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269部分

　　　　如何招贤？王符想的先还是“礼贤下士”的老办法。他要求君主“以谦下士”（《本政》）。不能“慢贱信贵”而当“敬纳卑贱以诱贤”“赏鄙以招贤”（《明暗》）。判定贤鄙不按出身贵贱、官位高低；而视品质材行以“恕”、“平”、“恭”、“守”（《交际》）四者为标准去衡量即认为品行端方、敬贤尊长、守信仗义、表里一致的人才是真正的贤者才可选用。

　　　　王符还认为贤与不贤不是以主观断言而是“毁誉必参于效验”（《交际》）即要以考绩来检验。所写《考绩》篇专论这个问题。他说：“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按考功之虚实就可鉴别官吏之贤奸还可以促进政治。考核官吏要求“各居其职以责其效”即从实际出观察名实是否相符。

　　　　论边事王符生于西北地区身遭羌乱故对东汉皇朝事羌问题特别注意多有论述。

　　　　羌乱是东汉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危害不浅影响很大；东汉皇朝处理羌乱多有不妥有些值得注意的历史教训。王符于东汉安帝初年羌乱生不久就于永和和元初几年间写下了《劝将》、《救边》、《边议》、《实边》等篇文字对羌乱和事羌问题表议论。他指出了羌乱的严重性：“羌虏背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里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救边》）

　　　　执政者对如此严重问题不仅贪生怕死缺乏良策而且趁火打劫民难之财。守边的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便身利己”。州郡的官吏趁机生事“搜索剽夺”使得百姓苦痛遭殃“甚于逢虏”（《实边》）。朝廷的权臣不明边事“陶陶闲澹卧委天职”（《救边》）当官享禄而抱观望态度。甚至有人提出“不当动兵”、“边不可守”之议主张边民内迁弃地苟安。

　　　　王符对此深感不安主张积极事边。他批驳了“捐弃凉州却保三辅”

　　　　（《救边》）“不当救助且待天时”“费烦不可”（《边议》）等谬论强调事边的重要性认为“无边亡国”（《救边》）一定要及时救边不能算小账而不顾大计。“今但知爱见薄之钱谷而不知未见之待民先也；知徭役之难动而不知中国之待边宁也。”（《边议》）他认为边民怀本土民心思安宁存在安边的有利条件故谓“战守之策不可不早定”（《救边》）。

　　　　对于民难国危王符主张积极实边的政策。他认为土地乃“民之本”“不可久荒以开敌心”（《实边》）有了土地“百姓可富”（《劝将》）“土地、人民必相称”（同上）。故强调边地不可弃要让百姓在边地从事生产才可望安宁。同时他还主张对于“耕边入谷”的人应当拜爵赐禄以奖励实边有贡献者还说这是“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实边》）。

　　　　不迷信东汉时期神学谶纬迷信盛行但同时无神论思想也有很大展王符继承和展了后者。

　　　　王符是个元气一元论者。他说元气历久“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本训》）。天地间万物万象包括“鬼神人民”、“变异吉凶”“何非气然”？这可谓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非“天人感应”论的货色。

　　　　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王符说“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驭驰马、蓬车擢舟船矣。虽为所覆载然亦在我何所之可。”（《本训》）这强调的是人的能动性事在人为。而且强调人生的贵贱贫富不取决于天地鬼神“天地所不能贵贱鬼神所不能贪富”（《相列》）一切都在人为。

　　　　对于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灾祥奖惩之说王符是不轻信的。他认为宇宙间万象变化“莫不气之所为”（《本训》）并不是什么祥瑞符志和灾异谴告。

　　　　王符对于卜筮、占梦、相术也持不轻信或反对的态度。他警告人们不要惑于卜筮不要“为巫所欺误”并说：“圣人不烦卜筮敬鬼神而远之。”（《卜列》）他劝告人们不要相信迷迷糊糊的梦境“不专信以断事”（《梦列》）。对于相术他说“能期其所极不能使之必至。”（《相列》）意思是说相术可以根据某种迹象推测一定的后果但决不能据以达到肯定性的目的。王符认为“吉凶之应与行相须。”（《叙录》）就是说人的吉凶祸福是由人的客观条件和主观行为所决定的。

　　　　王符既不迷信鬼神也就对厚葬崇丧不感兴趣甚至批判“生不极养死乃崇丧”的坏风气。他指出一些富贵豪家大办丧事“此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拢伤害吏民”（《浮侈》）。他认为这种浮侈的风气于国于民都极为不利。

　　　　论正学王符非常重视“正学”（即教育）问题。强调以“正学”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

　　　　在《务本》篇里王符把正学与富民作为治道的两大问题。他说：“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显然他是把正学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认为只有重视和办好教育民众才能走正道国家才兴旺达。

　　　　于此我们还悟到王符为什么把《赞学》篇置于《潜夫论》位的用心。《赞学》篇开宗明义：“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师风后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则人不可以不就师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就是说人在天地间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有道德知识而智义的获得和修养就在于求学问、受教育；人不是生而知之者要靠学习才能增长知识和才干；我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一些先圣先哲都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就师求学才智博德硕的故强调所有的人都要求学受教。

　　　　关于教学的内容王符强调的是《六经》。他说：“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教之以明师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赞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

　　　　王符认为人只要从师就学就一定“聪明无蔽心智无滞”就能有“聪达之明德义之理”。他还断言：“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矣。”（以上均见《赞学》）

　　　　王符的政论与社会史论的内容较为丰富这里仅略述数端其它从略。

　　　　他的思想自然有历史局限性或近乎浅；但论旨明进步性和历史意义是很显然的。

　　　　第三节崔寔做官为民崔寔（？—约17o）字子真又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少时沉静喜好典籍。出身官宦世家有学术传统修养。

　　　　其祖父崔寔是东汉著名的学者为人正直曾规谏窦宪“擅权骄恣”。其父崔瑗锐志好学能传其父业善于文辞有名于世。他为汲县令时“为人开稻田数百顷”“百姓歌之”。临终嘱咐儿子崔寔：“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归精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臧（藏）形骸勿归乡里。其寔赠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1可见他颇有唯物主义思想和精神。其父去世崔寔遵照父亲遗嘱留葬洛阳隐居于墓侧。服丧毕三公并辟皆不就。

　　　　桓帝初年崔寔由郡推举征诣公车因病未对策除为郎。经羊傅、何豹的推荐崔寔拜为议郎迁大将军梁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任史职著作东观。

　　　　后出京任五原太守。五原郡地处西北天气寒冷土地宜植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崔寔到任后拨出一些钱支持和教导百姓种麻、纺绩使民有衣可穿“得以免寒苦”。其母刘氏博览书传颇有淑德对崔寔“常训以临民之政”。崔寔有政绩与其母的教训有关。这时西北地区生民族纠纷和矛盾崔寔练兵马严烽候积极防御遂得以安定。

　　　　后崔寔因病征召还京拜为议郎又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冀因罪被诛崔寔因是其故吏而被免了官禁锢了几年。

　　　　这时鲜卑多次犯边崔寔经司空黄琼推荐出任辽东太守。适值其母病故请求归葬行丧。服丧后召拜尚书。他因世道混乱称疾不办事数月免归。所撰《政论》据“仆前为五原太守及今辽东耕犁”云云可以推断大约写于为辽东太守及其后一段时期但也不排除此前写有部分文字的可能。

　　　　崔寔一生清素。其父去世时变卖田宅为起坟墓立碑颂因此“资产竭尽”“穷困”乃以酿酒贩卖为业。时人多以此讥笑之。但崔寔为此职业只是为了生活需要“取足而已不致盈余”。做官后“愈贫薄”。病死时“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殓）”受人资助才得以办完丧事。崔寔于建宁年间病卒。所著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另有《四民月令》留存部分内容。

　　　　论政尚法崔寔的《政论》全书已佚一部分文字节存于《后汉书·崔寔传》及《群书治要》等清人严可均收辑残文断片于《全后汉文》。

　　　　他身经乱世置身政局对于世道官风颇有体会和认识。他指出当时有1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崔寔传》及《政论》。

　　　　1均见《后汉书·崔骃崔瑗传》。

　　　　“三患”：一是奢侈。手工业者制造奢侈品商贾贩卖之民众被诱而买之于是奢侈成风。二是上下匮乏。奢侈风气所及民多贱视正业而奔竞淫侈误了粮食生产奸盗增多仓廪空而囹圄实“上下俱匮无以相济”。三是犯法者众多。富豪者养生送死大讲排场极事铺张“在位者则犯王法以聚敛愚民则冒罪戮以为健”。

　　　　“三患”何以严重？崔寔认为主要的问题光是君主昏暗不明。他说：“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寔不自睹。”昏君表现不一“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然结果是一样“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难免生患难和危乱。

　　　　其次是官风不正。崔寔对此有些揭露。他指出：“今官之接民甚多违理。”征用民众劳力“更不与直（值）”即不给适当的报酬。百姓上诉“终不见省”即不予理睬。或过几年才给一点欠款也是大打了折扣；或是给一些陈旧废弃之物百姓得到也不好使用。“是以百姓创艾咸以官为忌讳遁逃鼠窜莫肯应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势心苟不乐则器械行沽虚费财用不周于事。”意思是百姓见官惧怕而逃走如果被捕强迫劳动也不为其好好干活造物让其享用。官吏“上为下效”败坏风气“俗易于欺狱讼繁多民好残伪”。这样有害无利都是由于官吏“不明为国之体苟割胫以肥头不知胫弱亦将颠仆也。”这就是“聚敛之臣”、“贪人败类”所造成的恶果。他又指出：“贪饕之吏竞约其财用狡猾之工复盗窃之至以麻饕被弓弩米粥杂漆烧铠铁淬醯中令脆易治铠孔又褊小不足容人刀牟（矛）悉钝。”就是说有些负责监管制造兵革的官吏偷工减料加以盗窃从中大捞一把而制品质量低劣不堪使用。这样“铠则不坚弩则不劲”“兵钝甲软不可依怙”国家不仅遭受财力人力的耗损而且有损武备能力。

　　　　他还指出现在大小官吏不思尽心职守而“各竞摘微短吹毛求疵重察深诋以中伤贞良’。他们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以致坏官不臭良吏被害。而君主又不了解下情用人不当“是以残猛之人遂奋其毒；仁贤之士劫俗为虐”。凶残者更为毒辣仁贤者也受影响而变坏。于是被害的百姓“嗷嗷之怨咎归于上”甚至“仇满天下”。

　　　　崔寔认为面对政敝风坏必须改革。他说君主御世譬诸“乘弊车”破车载不了人或物“当求巧工使辑治之”改旧为新“新新不已用之无穷”。如果不加修理而乘用之便有“摧拉捌裂”的危险。他认为如今“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而思中兴。必须想出济时拯世之术“中兴之主亦匡时失”。

　　　　如何匡时之失？崔寔认为先要总结西汉为政得失的经验教训不必纯法远古。他说：“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汉宣帝“严刑峻法”天下治安；汉元帝“多行宽政”终于致衰。“政道得失于斯可监（鉴）”。这里强调的是“严”。关键是要懂得“与世推移”的道理。他进一步论道：“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治理乱世只有尚严用刑罚才能奏效。“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