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355部分

　　　　又说：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

　　　　由此可见曾巩对于当时的政治不仅没有任何不满而且推崇备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见。

　　　　在这以前熙宁二年（1o69）王安石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当时曾巩出守越州其后转徙六郡在外十二年。对于熙宁新法也没有表过具体意见。只是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观此则两人过去言谈之间可能有过意见分歧。还有其《与介甫第二书》也说：“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又说：“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由此看来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

　　　　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这话可能有些根据。

　　　　第二节文学成就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

　　　　曾巩为文主张是接近欧阳修的。先道而后文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

　　　　在《答李沿书》里他说：辱示书及所为文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1t；//pgn》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

　　　　此外在《与王向书》、《回傅权书》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先道德而后辞章这是曾巩的一贯主张。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曾巩的文章同韩、柳、欧、苏各家相比便显得质朴少文。韩、欧诸公虽也说过先道后文一类的话但他们毕竟还是重视文采曾巩则不很讲求文采。

　　　　当然曾巩虽然不讲文采而文章却写得自然淳朴自成一家。这是曾巩文章的特色。这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

　　　　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

　　　　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有如韩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例如《赠黎安二生序》一开始说：苏轼“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然后说读了他们的文章认为：“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再说下去便说到黎生将行求曾巩赠言以“解惑于里人”。于是曾巩乃大议论如下：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之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1t；//pgn》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像这样的笔墨虽然不及韩愈的赠序那样纵横变化故作姿态；却也写得曲折尽意很有波澜。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迹这一点又近似欧阳修。

　　　　再有曾巩的文章又是善于记叙的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

　　　　例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写知越州的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云：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这段文章叙赵公救灾的考虑真可谓有条不紊。再往下写也是条分缕析头绪分明。备灾救灾之事本是纷繁杂乱头绪众多的但曾巩信笔写来却简洁如此！

　　　　还有曾巩为文一般说来是长于记叙、不多写景的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几乎不写景物。但有的文章也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即是一例：其路在闽者6出则厄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土&1t；//pgn》皆石芒峭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豪分辄破漏。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势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6之险如此。

　　　　这段文字是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险的形容刻画可谓精工。同柳宗元山水诸记相比自有特色。

　　　　由此看来曾巩为文虽少景物描写却并非不能而是不为。偶一为之也能臻于极妙之境。

　　　　此外曾巩还有一些论及学术、艺术的文章例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纵论古今更多学者气息。

　　　　《宋史》本传论及曾巩的文章：“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一评语比较切合曾巩文章的实际。“纡徐简奥”概括了主要特点。

　　　　曾巩生前与身后都不曾以诗见称。但他一生作诗也并不少。而且有些诗中还抒了不见于文的思想和情感。在文章里曾巩不像欧阳修那样指陈时弊而在诗中却有所涉及。例如《胡使》诗云：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还来里闾索穷骨斗食尺衣皆北输。中原相观双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这样的言语在曾巩的论政之文中不曾有过。“斗食尺衣皆北输”“胡骑日肥妖气粗”这是对北宋朝廷刮民髓赍盗粮的苟安政策的生动概括。剥夺百姓的衣食养肥入侵的军马。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曾巩循循儒者于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

　　　　曾巩还有《追租》一诗其中有句云：“赤日万里灼”“禾黍死硗确”。“饥羸乞分寸斯须死笞缚”。“公卿饱天禄”“每肆诛求虐”。这是说天旱民饥而官方不恤。曾巩在这里颇有为民请命之意。最后说：“试起望遗村霾风振墟落”面对民间疾苦曾巩是无能为力的。

　　　　曾巩一生历任地方官职鞠躬尽瘁似乎没有什么抱怨。几次上书皆以侍亲为言。但在诗中有时也微露不满。例如《东轩小饮呈坐中》云：二年委质系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随薄禄闲垂似见故人羞满颜。及门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顷刻间。海鱼腥咸聊复进野果酸涩谁能删。谈剧清风生尘柄气酣落日解带镮。瑰材壮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吝去病体顿觉神明还。简书皇皇奔走地管库碌碌尘埃间。功名难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环。不如饮酒不知厌欲罢更起相牵扳。又如《人情》诗云：人情当面蔽山丘谁可论心向白头！天禄阁非真学士玉麟符是假诸侯。诗书落落成孤论耕钓依依忆旧游。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风月上扁舟。

　　　　在这样一些诗里曾巩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曾巩不是诗人但在诗里却更体现了他的“全人”。

　　　　第三十六章宋神宗宋神宗（1o48—1o85）名赵顼原名仲鍼英宗赵曙长子。嘉祐八年（1o63）受封光国公；后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o64）进封颍王。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为宋神宗时年2o岁。

　　　　第一节起用新人推行新政据《宋史》记载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神宗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至治平二年（1o65）亏空已达157o多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神宗没有气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1赵顼在即位之前已闻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负和才能并“由是想见其人”1因此即位不数月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满。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本该辅佐新帝有所作为然而见神宗提拔新人却坚辞相位出判相州。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2表明了他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元老重臣富弼在罢相位时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文彦博3。对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对或以默然置之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面对种种阻挠神宗不以为然力排众议于熙宁二年（1o69）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进一步起用了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际才干对于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变法的过程中神宗以君权的力量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1《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2《宋史》卷312《韩琦传》。

　　　　3《宋史》卷313《富弼传》。

　　　　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1。在朝议纷纷面前神宗虽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至于学术、道德上的争论神宗则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2。他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在王安石的解释下他能理解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张并继续支持新政3。在王安石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神宗支持王安石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4。相反熙宁三年（1o7o）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

　　　　神宗在即位之初耳闻目睹积贫积弱的困境望治心切他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主张极为欣赏并在变法的前一阶段即熙宁七年（1o74）以前对新法的推行给予大力支持。如果没有神宗的支持与配合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锐意改革的正确决策保证了变法的成功这对于改善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增强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节新政维艰元丰改制变法虽然在前一阶段取得胜利但守旧势力的攻击并没有停止特别是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触及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越严重守旧势力的进攻就越猛烈。于是神宗开始左右摇摆他希望在平衡各派势力的情况下勉力维持新政。

　　　　熙宁七年（1o74）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