由矣。今无知之人相与谤于道曰：圣人在上而天下&1t；//pgn》之所以不尽被其泽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谒盛于内也。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为信者何也？徒见谏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难以入以为必有间之者也。徒见蜀之美锦、越之奇器不由方贡而入于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谓急政要务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胜愤懑谨复列之于末。

　　　　这篇策论先提出朝廷用人问题。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的一个主要问题。其次苏轼应制之时还曾撰有《策略》、《策别》和《策断》等虽属准备应试之作却也都是有为之言。其《策别》之一《课百官》中《厉法禁》有云：昔者圣人制为刑赏知天下之乐乎赏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乐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终朝而赏随之是以下之为善者足以知其无有不赏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之罪不终朝而罚随之是以上之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无有不罚也。《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谓权豪贵显而难令者此乃圣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诛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圣人为能击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罚至于措而不用。

　　　　周之衰也商鞅、韩非峻刑酷法以督责天下然其所以为得者用法始于贵戚大臣而后及于疏贱故能以其国霸。由此观之商鞅、韩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术也。后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术与商鞅、韩非同类而弃之。法禁之不行奸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1t；//pgn》他主张行赏“自下而上”用罚“自上而下”特别是先罚“贵戚大臣”而后才“及于疏贱”而且说商鞅、韩非之“所以用刑者”乃“舜之术”这是突破儒家传统的看法。这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观点。

　　　　《策别》之《课百官》中还有“决壅蔽”之论对于当时的弊政揭露得十分深刻。文中有云：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宋时弊政之最显然者是因循苟且。这在欧阳修的论事之文中说得十分透辟。苏轼在此则更指出有些“故常之事”之所以“务为留滞”者乃是“以待请属”也就是等待贿赂。“贿赂先至”则“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则“终年而不获”。哪怕是“一毫之事”也“非金钱”不办。看得何等深刻！

　　　　苏轼的一篇传诵的名文《教战守》也是《策别》之《安万民》中的文字。此文从提出论点列出论据到得出结论层次之分明论证之严密可以代表苏轼论事之文的行文特点文章先提出“当今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而且指出：“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论点提得相当明确。明确了论点之后随即列出论据加以论证。经过充分论证之后便指出“天下固有意外之患”即战争不可避免。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一段分析是非常精辟的。文章说：且夫天下固有非常之患也。患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1t；//pgn》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

　　　　这一分析已为尔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其后果自可担忧。文章继续说：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

　　　　写到这里关于“生民之患”已说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危机面前如果再不采取挽救的对策实在危险。于是文章自然引出结论就是要对平民百姓教以战守之术。文章说：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

　　　　苏轼是个文人对于兵法他懂得不多。这一方面他还不及其父苏洵。上面这段话不免纸上谈兵。不过他的论述是针对时弊的他的论断也是从实际出的。

　　　　从宋朝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某些士大夫都是苟且偷安不讲武备则是事实。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多好言兵。如尹师鲁、欧阳修、范仲淹、苏舜钦、梅尧臣以及苏洵等都是重视军事的。苏轼这些见解和上述诸人比较一致。

　　　　到了熙宁变法初期苏轼的一篇《上皇帝书》也是重要文章。

　　　　熙宁四年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针对新法上书论事。

　　　　此书行文相当激切与前此诸策比较有所不同。文章开始云：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1t；//pgn》下面便分别言之。关于“结人心”他说：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而然。人心向背系乎存亡古今一理。苏轼于此时突出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在他看来熙宁变法不免“刚果自用”而未能“深结人心”。关于“厚风俗”苏轼所言者亦似老生常谈但亦切中新法之弊。顾炎武《日知录·宋世风俗》有评论：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唯陛下哀之救之。”当时论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

　　　　苏轼此论“深切”顾炎武看得不错。

　　　　关于“存纪纲”苏轼特别强调的是宋初以来广开言路的传统。他说：自建隆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