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268部分

　　　　百姓“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处于秩序初建的稳定阶段即使是无德、无能的昏庸君主也可作威作福而不至于有倾覆的危险。

　　　　第三阶段：运徙势去天下大乱。“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统治者骄奢淫逸罪恶多端使生灵涂炭祸乱并起自身的威权也就随之丧失。

　　　　历史的治乱过程从争夺权势开始经继体之君凭借威权进行统治到滥用权势导致败亡这样循环往复进行。这个趋势是由人们行为决定的一旦形成又非人力所能挽回。“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这就是他的结论。把君主专制作为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他历史眼光敏锐之处。指出“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的客观趋势显示出他历史思考的深度。用人文主义的历史治乱说同三统循环的神意史观相对抗更表现出他历史观的珍贵价值。但满目疮痍的动乱现实、地主阶级的立场和时代的局限限制了他的眼界。把历史治乱看作周而复始的过程落入了历史循环论的窠臼。“乱世长而化世短”的基本估计和“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的历史结论虽然具有揭露封建统治反动本质的思想意义却是违背历史规律的主观臆断。他对社会似乎已完全绝望“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他感到世事茫茫苦海无边看不到社会的出路在哪里看不到历史展的光明前景。这种悲观主义的历史怀疑论是消极无益的。

　　　　政治批判思想仲长统的思想是矛盾的。他既有世脱俗、寄情山水的精神追求又时时为经济残破、战乱不息、民众流离的悲惨世界而感愤叹息；他既有社会危乱、无法救活的悲叹又不放弃对匡世济民良策的寻求。

　　　　仲长统对东汉黑暗的社会现实作了深刻观察揭示了造成国家衰败、社会残破的原因。他的批判笔触先指向以帝王为中心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奢淫无度。他指斥帝王“今为宫室者崇台数十层长阶十百仞延袤临浮云上树九大旗珠玉翡翠以为饰连帏为城搆帐为宫起台榭则高数十百尺1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八九。

　　　　壁带加珠玉之物木土被绨锦之饰。”1对于恶性展的豪强大地主势力他进行了抨击：“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他们运用诈力聚敛财富作威作福不要说广大劳动人民被他们敲骨吸髓在死亡线上挣扎就是“清洁之士”也“徒自苦于茨棘之间”。社会分配的不公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这抓住了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

　　　　他认为东汉政权的颓靡不振与外戚、宦官势力的膨胀是分不开的。他阐述外戚专权的危害：“汉兴以来皆引母党为上将谓之辅政而所赖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乱者甚众。”又说：“东汉桓、灵之世宦官跋扈前后五十余年天下亦何缘得不破坏耶？”

　　　　他认为豪强势力膨胀的根本原因是“分田无限使之然也”土地私有自由兼并造成了经济秩序的混乱。改变的办法就是实行“井田”法。土地公有使民财均匀是走向太平治世的根本措施。如果一时不能恢复井田制也要采取变通措施“限夫田以断并兼”。即使是“土广民稀中地未垦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绝不能任人自取。

　　　　为了防止外戚、宦官擅权他主张逐层选拔人才充实到各级政府和政府的各个部门“使通治乱之大体者总纲纪以为辅佐；知稼穑之艰难者亲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于外戚之家权不入于宦竖之门。下无侵民之吏京师无佞邪之臣。”1他还主张选任称职的丞相总领朝政或给三公以重权削夺外戚、宦官权力。这在当时是很切实的救弊措施。

　　　　仲长统十分重视德教与刑罚的关系问题阐述：“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2在以德教为主的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十六条政务原则：“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绝烦暴。”他认为以此十六条作为“政务”操之有常课之有限坚持下去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另外仲长统的人生观是迷惘、矛盾的。一方面他主张以儒家学说指导为人处世。在事亲、敬君、交友方面都要尽心诚意既要孜孜不倦内省诸已又要对尊长、朋友负责勇于纠正他人的过失。他轻视天下士人的“三俗”、“三可贱”、“三奸”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交游趋富贵之门二俗；畏服不接于贵尊三俗。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详不言一也；窃他人之记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三也。”3要求士人达到儒家标准。

　　　　1《全后汉文》卷八九。

　　　　1《全后汉文》卷八九。

　　　　2《全后汉文》卷八九。

　　　　3《全后汉文》卷八九。

　　　　另方面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的人生信念生了动摇。理想的破灭导致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他声称要：“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他甚至要消极避世在老庄哲学中求得解脱。在《乐志论》中他抒了放浪形骸：“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寻求自身越的心绪。在他身上折射出两汉儒学向魏晋玄学的过渡。他本人也成为魏晋名士的先驱。

　　　　第二节王符隐居著书王符东汉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南）人。生卒年月不详主要生活于二世纪前中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学者友好。安定俗鄙妾生之子而王符没有外家故被乡人贱视。自东汉中期以来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士人大多到处求官谋职当权者更相荐引而王符独耿介不同于俗因此不得升进。思想上积愤乃隐居著书三十六篇（分十卷）不愿显露其名而称《潜夫论》。

　　　　《潜夫论》是一部政论与社会史论著作。王符面对东汉衰世重重的社会矛盾怀抱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他尖锐地指出东汉政治腐败经济凋弊民生苦难风气不正。他说仁人君子“夙夜箴规蹇蹇匪懈”“忧君之危亡哀民之乱离”。推其仁义之心爱君“犹父母”爱民“犹子弟”。“父母将临颠陨之患、子弟将有陷溺之祸者岂能墨（读‘默’）乎哉！”他大声疾呼：“一国尽乱无有安身。”“有亲者忧将深。”他认为东汉社会的政治、边事、风习、教育等都必须改良才能挽救危亡。论富民王符于《潜夫论·务本》篇中明确地提出“为国者以富民为本”的观点。

　　　　民本思想在儒家学说中早已有之；富民思想在《论语》、《管子》、《史记》、《汉书》里有明确的阐说故这不是王符所独创；但王符“以富民为本”的思想却有其独到之处。《务本》篇开宗明义：“凡为治之本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这显然是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富民思想。

　　　　为何要以富民为本？王符于《本政》篇说：“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民以君为统君政善则民和治君政恶则民冤乱。”于《遏利》篇说：“帝以天为治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里谈了个天人关系的理论问题。汉代学者好谈天人关系王符也是如此。天人之际各说不一这里且不细究。考察王符的天人思想显然是以人为主人则以民为主政则以富民为本只有民心安乐才顺天心才万事大吉；否则相反。这是对“民贵君轻”思想的继承和展。

　　　　如何富民？王符于《务本》篇指出：“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本末之说早已有之。先秦秦汉间所言重本轻末一般说来就是重农抑商。这个思想形成了传统影响后世几达二千年。其实重农抑商仅仅是为保持自然经济使农民附著于土地以利于稳固封建统治而对进一步展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是不利的。司马迁早已觉察到这一点虽1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王符传》及《潜夫论》。凡引上传文字不另作注凡引《潜夫论》文字只夹注篇名。

　　　　然他也使用本末之说但他在《史记·货殖列传》所论是重农而不抑商。这是独具慧眼的。王符的本末之说也是卓异不凡的。他不承袭重农抑商的观点而把农、工、商都视为治生之正道强调以农桑、致用、通货为本以游业、巧饰、鬻奇为末；并断言守本离末则民富否则相反。这比司马迁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他观察世事觉得“治本者少浮食者众”（《浮侈》）以巧饰取宠以鬻奇致富这样岂不导致民生凋敝社会衰乱故才产生上述思想和治世之策。

　　　　富民必须使民安心勤事生产。但在社会动乱、劳役繁重、刑罚扰民的情况下百姓难以正常从事生产则富民就难以指望。因此王符认为：“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日力不暇谷何由盛。公卿师尹卒劳百姓轻夺民时诚可愤诤。”故他写了《爱日》篇专论爱惜民时的问题。他说：“国之所以为国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就是说“日力”（即从事生产的时间）是百姓从事生产的基本要素；没有“日力”就不可能从事生产也就不可能富民富国。他接着说：“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意思是政治清明而恤民百姓安闲而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生产；政治混乱而扰民百姓困扰就不可能安心致力于生产。他认为日力“乃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为政者当务省役“为民爱日”。就是要“敬授民时”不可“烦民”。他指出“今则不然万官挠民”百姓困扰而“废农桑”。故他在《爱日》篇末大声疾呼：“今民力不暇谷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嗟哉可不思乎！”（以上引文均见《爱日》）

　　　　论求贤王符于《潜夫论·实贡》篇提出：“国以贤兴以谄衰。”就是说国家的兴衰在于所用的人之贤或奸。

　　　　东汉选士用人多注意世族而忽视寒士；或誉不以实营私舞弊；仕途要津多信用外戚、宦官而排挤正直贤能之人。官场往往鱼目混珠清浊混流甚至奸佞得势贤能贬黜或禁锢。王符对此甚为不满曾指出：“非今世之无贤也乃贤者废锢而不得达于圣王之朝尔！”（《实贡》）

　　　　王符觉得当时选士“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考绩》）的情况相当严重。原因何在？他认为有几种毛病存在：或有“以族举德”（《考绩》）即以世族门第取人。对此他是反对的曾指出：“人之善恶不必世族。”（《论荣》）意思是人的善恶不是由家庭出身所决定。对于“虚造空美”、“虚张高誉”（《实贡》）他也表示反对主张按“质干”、“材行”取士。对于“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考绩》）他更是反对。同时他还尖锐地指出一些官吏“终无进贤嫉恶”（同上）之语任凭歪风邪气盛行只图个人尸位素餐。他主张各级官吏都应重视选任贤能的问题只要切实做到“重选举”、“审名实”、“取赏罚”就可以“获多士”（同上）使得贤才济济。

　　　　王符对于外戚、宦官窃权欺侮贤能之士特别气愤。他说：“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宠以骄士藉亢龙之势以陵贤。”（《本政》）他还指出贵宠之臣往往“援私人进奸党”（同上）即结党为奸。这些人排挤忠贤“谗妒群吠啮贤”使得忠直贤能之士多灾多难“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贤难》）。对此王符深为慨叹“人君内秉伐贤之斧权噬贤之狗而外招贤欲其至也不亦悲乎！”（《潜叹》）君主表面招贤实际养狗咬贤贤人怎能受到重用呢！

　　　　如何招贤？王符想的先还是“礼贤下士”的老办法。他要求君主“以谦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