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1o87）卒。司马光兄弟友爱终始史称：司马光“平时所与论天下事旦有助焉。”3司马光出生时其父任光山令。因生于光州故名曰光。6岁始读书7岁时“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饮渴寒暑”1。可见司马光的少年时代聪颖好学深受父兄的影响。
始入仕途维系礼教仁宗宝元元年（1o38）司马光中进士甲科时年2o岁。至仁宗嘉祐八年（1o63）从2o岁到45岁在这一时期他的政治思想、史学思想初步形成。
中进士后司马光以奉礼部郎为华州推官以父司马池在苏州为事亲求签苏州判官事。不久母亲与父亲相继去世从宝元二年（1o39）至庆历三年（1o43）服丧五年。其间司马光写有《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服除后又作《权机论》、《才德论》、《廉颇论》、《龚君实论》、《河间献王·赞》、《不以卑临尊议》、《史评十八》等。这些文章以后成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关“臣光曰”的内容。
庆历四年（1o44）服除授书武成军判官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皇祐元年（1o49）被荐为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理院是年为贡院属官。皇祐四年（1o52）迁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殿校书。至和元年知并州事庞籍辟司马光为通判并州事。嘉祐三年（1o58）迁开封府推官。嘉祐六年（1o61）擢修起居注同判礼部尚书。嘉祐八年（1o63）立英宗有殊功进知制诰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
司马光进入仕途后表现出他是个为维系名分礼教而敢于极言之臣。皇祐三年中官麦允言死朝廷同意葬礼用卤簿仪仗司马光反对这一决定认为近习之臣用此礼不合名分。夏竦死朝廷赐谥“文正”司马光认为1《宋史》卷298《司马池传》。
2苏轼：《东坡集》卷36《司马温公行状》。
3《宋史》卷298《司马旦传》。
1《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这种至美谥不能赐给夏竦这一类人。嘉祐七年充媛董氏死仁宗追赠婉仪又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司马光以董妃秩微不能对她施以此礼。卤簿本用来赏军功更不能施于妇人。
仁宗晚年立太子是一件大事仁宗无意于此一时议论纷纷“国嗣未立天下寒心”。一些重臣莫敢言是司马光多次陈述此事干系重大最后英宗得立。他反对按阴阳书上一套另外择地葬仁宗谓“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司马光重名分重礼教以此作为理政行事的根本原则。嘉祐六年司马光在札子中说：“臣惟人君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1君王是否具有仁、明、武三德关系到社稷的兴衰存亡。司马光后来的政论史论一再重复这样的观点。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一致。
编修《通鉴》资鉴稽古宋英宗在位仅四年。这四年司马光相当活跃他频繁上书论政事、论备边。在学术上重要的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资治通鉴》的编修。
英宗治平元年（1o64）司马光知谏院次年七月初六日除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改右谏议大夫。
治平元年他进《历年图》5卷其书“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年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其天下离析之时则置一国之年于上而以朱书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从而数诸国之年则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后又编撰《通志》8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迄秦二世三年。治平三年（1o66）司马光上《进通志表》。夏四月英宗览而称善遂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先后选择的有刘恕、刘攽及范祖禹等为属官。
治平四年（1o67）正月英宗去世神宗即位。三月司马光除翰林学士。十月《历代君臣事迹》成。因为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治道”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制《序》面授司马光令候书成写入；又赐颍邸旧书24o2卷。神宗《序》说：（司马）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由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矣。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在《初除中丞上殿札子》中进一步挥人君有“三德”的观点说：“修身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有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臣为谏官时即以此六言献之仁宗其后以献英宗今以献陛下。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
同年十二月司马光上所纂修《类编》45卷。
英宗赵曙本为濮王之子仁宗无嗣死后以赵曙接位是为英宗。治平1《司马温公文集》卷2《陈三德上殿札子》。
二年诏崇奉生父濮王典礼。大臣中有主张英宗当称仁宗为皇考生父为皇伯持此意见的人是吕晦、吕大防、范纯仁等；有谓当称生父濮王为皇考持此意见的人是欧阳修、韩琦等。朝中议论纷纷史称“濮王议”。司马光主张当严名分只能给濮王按照历来故事“尊以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认为尊濮王为皇伯才合于万世法。这件事情波及朝野司马光的言论反映出他的政治思想倾向。他特别强调保持等级名分的礼教秩序是关系国家兴衰大事。
在边事上司马光指斥生事的边臣如延州指挥使高宜押伴对西夏的使者傲慢无礼司马光请加治高宜罪行。又如赵滋在雄州专以猛悍治边以对付契丹。司马光批评朝廷的政策指出：“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埸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1他反对增加边地义勇的人数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特别是朝中诏刺陕西义勇2o万用虚张声势的办法使西夏震恐认为这更不可能收到成效。司马光边事上的主张受到辽、夏的尊重。“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据说司马光复出为相时辽、夏敕其边吏：“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
退居西京修史寓志神宗在位时期从熙宁元年（1o68）到元丰八年（1o85）王安石全面推行新法但最终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新法流产。司马光反对新法在新法进入到高潮时他退居洛阳。这位在野宰相一面集中力量编修《资治通鉴》一面在静观时局变化。
熙宁元年司马光5o岁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熙宁四年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是年四月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其后居洛15年“自是绝口不论事”。实际上他何尝不论事仍然有议论。熙宁七年在所上《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斥青苗、市易、免役、保甲等都是朝政的阙失说自己身上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但是冒死也要进言。此其一。其二专心修《资治通鉴》在史论中寄寓自己的政见。其三与一批反对新法人士聚集洛阳气味相投相互唱和。
司马光在熙宁年间反对新法总的信条是他在迩英殿进读时说的：“祖宗之法不可变。”
熙宁元年（1o68）八月司马光与王安石为争论理财同进呈《郊赍札子》于延和殿。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是未得善理财之人。司马光说：“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王安石说：“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财物百货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所以这不过是汉代桑弘羊欺汉武帝的言论。
熙宁二年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施变法。司马光在《上体要疏》中全面批评王安石说：“臣恐所改者未必胜于旧而徒乱祖宗成法。考古则不合适合则非宜。”熙宁三年司马光又出多封《与介甫书》使1《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辩论达到高潮。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指责就是王安石在复书中所说的：“重蒙君实指教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谤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司马光全面反对变法从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到推行新法的人选以及各种变法的措施他都加以非难。在《奏弹王安石表》中说：“安石倡邪术欲生乱阶违法易常轻革朝典。学非言伪王制所诛；非曰良臣是为民贼而又牵合衰世。文饰奸言徒有啬夫之辨谈拒塞争臣之正论加以朋党鳞集亲旧星攒或备近畿或居重任窥伺神器专制福威人心动摇天下惊骇。”这已经过正常争议的范围了。
司马光在洛15年周围朝廷的重臣、大吏、士人相互酬唱交游以他们的政见来看可以说多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者。洛阳的耆英会是这些人士的盛会据《邵氏闻见录》载：“公（司马光）以地主携妓乐就富（弼）公宅作第一会。至富公会送羊酒不出余皆以次为会。洛阳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之胜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司马光与诸老徜徉在园林之中但又何尝忘怀政治。
在洛15年司马光毕竟有了更多的空闲而从事修史。熙宁六年（1o73）表授司马光之子司马康为检阅《资治通鉴》文字。是年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元丰四年（1o81）十月进所修《百官公卿表》1o卷、《宗室世表》3卷。这是司马光关于当代史的著述。元丰七年（1o84）十二月进历十九年而成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在进表中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
《资治通鉴》是众手修书由司马光与刘恕、刘攽、范祖禹共同完成的但又体现了司马光的一家之言“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司马光与三位协修人观点不尽一致但《资治通鉴》中“臣光曰”完全是司马光的观点。《资治通鉴》开篇的“臣光曰”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只有维系礼教纪纲名分“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资治通鉴》卷一）。这是司马光史学根本观点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根本观点。他对现实的观点也是由此出的。他的史论与政论融合在一起寓志于修史之中。
复出为相废除新法元丰八年（1o85）三月宋神宗病逝。年仅1o岁的哲宗即位大权掌握在皇太后高氏手中。高氏守旧尽行复旧法史称“元祐复辟”。司马光在政坛上再次活跃起来。三月十日上《迄开言路札子》二十七日上《乞去新法病民伤国者疏》。又上《乞罢保甲状》、《乞罢将官状》。四月上《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再次重复他的为君当有三德论。五月复出为相诏除门下侍郎。是月二十八日请更张新法。从此直至元祐元年（1o86）九月病卒为相时间很短但尽废新法。司马光死后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元祐元年司马光所进《稽古录》2o卷写自伏羲至宋英宗治平四年这是一部简要的编年体通史。同样这本书也贯穿司马光的观点。朱熹指出：“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其愿忠君父之志更历三朝然后成就。”又说：“小儿读了‘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
对易学等经学研究和在老子、扬雄等诸子研究方面司马光都是有成就的在理学上有重要的地位。但他与二程的观点有一些差异。司马光重史亦重经与理学家的经细史粗说不同。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涑水学案》评论说：“小程子曰：‘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邵、张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
元祐九年（1o94）四月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表示要绍述新政。绍圣年间一反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