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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这期间欧阳修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朋党论》（“论”当作“议”）驳斥“朋党之说”。他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于是他说：“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这篇文章引古证今史实俱在是非分明很有说服力。当时被指为“朋党”的人与其说是“同党”不如说是“同道”。范仲淹是“朋党”中的头面人物欧阳修替他讲话并没有个人私情。范仲淹是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这样的为人之道正是欧阳修所赞成的。因此所谓同党不过是同道而已。这是可以从他的很多文章看得出来的。如有一篇《读李翱文》就是赞扬“以天下为忧”的作品。这篇文章里赞赏李翱不愿叹老嗟卑而忧以天下并且联系宋朝的现实表了评论：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在欧阳修看来宋朝的天下是比唐朝的天下更可忧虑的但宋朝的执政者却不肯以天下为忧；如有以天下为忧的人如范仲淹等又都遭到贬斥。文章所谓“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云云是深有愤慨的话。欧阳修的这种愤慨之情随时都有泄。《尹师鲁墓志铭》也是这样的作品。这篇《墓志》先讲尹师鲁的文学、议论和才能为天下之士所共知；但欧阳修所更强调的是他为人之“大节”。他说：“至其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于是欧阳修也就突出地表彰他这一方面。文章说：“天章阁待制范公贬饶州谏官御史不肯言师鲁上书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贬监郢州酒税。”“谏官御史不肯言”尹师鲁则挺身而出“愿得俱贬”。这种不怕丢官、勇于仗义的行为是欧阳修十分赞赏的。
从《尹师鲁墓志铭》这类文章来看欧阳修所说的“道”也就是为人的“大节”。从为人的大节来看欧阳修的道虽然和韩愈相似但也有和韩愈不大相同的地方。例如韩愈贬官之后他那直言敢谏的气概便有所收敛不似贬官之前。他在潮州写的《谢表》、《祭鳄鱼文》等骨气就很不够了。欧阳修不然。他对韩愈本是非常推崇的但他对于韩愈的这一表现也很不满意。在《与尹师鲁书》中他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这是对韩愈很痛心的批评从而也表明了自己的志气。他又说：“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就是说不要作韩愈那种“戚戚怨嗟”的文章。
欧阳修告诫安道不要写“戚戚”的文章他自己也确实是实践了这个主张的。他在滁州所作《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就没有“不堪之穷愁”只讲“山水之乐”。例如《醉翁亭记》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又说：“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身在贬谪之中而大讲禽鸟游人的山水之乐这样的文章不仅与韩愈不同与柳宗元也并不相同。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欧阳修有《答李大临学士书》说得明白：“修在滁三年得博士杜君与处甚乐今足下在滁而事陈君与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达于进退穷通之理。能达于此而无累于心然后山林泉石可以乐；必与贤者共然后登临之际有以乐也。”这里说的“达于进退穷通之理”也即是《尹师鲁墓志铭》中所说的“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意思。这就是说一个人立身行事不管处于什么地位也不可改变为人的大节。既敢于伸张正义就不能惧怕任何灾祸。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那么无论遇到什么困境也就处之泰然了。由此看来欧阳修贬官滁州不作“戚戚之文”而盛称“山水之乐”正是他的为人大节所在并不是或不仅是暗示他自己治滁的政绩、或隐寓古人的“乐民之乐”更不是消极颓唐而寄情山水。
总的看来欧阳修的各类文章都是体现着他的为人之道的。宋人的文章往往喜欢论道哪怕是传记文或游记文也往往夹些论道的成分。这是宋代文章的一个特征不止欧阳修一个人如此曾巩、王安石、苏轼无不如此。不过欧阳修的文章写得自然论道而不说教这是他“蓄道德而能文章”的一个主要特征。在宋代除了苏轼很少有人能够企及。
第三节博古通今之学欧阳修作《尹师鲁墓志铭》曾称尹师鲁“博学强记通知古今”。这八个字对尹师鲁不免溢美但在欧阳修自己足以当之。他不但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学者。于经学有所明于史学有独立的著作于金石之学且有开辟之功。
欧阳修的经学曾受唐人影响敢于提出自己的创见。唐人的经学在魏晋六朝之后思想是比较开阔的不全拘于汉儒的师说如啖助、赵匡、6淳之于《春秋》就打破了三传的门户之见。但一般说来唐代的诗人作家不治经学。宋代不同了欧阳修对于《春秋》、《诗》、《易》都有研究。苏辙曾经说他“长于《易》、《诗》、《春秋》其所明多古人所未见。”1这对于宋朝一代的学风是有影响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毛诗本义》也曾指出：“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于修。”《提要》对宋儒1苏辙：《栾城后集·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的“新义”是有所不满的对欧阳修的“敢议毛郑”也不是完全肯定的。但从这些话里却可看出欧阳修治经对于尔后的“宋学”起了“难”的作用在学术史上影响不小。《提要》又说欧阳修对于毛郑二家之义也不是随意翻新而是“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正之。”“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这些话比较符合欧阳修所著《毛诗本义》的实际。
欧阳修在经学上的主要成就还不在于《诗》而在于《易》。他曾认为《易》之《系辞》不是“圣人之作”。他说《系辞》里的“先言何谓而后言子曰者乃讲师自为答问之言尔取卦体以为答也。亦如《公羊》《榖梁》传《春秋》先言何曷而后道其师之所传以为传也。”2欧阳修还认为不仅《系辞》不是“圣人之作”另一些篇章也非“圣人之作”。他在《易童子问》里说：“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在《易或问》里也说：“或问《系辞》果非圣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论何也？曰：何止于《系辞》？舜之涂廪浚井不载于六经不道于孔子之徒盖里巷人之语也。”在欧阳修看来古书之托为“圣人之作”者往往是后人所作。这是符合古代书籍的实际情况的。但是欧阳修的这一见解曾经长时不为人们所接受他曾深有感慨地说：“余谓《系辞》非圣人之作初若可骇余为此说迄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为然也。”由此可见欧阳修的这一见解在当时是很大胆的。
欧阳修又不止怀疑过《易》之《系辞》等等他对于别的经书也常常信经而不信传。他在《春秋论》里就说：“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书予不知也。”又在《春秋或问》里说：“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他的这些看法当时赞成者不多但他十分自信。他说：“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也屡为说以黜。而学者溺其久习之传反骇然非余以一人之见决千岁不可考之是非欲夺众人之所信徒自守而莫之从也。余以谓自孔子殁至今二千岁之间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矣；又二千岁焉知无一人焉与修同其说也？”1由此看来欧阳修在经学上的这些看法在当时确是独到之见。
欧阳修在经学方面虽有很多大胆的创见但他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却是谨慎的。例如他对毛郑之诗虽有疑难却并不随意改动二家之说。他说：“予疑毛郑之失既多然不敢轻为改易者意其为说不止于笺传而恨己不得尽见二家之书未能遍通其旨。夫不尽见其书而欲折其是非犹不尽人之辞而欲断其讼之曲直其能果于自决乎？其能使之必服乎？”1虽有怀疑却不轻为改易这种治学态度是很严肃的。其所以如此又同他的治学目的很有关系。据说他治经学是“务究大本”而“不过求圣人之意以立异论。”2所谓“大本”就是“圣人”立言的本意。欧阳修是个又迂又直的儒者他虽不满“后儒”却很迷信“先圣”。因此他的治学目的就是要弄清“先圣”的思想实质并不想自己标新立异。他还有个看法是：“圣人之言去2《欧阳文忠公集》卷65《传易图序》。
1《欧阳文忠公集》卷43《廖氏文集序》。
1《欧阳文忠公集·诗谱补亡后序》。
2韩琦：《欧阳文忠公墓志铭》。
人情不远。”他所不满后儒的是因为他们“未得其真”。他也不是毫不尊重后儒的意见他曾说过：“然亦当积千万人之见庶几得者多而近是。”3他只是反对那种离开经的本义而擅自为说的人。他说：“凡今治经者莫不患圣人之意不明而为诸儒以自出之说汩之也。今于经外又自为说则是患沙浑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尽去则水清而明矣。”4因此他主张对于“杂乱之书”要能“指摘其谬”做到“功施后世”“非止效俗儒著述求一时之名。”这也是治学的一个可贵的态度。
欧阳修的史学造诣尤为世人所称。在“二十四史”当中欧阳修所参与编修的竟达两部其中《新五代史》且属个人专著。这在古今史家当中成就是很突出的。欧阳修平生是有志于史的他说过：“予于五代书窃有善善恶恶之志。”1他与尹师鲁商量写作《五代史志》时又说过：“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后世之名。”2欧阳修是相信《春秋》的褒贬义例的因此他所谓“善善恶恶之志”也就是要学《春秋》的褒贬。他认为五代之乱有如春秋。他说：“五代终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国而八姓”有足叹者。所以他于《新五代史》每篇议几乎都以“呜呼”冠于篇寄以无穷的感叹。欧阳修作史目的也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以为当代的借鉴。北宋前期的文人学者凡是关心世事的大抵留心前朝史事历观成败得失联系现实引为教训。欧阳修著《新五代史》的最终目的也在于此。
欧阳修作史于宋代而要依仿《春秋》的义例自然难免迂腐之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于《春秋》的义例也自有取舍。例如他于五代之梁多所贬抑却不以为“伪”。他在《梁本纪》中议论说：“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失《春秋》之旨予应之曰：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这就是说事实是什么便写什么。为君为篡各传其实。这样的义例是可取的。
在写法上《新五代史》也有异于《春秋》的地方。欧阳修自有义例例如《司天考》不书灾异他端即声明道：“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予何敢异于圣人哉！其文虽异其意一也。”他认为《春秋》虽书“日食星变之类”但“孔子未尝道其所以然者”。因此他只讲“人事”不讲“天意”。他对于秦汉以来史书之记灾异、讲天人感应是不赞成的。他说：“呜呼圣人既殁而异端起自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矣。天文五行之说不胜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异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可以说《新五代史》不书灾异不讲天人这在中国历代史籍中是个创举。义例虽依《春秋》却又“不得不异乎《春秋》。”依《春秋》未免迂腐而异乎《春秋》则是科学的态度。
《新五代史》总结前代经验、引为鉴戒的事例很多其中《唐六臣传》之论朋党是最有代表性的。他说：3《欧阳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