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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把自然科学上的论断说成是人造的假设。
他举例说：“譬如行星的运行古人天天看见日出于东落于西并不觉得什么可怪。后来有人问日落之后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有人说日并不落下日挂在天上跟着天旋转转到西方又转向北方离开远了我们看不见他便说日落了其实不曾落。这是第一种假设的解释。后来有人说地不是平坦的日月都从地下绕出；更进一步说地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地行动；再进一步说日月绕地成圆圈的轨道一切星辰也依着圆圈运行。这是第二种假设的解释在当时都推为科学的律例。后来天文学格外进步了于是哥白尼（niicus1473—1543）出来说日球是中心地球和别种行星都绕日而行并不是日月星辰绕地而行。这是第三个假设的解释。后来的科学家如恺柏勒（johanneskepp1er1571—163o）、如牛顿（newton）把哥白尼的假设说得格外周密。自此以后人都觉得这种假设把行星的运行说的最圆满没有别种假设比得上他因此他便成了科学的律例了。即此一条律例看来便可见这种律例原不过是人造的假设用来解释事物现象的解释的满意就是真的；解释的不满人意便不是真的便该寻别种假设来代他了。”1胡适这段话是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同时也否认了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展的过程。从本质上说这还是一种不可知论的说法胡适把这种观点带到史学工作中造成很坏影响。
有一种比喻说我们忠实于历史好象照相。可是再好的照相机也不可能把你所照的对象准确无误地反映出来。由于角度、光线、范围的大小不同同是一个对象照出的形象就不一样。研究历史要尽量如实反映历史的真相这里存在着一个主观、客观间的问题。就历史本身讲是客观的存在但我们对历史进行的研究、表述还是主观的东西是我们历史工作者通过研究工作对于客观历史的理解是主观同客观的结合。无论多么高明的历史家也很难说能把历史真相完全表述出来我们只能努力使主观认识尽量符合于客观实际符合程度越大他的真实性就越大。历史是不断展的我们的认识也是不断展的。有人认为历史本身是过去的事情这种看法不一定对。历史上某个事件是过去的事情但过去的事情对于历史的影响随着时代的不同会改变它的历史意义。过去的事情对于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历史意义。秦始皇灭六国在当时是一种意义在汉初人看是一个意义今天看又是一个意义。第一次我们对某一问题如何看第二次我们现更多的材料了解了更多的东西并根据这些修正和补充了第一次的看法第三次又修正和补充了第二次的看法这不是说以前的研究看法没用而是一次比一次有进步。1以上见《胡适文存》卷二页77～78。
我们的认识越前进一步就越接近事实的真相就是我们的进步。这就是客观性同主观性的关系绝对真理同相对真理的关系。这跟不可知论是有区别的跟机械论是有区别的是辩证的。
应当强调历史研究作为一种科学固然要弄清楚一些必要的事实但最重要的是在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历史展的规律规律不同于一切的个别历史现象它贯彻于纷繁的历史现象之中。能否揭示历史展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跟资产阶级史学的根本分歧。列宁说：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由什么引起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展规律又是怎样——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1999ooo41_o284_o&1t；//pgn》列宁的话阐明了规律的研究在历史科学上的重大意义并指出了物质生产和人民群众在历史展中所起的主要作用给我们指出了探索历史理论的正确道路。
历史理论的探索历史理论有许多问题要探索也有许多领域要开拓。做这种探索和开拓的工作先必须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始并且定为日常的课程坚持下去久而弥笃。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起了矇振聩的作用推动了史学的革新。有的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阐明中国社会展的全过程预测中国的未来。有的学者研究远古文字使沉睡三、四千年的甲骨卜辞、钟鼎铭文站出来为古史作证。在文献研究上大有“起死人而肉白骨”的气概。通史的编撰社会史、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等都有了丰硕的果实。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有公开反对的人有默默抗拒的人有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破坏的人。这一切都可以说势所难免却也并不能阻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进。
新中国建立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国人民普遍的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编写的教材专著论文大量的出现史学领域里也提出一些新的理论问题。考古学、民族学的展比较显著但由于左倾路线的不断干扰百家争鸣的政策不能很好地落实这就妨碍了学术上可能取得的成就。因此就有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教条主义也确实有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作为政治上排斥异己的工具。但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并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认识总是不断展的真理的掘是永无止境的并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教条的存在。
毛泽东同志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这个实际包含了历史的实际当前的实际也可以说还有未来的实际。一九三八年他表了《论持久战》研究了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和有关方面的历史条件提出了抗日必胜的理论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后来局势的展也证明了他这篇著作中的科学预见。一九三九年他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特别分析了中国百年来革命运动的历史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及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即：“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是对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历史的理论分析也是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的概括。一九四○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分析了中国近代历史不同于西方历史特点申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毛泽东同志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制定革命总任务的理论引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同志的这类著作是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光辉典范。我们探索历史理论也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分析复杂的历史现象并在必要时观察有关的现状和未来把理论推向前进。
对历史理论的探索来说中国历史是一个丰富的宝库。但这种宝库的门有很多还没有打开有的虽然打开了还基本上是一些宽狭不等的门缝。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争论的古代史分期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近代史分期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有些理论问题本来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得到解决的也不必急于求解决。但问题是我们的研究和讨论还不能步步深入虽然也有些进展似乎进展得也不算大。对于这些问题有兴趣的学者当然可以继续研究下去如果能自觉地检查自己在取材和观点上的不足听取对方不同的意见把问题放在更多方面去考虑也许可以解决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在这些问题以外有很多的理论问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们应该到新的学术领域里去研究各种各样问题。
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文化达的古国”“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些话听惯了并不在意如果认真地想一想这些话都是富有理论性质的。第一关于封建制的问题。如：中国的封建制是简单地从奴隶制转化而来还是另有来源？中国封建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是否有自己的特点？阶级、等级结构在展中有什么变化？交换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处于何等地位？城市的不同类型及其特点等等。第二关于统一问题。如：统一和割据的各种形态统一的经济基础统一和封建专制政体的关系统一和割据在历史展中的作用等等。第三关于民族问题。如民族展的不平衡和互相依存民族矛盾和民族政权汉族在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第四关于文化问题。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政治经济以外的一切社会现象。形形色色的文化各有它们的展规律。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是如何批判、继承和创新的问题。对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历史问题都有许多理论工作可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探索这些问题既要博古又要通今绝不可割断历史来看问题。本卷对上述的一些问题也略有论列但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我国旧史曾在一些部门比较集中地提供了历史理论的资料有的已为人所利用有的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基本上讲的是国家的职能但我们很少这样看。八书的《礼书》、《乐书》是讲教化。《律》今亡。据《太史公自序》：“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则《律书》即兵书。《礼》、《乐》和《兵》一文一武是治国的两种手段。《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有科学知识的内容但多关于宗教性的记载跟皇权神化有密切的联系。《河渠书》讲兴修水利防治水害。《平准书》是讲商品交换和政府在这方面的控制。这八书对于封建国家的主要职能可以说都讲到了。《汉书》的十志于续补《史记》八书外特详于《刑法》、《地理》和《艺文》这也都不出于国家职能的范围。《续汉书》有《百官志》是记载封建官署离国家职能的范围略远。杜佑著《通典》自序称：“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政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这部二百卷的巨著记载了大量关于国家职能的资料、史事兼及历代议论有助于理论的探索。后世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虽系汇集史文便于掇拾之作然善于采择也颇有用处。
从中国历史来看有两个应该在已有的成果上继续探索的重要理论问题。一个是关于中国历史展规律的问题一个是关于中国史学展规律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有自己的特点。先是因全国地域辽阔各民族各地区间在经济、文化上展得不平衡。这不只是在汉族跟各兄弟民族间展得不平衡而且在汉族内部在某些少数民族内部也不平衡。从更高的高度把这些不平衡的历史现象概括起来既要看到各种社会现象中的差异又要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