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符合辩证法直到今天也是很有价值的。
沈括曾编集《良方》15卷北宋末有人将苏轼的医药杂说附于《良方》题名为《苏沈内翰良方》。现传本《苏沈良方》共1o卷沈括自序说：“予所谓良方者必目睹其验始著于篇闻不预焉。”可见他选择药方是很审慎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说“用者多验”。由此可见这部验方汇编至少对某些疾病或病人有良好的疗效。
第三节科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沈括一生勤奋好学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博览群书广泛地吸取了前人的知识。但他并不迷信古人和书本而富有创新精神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另一特点是能正确对待人民群众和科学家个人在科技展中的作用体验到劳动人民的智慧是科学知识的源泉。他在《上欧阳修参政书》里说：“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为了搞清某些问题曾“历访镜工”询“问老医”。同时他也在他的著作中如实记录了不少民间的科学技术人物及其成就如毕昇活字印刷术喻皓《木经》水工高巧合龙门信州湿法炼铜西夏冷锻铁甲等这些都是人们了解当时科技明的极其珍贵甚至是唯一的史料。
就科学方法而言沈括非常重视对事物的观察和科学实验并力图从中现科学事实和客观规律。他的许多成果都是通过实验取得的。在宦游所到之处他都着意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情物理进行认真的考察并做翔实的记录。同时他观察事物并不仅仅停留在对事物表面现象的认识水平上而是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其中所蕴含的科学道理。例如为了确定极星的位置他曾连续三个月进行测量才得到极星离开北极三度有余的结论；为了验证“虹能入溪涧饮水”的问题曾“与同职扣涧观之”并进而现“自西望东则见；立润之东西望则为日所铄都无所睹”1。此外如关于凹、凸面镜的成像特点的认识关于指南针装置方式的认识关于月亮盈亏现象的认识等等都是通过实验得到的。
沈括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也是值得称道2竺可桢：《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科学》第11卷第6期（1926年）第797页。1《梦溪笔谈》第357条。
的。对于所观察到的现象和问题经反复思索研究后仍无法解决的他就只是如实记录并说明不知其中道理的症结所在而决不故弄玄虚妄下断语。例如在记述磁针有指南、也有指北的现象后说“理应有异未深考耳”2。这种严谨的和实事求是的学风是所有杰出科学家所共有的可贵品质。第四节多方面的贡献沈括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不仅是自然科学家而且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也有很多贡献。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于历代特别是宋代的官制、礼制、兵制、舆服、仪卫、文牍等典章制度有大量记载与考订并提出不少有启性的新观点。他的著作还对农民起义做了比较客观的记述真实地记载了淳化四年（993）四川爆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梦溪笔谈》也记载了许多有关各族人民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为研究少数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此书提到的各类掌故也有不少是令人感兴趣的。
沈括由于亲自参加过王安石变法做过权三司使因此对当时国家的财经数字、相关的规章制度和档案图籍的情况等是比较了解的他的记述应该说是较为可靠的。这些都是研究宋代经济史特别是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有关财经情况的极有价值的史料。
沈括对宋代考古学的展也有杰出贡献。他非常重视各地的文物古迹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留心调查研究。尤其是对掘出来的各种文物的时代、形状、花纹、文字等都要细心观察详加考订。而对古兵器、古乐器、古画、古籍、手稿等他都广泛搜集深入研究甚至加以仿制。他认为各种文物都“别有深理”应予深究。他力图用出土文物来验证古书中的某些记载以纠正古籍和流俗之说的谬误和讹传。例如他曾对海州出土的古弩机的形状、构造原理、使用方法及其功能做了详细的描述并对弩机上的“望山”进行了研究这是有关古代弩机最为精确和详尽的记载；他所提到的雷州出土的雷斧、雷楔反映了石器时代的文化；他本人曾得到一块“金饼”“凡重七两余面有二十余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纹理分明”1。这种“金饼”是中国历史上有关战国时期楚金币“郢爰”的最早记载。《梦溪笔谈》中这方面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
2《梦溪笔谈》第588条。
1《梦溪笔谈》第366条。
第四十章苏洵苏轼苏辙第一节苏洵“守道安贫不营仕进”
苏洵（1oo9—1o66）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年少不学他自己说：“少不喜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1欧阳修也说他“年二十七始大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但因他不擅时文举进士不第。庆历五年（1o45）37岁因举制策入京。正值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诸人多被贬逐。他很失望在后来写的《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
由于目击时艰再加上制举不中苏洵对于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仕途都颇灰心于是且不求仕“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久之1。后为知益州张方平所赏识。嘉祐元年（1o56）苏洵携子苏轼、苏辙带着张方平的推荐书信入京谒见韩琦、欧阳修。这时又值欧阳修等庆历新政时期的人物用事欧阳修立即向朝廷推荐苏洵在《荐布衣苏洵状》中说：“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于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此后不久苏洵即因妻丧而回乡复萌守道安贫之念。
嘉祐三年（1o58）朝廷命苏洵赴阙应试他上书皇帝表示谢绝。与此同时他写了《答雷简夫书》、《与梅圣俞书》、《上欧阳内翰第四书》等泄自己不肯应试的情绪。在《答雷简夫书》中说：“向者《权书》、《衡论》、《几策》皆仆闲居之所为其间虽多言今日之事亦不自求出之于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迫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邪？”在《与梅圣俞书》中说：“且以永叔之言与三书之所云皆世之所见今千里诏仆而试之盖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进以求其荣利也。”这就是说自己的识见水平具见于《权书》、《衡论》、《几策》三书之中没有必要再加策试；而朝廷竟要再加策试等于不被信任。对此苏洵是颇为愤慨的。
尽管苏洵如此愤慨而作为一介书生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仍然不得不向朝廷低头他虽然拒绝了应试却又写了《上皇帝书》。说是“条为十通以塞明诏”实际上也是以此作为“应试”之文。在这篇上书中苏洵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其中有些观点等于重申庆历新政的主张。而且总结了庆历时期的经验教训。
可是此书上后仍未引起朝廷多大重视。直到嘉祐五年（1o6o）苏洵才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的卑职。治平三年（1o66）苏洵以霸州文安县主簿而终时年58岁。著作有《嘉祐集》。
1苏洵：《嘉祐集》卷11《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1欧阳修：《欧阳文忠全集》卷34《苏明允墓志铭》。
“指事析理引物托喻”
苏洵一生以布衣而被起用位不过县主簿级不过八品。居官期间只参与修纂了《太常因革礼》1oo卷。他的业绩不在政事而在文章。他的文章是以论兵见长的纵论古今指切时弊极有深度。其中《权书·六国》早为世人传诵。如文中有云：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也？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这是从“古人以往成败之迹”讲起也即是他所谓“施之于今无所不可”者。他又恐只讲古人的成败之迹今人未必深晓于是最后又点明道：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这就更明确地说到当代了。这样的笔墨正是邵博《闻见后录》所谓“讥时之弊”的文章。
苏洵是以论兵自负的其论兵之文也确有成就但苏洵文章的成就却不仅在于论兵。论兵之文也只是论政之文的一个部分。苏洵论政亦如论兵不为空谈常有独到之见。关于朝廷用人问题苏洵所言亦甚激切。尤其关于“任相”言之最详。在《衡论·远虑》中他说古之天子必有“腹心之臣”而“近世之君”则未能尊重宰相。文中有云：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洎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社稷之喜彼不以为喜。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举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治之于下而天子恂恂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太祖用赵忠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莱公亦诚其人然与之权轻故终以见逐。而天下几有不测之变。然则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杀人而后可也。
宋时宰相之权同历代相比可以说是够重的了。但苏洵还以为不够他希望天子把宰相看作“腹心之臣”“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作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与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文章最后举赵普、寇准为例以为寇准虽然得用而失之“权轻”。结论是任用宰相不仅要“尊其爵厚其禄”而且要“重其权”。
要求重宰相之权等于分天子之权。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中庶族文人的一种新的政治要求。尽管主观上是要“尽心以安社稷”而客观上则是庶族文人争政治权力。欧阳修曾经主张“不为宰相必为谏官”说宰相、谏官能在天子面前争是非云云实质上也是凭借言权来左右天子的权力。苏洵为了挥这样的思想还写了《任相》一文。其中特别指出“任相之道与任将不同”必须“接之以礼”。对于“人主傲然于上不礼宰相以自尊大者”至为不满。此文可与《衡书·远虑》同看。
其次关于用人问题“任相”之外还谈到取士。关于取士苏洵也有专论。《广士》一文中有云：古之取士取于盗贼取于夷狄。古之人非以盗贼夷狄之事可为也以贤之所在而已矣。夫贤之所在贵而贵取焉贱而贱取焉是以盗贼下人夷狄异类虽奴隶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国而不以为怍；而绳趋尺步华言而华服者往往反摈弃不用。何则？天下之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者众也。朝廷之政郡国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虽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然而其才果可用于此则居此位可也夫古之用人无择于势布衣寒士而贤则用之公卿子弟而贤则用之武夫健卒而贤则用之巫医方技而贤则用之胥史贱吏而贤则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纸书声病剽窃之文而至享万钟之禄卿大夫之子弟饱食于家一出而趋高车驾大马以为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扫之力奔走之旧久乃领善郡执兵柄巫医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举以为吏。若此者皆非贤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进之之途多于古也；而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使老死于敲榜趋走而贤与功者不获一施吾甚惑也。
这是一篇对于取士、用人制度的严厉的批评。其中主张任用盗贼胥史与韩愈三上宰相书中的意见是一致的。都是要求广开才路。
苏洵对于朝廷用“声病剽窃之文”取士尤为不满所以最后又说：夫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有时而穷也。使胥吏之人得出为长吏是使一介之才无所逃也。进士制策网之于上此又网之于下而曰天下有遗才者吾不信也。
唐宋以诗文取士对于前代之仅以门第用人来说已是一大进步尤其是到了宋代布衣寒士由此而得仕进者越来越多了；但苏洵以为这样取士仍未作到人尽其才还有“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未免遗憾。
苏洵这样的文章反映了一些布衣寒士以及胥史贱吏的政治要求。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对于苏洵的文章有过全面的评论。他说苏洵之文“少或百字多或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