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则生谴告之言矣上天之心在圣人之胸及其谴告在圣人之口。”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无神论思想鬼神之说是儒家祖先崇拜的立脚点是古代较为普遍的世俗迷信。王充针锋相对地提出“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的无鬼论主张。
王充先从形神关系上对无鬼论加以论证：“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强调“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王充从物质决定精神的哲学观念入手否定鬼的存在。这为后来范缜的神灭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对于无鬼说他还做了一个风趣、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从古以来死者亿万“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加人死辄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见鬼宜见数百千万满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见一两人也。”
王充用生理和心理的原因说明鬼神怪念的产生：“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则优惧忧惧则鬼出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所谓鬼不过是人们由于疾病、畏惧而产生的一种幻觉而已。这个说明很接近客观实际。
王充还把无鬼论引入薄葬说批判了儒家的厚葬。他指出只有“明死人无知”才能定“厚葬无益”1。王充克服儒、墨两家学说的片面性把薄葬主张与无鬼论结合起来使这一主张立足于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之上。王充用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的朴素辩证思想否定了成仙得道、长生不死等迷信。他推论道：“有血脉之类无有不生生无不死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因而“诸学仙术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这对于沉迷此道的封建帝王及众多信男信女无异当头棒喝！
当时各种迷信禁忌之说盛行举凡盖房迁居、丧葬嫁娶、沐浴裁衣等等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情都要择良日卜吉凶唯恐得罪鬼神触犯忌讳招来祸患。王充在《论衡》中专门写了《四讳》、《■时》、《讥日》、《辩祟》、《难岁》、《诘术》、《解除》、《卜筮》等篇章一一对世俗迷信的各种说法作了批驳。如说“或有所犯抵触县官罹丽刑法不曰过所致而曰家有负。居处不慎饮食过节不曰失调和而曰徙触时。死者累属葬棺至十不曰气相污而曰葬日凶。有事归之有犯无为归之所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祷先祖寝祸遣殃。疾病不请医更患不修行动归于祸名曰触祸”实在是舍本求末的行为是“用知浅略原事不实俗人之材也”。这是非常清醒的药石之言不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有指点迷津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王充对卜筮迷信也有所批判。他认为人世间的祸福吉凶决定于人事也决定于时命唯独不决定于鬼神。他说：“行尧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灾消灭虽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纣之行海内扰乱百祸并起虽日逐疫疫鬼犹来夫论解除解除无益；论祭祀祭祀无补；论巫祝巫祝无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这是可贵的见解。
为什么会产生诸多忌讳迷信之说呢？他认为：一是统治者神道设教“明与鬼神同意共指欲令众下信用不疑”；二是人们对于吉凶祸福产生种种错觉把许多巧合事件作为吉凶的根据；三是搞迷信者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积祸以惊不慎列福以勉畏时”是在“惊惑愚暗渔富偷贫”。所以说“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
实知的认识论思想对于知识来源问题王充否认生而知之的观点。他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基础知识源于后天的学习。他申明：“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用认识论划清了与先验论的界限。
对于儒者论圣人“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离奇妄语在《实知》里用孔子不能先知先觉的十六件事实加以诘难。如“匡人之围孔子孔子如审先知当早易道以违其害。不知而触之故遇其患。”又如“子入太庙每事问”如果真的生而知之又何劳询问呢？
王充还强调实践对于知识技能的决定作用：“齐都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尝见巧女未尝为异事诡手暂为卒睹显露易为者犹愦愦焉。方今论事不谓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尝过而曰知不达失其实也。”这是把实践纳入认识论的高见。
王充还强调感觉经验的可贵也看到了直观感觉的局限性因而提出要想得到正确的知识还必须经过一个“揆端推类”、“以心原物”的逻辑推理和思维判断过程。他说：“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推断是非“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这把古代唯物主义认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
王充在认识论中提出的“效验”就是用事实来检验言论的当否。他认为：“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终）不见信。”这个观念的提出提高了王充辨别是非的水平也增强了王充论定是非的能力。王充用“以心原物”和“效验”的方法对儒家经传虚妄失实之处提出质询和攻讦。
王充认为古书传说中的尧、舜、禹、汤、文、武之治都经过了增饰与放大。他在《语增》、《儒增》、《艺增》等篇章中列举出很多经传及传说中美化上古之世的实例加以反驳。比如：儒书里面“称尧、舜之德至优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遗在成、康刑错不用四十余年”；可是又写有尧、舜、文、武、成、康用兵征伐之事。尧、舜、成王既然大动干戈四出征伐怎么可能“一人不刑”“刑错不用四十余年”呢？另外所谓“武王伐纣兵不血刃”“尧舜之俭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等等说法他都认为是在夸大其词。他正确地阐明这些说法的本意是要褒美先王但是“为言不益则美不足称；为文不渥则事不足褒”夸张、虚美是起不到预期宣传效果的。
王充在批判“好褒古而毁今少所见而多所闻”的尊古卑今之论时表述了今胜于古的历史展观点。他把周与汉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夫实德化则周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于周度土境则周狭于汉汉何以不如周？”理直气壮地声言当今胜于三代盛世。
王充很少偶像崇拜。为了求真求实他把质询的矛头指向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在《问孔》中他揭示出孔子学说中的多处矛盾。
王充自己对《论衡》的写作旨意做了明确说明：“《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求真求实是王充理论学说的根本出点是《论衡》一书的灵魂。
王充思想局限和内在矛盾王充的进步思想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也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和十分明显的内在矛盾。
王充在《论衡》中用《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等篇章颂扬汉朝的历史功绩这对于战胜复古倒退思潮推进社会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其“宣汉”用意真诚无可怀疑；所谓“宣汉非出本心”的说法是一种误解。但是王充宣汉很少使用历史的方法却把瑞应说当作最得力的武器。这就产生了他思想中的一个矛盾——反对感应论与宣扬瑞应说对瑞应说时而赞同时而反对的矛盾。在《恢国》中甚至重弹“高祖母妊之时蛟龙在上梦与神遇”的滥调。
王充用元气自然论批驳了神学目的论。但在人的穷通祸福和社会的治乱兴衰上由于他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懂得在社会本身寻找原因只好拾起命定论武器说人“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这种命是在娘胎里就决定了的人们对此根本无能为力：“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由个人的命定推而广之他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系于时数：“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教之行废国之安危皆在命时非人力也。”这个论断的要害是除了命或时数之外人事与社会因素都与国家治乱安危无关。甚至还说：“国之危殆灾害系于上天。”从中我们看到他从依违于循环论和天命论之间最终滑向天意史观的轨迹。这造成了他思想中另一个重大矛盾。即在命运面前无所作为的悲观思想在从畏天、戡天到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进程中它是一个严重的历史倒退。这是王充思想中的最大弱点。
王充在否定有鬼论的同时主张有妖说这妖怪到处存在：“天地之间妖怪非一言有妖声有妖文有妖。或妖气象人之形或人含气为妖。象人之形诸所见鬼是也；人含气为妖巫之类是也。”承认妖的存在是王充向迷信妥协的表现这同承认人死为鬼在实质上并无二致。因此有妖论成为王充思想的一大芜累。
承认王充思想中的缺陷与矛盾不论是源于他所处时代科学与思维的不达；是源于他阶级地位的限制；还是源于他稍嫌严重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都不能因此而否定他贡献出那么多至今还闪耀着真理光芒的思想瑰宝。
第三节蔡邕1蔡邕家世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县（今河南杞县西南）人。六世祖蔡勋好黄老汉平帝时为郿县令。王莽篡汉拜蔡勋为厌戎连率（陇西郡守）。蔡勋面对印绶仰天叹道：“吾策名汉室死归其正。”祖父蔡携字叔业汉顺帝时“以司空高弟迁新蔡长”。父蔡棱字伯直“处俗孤党不协于时垂翼华人爵不升”。行为清白谥曰：“贞定公”。
蔡邕笃孝。母尚滞病三年他侍母“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里“高其义”。
政治活动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o年）蔡邕步入仕途先在司徒桥玄府干事受到桥玄的器重出补河平长。不久召拜为郎中校书于东观进而迁为议郎。
先是朝议认为“州郡相党人情比周”规定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互相监临。到了这时又制订了“三互法”规定诸州郡行政长官不仅不能任用本籍之人而且两州人士及婚姻之家也不能交互任官。其目的是防止官吏来互相勾结庇护。但“禁忌转密选用艰难”致使幽、冀两州欠缺不补。所以蔡邕上书皇帝指出幽、冀两州官职欠缺不补耽误了政事就是因避“三互法”。他建议赶快突破禁令选用人才安置诸州刺史。结果他的建议如石沉大海。
灵帝时天灾连年不断雷霆、疾风、地震、陨雹、蝗灾等往往数害并加之鲜卑不时侵扰百姓赋役加重。熹平六年（公元177年）七月灵帝制书“引咎”要求群臣各陈政要及当务之急。
蔡邕上书陈述七事。第一行祭“宜如旧典”。他说：郊祭“五帝”是为了“导致神气祈福丰年”；庙祭祖宗是为了“追往孝敬”。这些都是帝王的“大业”应当排除一切禁忌按故典行祭。第二广开言路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他认为国之将兴能听到至言从而“内知己政外见民情”。第三广求贤才“以劝忠謇”“博开政路”。第四督察贤奸。应当恢复朝廷遣使的办法“纠举非法”同时“更选忠清平章赏罚”。对官吏要进行年终考核处分优劣“使吏知奉公之福营私之祸”。第五以经术取士。不能以“书画辞赋”的“小能小善”取士而要取“通经释义”的人才。第六考察治民的长史。应“以惠利为绩日月为劳”。以政绩的优劣定赏罚升黜。第七慎选太子官属。他指出前以宣陵孝子为太子舍人须知今虚伪小人“假名称孝”应当“搜选令德”。
蔡邕所陈七事大多与官吏制度有关。他认为天灾人祸与官吏良莠有密切关系；而解决的办法只有革除吏制的弊端惩治不法官吏选择贤良任用。
1本节主要依据《后汉书·蔡邕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蔡邕的奏疏送了上去灵帝采纳了部分建议如亲自迎气于北郊行辟雍之礼令宣陵孝子为太子舍人者一律改为丞尉以及置鸿都门学等。但是对于涉及吏制弊端的问题灵帝并未触动因此问题依然如故。
当时灾异多次出现吏民惊忧。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七月诏蔡邕与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bsp；等人引入崇德殿使宦官曹节、王甫询问灾异产生的原因以及清解的办法。蔡邕认真作了回答。皇帝又特诏要他不必顾虑“指陈政要”封好上奏。蔡邕说天对于汉朝非常关怀“故屡出妖变以当谴责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现在生灾害主要原因在“寺署”（指宦官）这是老天给予的监戒。还有一些灾异是“妇人干政”、“小人在位”的“天戒”。对付的办法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