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在五个小朝廷中就有三个是突厥族的沙陀人所建立的。北宋的北境契丹占有燕云诸州西北境有西夏。北宋号称统一实际上并没有统一起来。在北宋时契丹继续强大起来女真也强大起来蒙古更强大起来。在蒙古族占统治地位的年代不同民族的人们因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宗教上和婚姻上的原因不断有大大小小的组合。在葱岭以西的许多民族的成员也有不少人进入中国日子久了变成中国人。这时居住在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居民被称为“契丹”实际上是包含了大量的汉人其次是女真人和原来的契丹人还有别的少数民族如匈奴人、突厥人、氐人、羯人等。长江以南的人是称为“汉人”实际上也包含更多民族的人。“契丹”和“汉人”的名称在当时主要表明政治上的不同身份但也可见若干不同民族间的区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趋向淡薄了。据记载在蒙古人、回回人的家庭中有时包含几个不同的民族成份。蒙古人当时在政治上是第1《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赞》。
2《汉书·匈奴传·赞》。
一等人但蒙古人也有被卖给回回人、汉人为奴的。当然这些蒙古人就可能变成回回人或汉人。安西王阿难答部下的蒙古人和唐兀人因阿难答信奉伊斯兰教这些人大量地成为穆斯林后来可能都成为回族人了。元代是民族重新组合的大时代其深度和广度过隋唐。在一定范围内元代的民族重新组合还包含有世界性的因素。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组合到了元代可以说是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其后虽有满族的入关变动并不太大。在这一次民族重新组合中汉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力量继续占有优势不断地对其他各族人民施加影响。
这两个时期的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都有专门的记述。这先要说到鲜卑族。在所谓“五胡十六国”中鲜卑族所建之国就有五个在数量上居于位。北魏崔鸿著《十六国春秋》有一百二卷之多可惜原书久佚仅有十六卷节抄本传世。唐房玄龄等所撰《晋书》载记部分记十六国史事在今传史书中是比较详备的。南北朝时鲜卑族拓拔部建立北魏鲜卑族宇文部建立北周北齐魏收和唐令狐德棻等为分别撰《魏书》和《周书》。在隋唐时曾一度强盛起来的吐谷浑也是鲜卑族的一支但居于青海自成一个系统。梁沈约所撰《宋书》和唐魏征等所撰《隋书》、后晋刘昫等所撰《旧唐书》都有吐谷浑传。其次契丹族建立辽女真族建立金元脱脱等为撰《辽史》、《金史》。党项族为羌族之一支建立了西夏。元脱脱等修《宋史》有夏国传上、下卷主要记政治大事、夏宋关系最后记夏之军制。《辽史》以西夏跟高丽合为一卷称《二国外纪》主要记夏的风土习俗和辽夏关系。《金史》有关西夏记述有一卷主要记夏金关系。三书所记互有详略可能是在撰述时有所规划。契丹人、女真人都有民族文字流传下来但还没有出现史书。蒙古族建立了蒙古汗国建立了四大汗国。明宋濂等修撰《元史》这书在纪传体史书中是一部颇为芜杂的史书但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原始材料。蒙古人有自己写的史书如《蒙古秘史》还有波斯人写的蒙古历史如《史集》、《世界征服者传》等都是有名的撰述。在上述这些民族以外这两个时期的其他民族旧史所记名目繁多又颇杂乱有待于学者们的逐步清理。相对地说北方民族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民族如柔然、赖勒、突厥、黠戛斯、回纥等记载较详而西南民族中影响较大的民族如吐蕃、乌蛮、白蛮等次之。这些民族的历史分别见于《魏书》、《周书》、《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和《宋史》。柔然或作茹茹、蠕蠕与鲜卑同源原役属于鲜卑、北魏后成为北魏北境上的强敌。突厥跟柔然有密切的关系有一部分是柔然的锻工。勅勒在南北朝时曾败于北魏为所奴役隋初转为强大。突厥、黠戛斯、回纥都出于勅勒先后建立了汗国。回纥是今维吾尔族的先民。黠戛斯是今柯尔克孜族的先民。吐蕃是今藏族的先民在唐代颇为强大兵力曾一度进入长安。乌蛮建立了南诏白蛮为助。后来白蛮又建立了大理政权。乌蛮是今彝族的先民。白蛮是今白族的先民。
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地区旧史自《晋书》以下多有记述一般缺乏伦次但究竟也提供了一些资料。晋人常璩著《华阳国志》唐人樊绰著《蛮书》为关于西南民族的重要撰述。南方民族旧史混称为“蛮”实际上包含了许多民族。《宋史》有“蛮夷”四卷大致包括今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广西相毗连的苗、瑶、羌、壮、土家等民族地区。这是关于当时南方民族比较详细的记载。后来清人修《明史》有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土司共十卷对于南方民族包含西南民族在内就有比较系统的记述了。
关于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史资料是相当多的但真正说得上是民族历史撰述的并不多系统地记述民族重新组合的书简直就没有了。至于记述民族重新组合中某一过程或某一过程的片断记载是不少的。在这两个时期汉文撰述以外用少数民族文字的有关撰述究竟还有些什么这还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
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史撰述的表述还是以按地区记述作为主要形式之一或记一个地区的一些民族或记述一个地区的主要民族而兼及其他民族。这还是《史记》以来的传统。其次是以记少数民族政权为主再及其他有关的史事如《十六国春秋》、《魏书》、《辽史》、《金史》等。再次是以时间为主的编年体如《资治通鉴》记少数民族史事。这种体裁的好处是可以按着时间的展看出同一时期不同民族的情况;缺点是这种流水账式的纪事方式难于使人得到要领。再其次是以事为主的纪事本末体如《资治通鉴纪事本末》记民族史事。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史撰述的表述形式比起前代要丰富一些。
这两个历史时期民族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于某些人很容易滋长其民族歧视的情绪对又一些人也可以开阔其在民族问题上的视野。前者可以江统的《徙戎论》为代表他在晋惠帝时反对羌氐在内地居住主张把他们迁出去。他说:“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舄卤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锺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翫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见、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1羌氐一类问题究竟应当如何解决以及能否解决得好不是这里要研究的问题。我们注意的是江统的思想。他那种不愿羌氐居于沃土不愿这些民族自身的展不愿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他们的思想在晋以后地主阶级学者中是相当普遍存在的。
唐太宗在民族问题上态度是开明的。他曾说:“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1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2太宗以后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和杜佑在民族问题上都是很有见识的。刘知几在所著《史通·称谓》中在论到晋人对十六国的态度时说:“续以金行版荡、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晋世臣子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这是刘知几从历史家应有的忠于史实的立场来立论的在当时这是进步的思想。在刘知几以前唐初所修《隋书·经籍志》说:“自晋永嘉之乱皇纲1《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1《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十二月;《唐会要》卷九四北突厥。2《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
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朝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隋书·经籍志》虽有对十六国的某些国家“假名窃号”的批评但承认他们有“君臣忠义之节”和“经国字民之务”这是以相当公平的态度待人跟刘知几对待戎羯的态度不尽相同而大致接近。
杜佑在《通典·边防总序》中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差距是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而造成的。有些鄙风弊俗汉人和少数民族原来都有。后来汉人把它们丢掉了而少数民族却没有能加以变革因而民族间的差距就出现了。把杜佑的这个观点用现在的话提高了说这种民族间的差距是由于所处社会展阶段之不同。当然杜佑的看法是很朴素的而在当时却很难得。上引刘知几的看法是关于历史家治史的态度问题。杜佑的看法是直接关系到社会历史的本身。但对于同样的鄙风陋俗为什么有的民族已经加以改变有的民族却不能改变呢?杜佑没有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
杜佑反对对少数民族的武力征服他从历史上列举这类活动的危害说:历代观兵黩武讨伐戎夷爰自嬴秦祸患代有。始皇恃百胜之兵威既平六国终以事胡为弊。汉武资文景之积蓄务恢封略天下危若缀旒。王莽获元始之全实志灭匈奴海内遂至溃叛。隋炀帝承开皇之殷盛三驾辽左万姓怨苦而亡。夫持盈固难知足非易。唯后汉光武深达理源。建武三十年人康俗阜。臧宫、马武请殄匈奴。帝报曰:“舍近而图远劳而无功;舍远而谋近逸而有终。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于戏!持盈知足岂特治身之本亦乃治国之要道欤!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字内谧如。边将邀宠竞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戎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恒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耶。
他强调说:“前事之元龟足为殷监者矣。”但他也只是从大唐政权的利害来说还不是从少数民族的利害来考虑的。这是由于杜佑之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仅就上述观点而论杜佑是继承了司马迁而论列了更多的事例是更有说服力的。
宋元之际胡三省以毕生精力注《资治通鉴》往往因解说史事流露出他的民族情绪《通鉴》卷一百六十四:“梁武帝天监六年韦叡救锺离大败魏军于邵阳洲。”胡三省注:“此确斗也。两军营垒相逼旦暮接战勇而无刚者不能支久。韦叡于此是难能也。比年襄阳之守使诸将连营而前如韦叡之略城犹可全不至误国矣。呜呼痛哉!”又卷二百八十五开运三年:“契丹入汴帝与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学士范质草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太后亦上表称‘新妇李氏妾’。张彦泽迁帝于开封府顷刻不得留宫中恸哭。帝与太后、皇后乘肩舆宫人宦者十余人步从见者流涕。”胡三省注:“臣妾之辱惟晋宋为然呜呼痛哉!。。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胡三省的这些注1实质上表述了他对当时民族屈辱的沉痛感情。这种感情是正当的与一般的狭隘民族情感是不同的。
民族史撰述和地方志、纪事本末的展1参看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感慨篇》。
明清时期的民族史撰述跟地方志和纪事本末的展有密切的关系。
《汉书·地理志》和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都著录了一些道其中有甸氐道、刚氐道狄道、羌道、僰道、蒲氐道。道是县一级的行政区划其职责是“主蛮夷”。象甸氐道等地方就是氐、羌、僰族等民族聚居的地方。另外《汉志》和《续汉志》还著录有夜郎、临羌、大夏、旄牛等地方虽未称道大概也是民族地方。地志中著录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可能就是从两汉书开始的。后来的纪传体史书有地志者多循此例著录也都没有作出具体说明。常璩《华阳国志》、樊绰《蛮书》对西南民族的记载为学者所重而内容和体例都不同于一般的地方志且后继者也甚不易得。宋元时期地方志的修撰数量渐多明清时期更趋繁盛。明修甘肃、宁夏、四川、云南、贵州、湖广、广西等省地志现存者约八十余种其间有不少民族史料可供检寻。明田汝城著《炎檄纪闻》是关于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民族史事的重要著述。作者在论及民族纠纷时说这些纠纷“皆起于抚绥缺状赏罚无章不肖者以墨守败绩贤者以避嫌徼名。二事殊情而同弊卒致干戈相寻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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