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耳”。他认为明智之士不会相信长生不死的谎言只有愚昧者才迷信之“明者知其难求故不以自劳”徒劳是无益的。
桓谭的形神论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了精神可以脱离形体单独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其反对方士的长生说带有反对一般宗教迷信的意义对稍后的王充有很大的影响。尽管其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
坚持己说而终桓谭上书指出皇帝听纳谶记是错误光武帝看了很不高兴。
中元元年（公元56年）东汉皇朝“初起”灵台1。当时的灵台是观察天象的地方。光武帝迷信天命对于建筑灵台十分重视事先诏令群臣会议灵台建造在什么地方并对桓谭说：“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沉默了一会儿说：“臣不读谶。”意思是我对谶不感兴趣。光武帝追问他什么原故。桓谭又极言谶之“非经”不是正道而是迷信把戏。光武帝大怒1《新论·谴非》。
1参考《后汉书·光武纪》下。
指责桓谭“非圣无法”当即下令将桓谭迁出为六安郡丞。
桓谭受此打击内心“忽忽不乐”忧郁成疾在赴任的路上逝世大约死于初起灵台的中元元年终年七十余岁。
所著《新论》言“当时行事”二十九篇。李贤注《后汉书·桓谭传》列举其篇名有《本造》、《王霸》、《求辅》、《言体》、《见徵》、《谴非》、《启寤》、《祛蔽》、《正经》、《识通》、《离事》、《道赋》、《辨惑》、《述策》、《闵友》、《琴道》等。除了《本造》、《述策》、《闵友》、《琴道》各一篇外其余均分上下篇。其中《琴道》篇由班固续成。《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七卷宋时亡佚。今有清人孙冯翼、严可均两种辑本。他还写有“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
桓谭的论著很受时人和后世学者重视。稍晚的王充很推许《新论》他说：桓谭作《新论》“论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1。这个评语是很高的。范晔写《后汉书》提到桓谭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与杜林、郑兴、陈元等人“俱为学者所宗”2。对于他坚持反对谶纬迷信的态度而遭受打击以至“流亡”的命运不胜感叹一者说“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3再者说“桓谭以不善谶流亡”4对于他坚持明智的学术观点深表赞赏对于他被害至死无限同情可谓对桓谭为人为学恰当而公允的总结。
桓谭治学求知求实追求真理不唯命是从不怕打击迫害这种治学精神难能可贵值得士人学者学习。
1《论衡·奇》。
2《后汉书·陈元传》。
3《后汉书·方术传·序》。
4《后汉书·贾逵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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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班彪著《王命论》班彪（3—54）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其祖先于秦汉之际在北方从事畜牧业致富后来世代从政并受儒学熏陶。祖父况举孝廉为郎成帝时为越骑校尉。况女（即彪之姑）被成帝选入宫中为婕妤。大伯父伯颇有儒学修养以“沈湎于酒”谏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父斿博学官至右曹中郎将曾为刘向校秘书。父稚官至广平相被王莽排挤而为延陵园郎。这样的家世对班彪的思想、文化以至政治态度都有很大的影响。
班彪幼年与从兄班嗣一同游学结交较广。二十多岁时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失败群雄割据当时隗嚣拥众割据于天水班彪避难而从之。隗嚣问以世务班彪对答：周秦以来统一代替分裂势之必然。并说：“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窃号位而不根于民。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中外骚扰远近俱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意思是说刘汉政权深入人心外戚窃权众所反对百姓思念刘氏复汉。这个说法虽然含有正统思想但还是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隗嚣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群雄逐鹿强者称雄“汉家复兴”之说不可信。
为了充分表达己见班彪乃著《王命论》他认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深入民心不可动摇“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百姓起事失败王莽窃权诛灭。“穷达有命吉凶由人”陈婴之母知项氏必亡王陵之母知刘氏必兴可谓懂得祸福之机。同时还论说刘邦兴汉有“帝尧之苗裔”、“体貌多奇异”、“神武有征应”、“宽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等五大特点。认为天命加人事才能成帝业。所以识世务者应当“拒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不可妄图而贻笑天下。
因隗嚣固执己见顽固地割据称雄班彪只能离去投奔河西窦融颇受窦融器重任为从事。他为窦融划策归顺刘秀政权总河西以拒隗嚣。这对东汉统一是有功的。光武帝刘秀闻知其才干召见了他举茂材任为徐县令后因病免官。又为司徒掾是司徒的属官。他时有奏言对时政作出建议如《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等。
作《后传》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汉武帝时司马迁所撰的《太史公书》（后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汉武帝后事缺而不录。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时事或补或续之。班彪认为续作者“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司马迁之书。于是继采西汉遗事又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此书是接续《史记》之作但“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
1本节主要依据于《汉书·叙传》及《后汉书·班彪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后传》原书已佚其内容已多为《汉书》吸收只是无法辨认清楚了。今《汉书》的元帝、成帝二纪及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的《赞》还保留有班彪的史论文字1。《元帝纪赞》称元帝“多材艺”、“少而好儒”即位后任用儒生“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为宰相”而元帝“牵制文字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这是评论元帝懦而不才掌权无能从此汉朝走了下坡路。《成帝纪赞》先称成帝“善修容仪”“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似乎是予以表扬；但笔锋陡然一转“然湛（耽）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于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这是指责成帝荒淫大权旁落于外戚终于有王莽篡权的悲剧。此论与其答隗嚣问和《王命论》的含意是一致的。《翟方进传赞》肯定翟义起兵反对王莽是“怀忠愤”但又哀叹他“义不量力”而失败弦外之音是只有刘秀得天人之助才能拨乱反正。《元后传赞》总结历来“女宠”的危害同时指出王莽依恃元后（王政君王莽之姑）而逐渐窃取大权。所谓“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同“拳拳”）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实乃讽刺元后是一个被王莽欺诳玩弄的非常可怜的愚弱老妇。
《元后传》记述：平帝死后孺子婴尚未立之时汉朝传国玺藏在长乐宫元后之处。“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尔）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舜既得传国玺奏之莽大说（悦）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大纵众乐。”此写元后握玺投玺的言行情态可谓生动传神。如果说《元后传》原是班彪所作；那么也就可以肯定班彪的史传文字是很出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班彪曾作《前史略论》评论前史（指《史记》）得失为了撰写《后传》有所改进。他简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内容、体裁、体例和思想。他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但又评道：“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对司马迁与汉儒思想分歧之异端思想极尽讽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观点自然也是他写《后传》的指导思想。《前史略论》是1《元帝纪赞》“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成帝纪赞》“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其中的“臣”为班彪自称“外祖”指金敞“婕妤”即班婕妤。
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可谓儒家正统史学观点的代表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班彪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对班固和《汉书》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检阅班固在《汉书》中述论西汉盛衰兴亡及撰写儒林、游侠、货殖等传的旨趣就可了然。
班彪于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病死于望都长任上卒年五十二。所著除《后传》外还有“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有些文字流传至今清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所收辑。
总的来看班彪其人在两汉之际的历史形势中投靠刘秀撰写《后传》鼓吹“王命”促进统一政治上是识世务者思想上是个正统论者史学上有一定成绩但无多大创新。
第三节张衡和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张衡早年的文学兴趣张衡是公元一、二世纪间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卓越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河南南阳县南）人。他年轻时家境并不很好。但也受到教育早年即善于为文。十六七岁他便离家拜师访友。从他家西北行过武关经蓝田、南山到达长安。他游览了三辅京兆、右扶风、左冯翊。此后东去新丰参观骊山沮泉作了一篇《温泉赋》。这是他的少作之一。
由新丰再向东过函谷关张衡就到了京师洛阳。这时候的洛阳早一辈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已经不多见了。王充已年过七十未知是否还在人世。大将军窦宪幕府里几位著名的文人随着窦宪的垮台也都去世了。班固、崔骃都于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逝世。傅毅还死在他们的前头。贾逵还健在。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崔骃的儿子崔瑗到京师来了他慕贾逵之名就跟贾逵学会了天文、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等学问为太学里诸儒生所钦佩。张衡大概在这时候认识了崔瑗并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张衡兴趣广泛自学了《五经》贯通了六艺的道理而且还好研究算学、天文、地理和机械制造等。
但在青年时期他的志趣大半还在文学——诗歌、辞赋、散文。扶风班氏是著名的书香世家班固当时的新著《汉书》虽很难读、难得他可能部分看过；大赋《两都赋》他也可能找到了。在洛阳张衡的名气渐渐地有了朋友也多起来了他结交了马融、王符、窦章等。有人荐举张衡为孝廉他漠然无动于衷。有些公府请他为属官他也无意去作。张衡虽非高傲但不愿与“俗人”交游。因此他在洛阳几年所专注的仍是他自己所喜爱的文学创作。他有一篇《定情赋》可惜只存这样四句：夫何妖女之淑丽光华艳而秀容。断当时而呈美冠朋匹而无双1。
这是对美人的赞叹和思慕。他还写了一篇《七辩》。凡“七”之类也是一种赋的形式始创于前汉初期淮阴人枚乘的《七》以七事启“太子”而得到使听者悔悟的目的。到了张衡时代这种赋体仍有人模拟试作。张衡的《七辩》借无为先生与虚然子等的谈话而表达自己的志趣所在。虚然子言“宫室之丽”雕华子言“滋味之丽”安存子言“音乐之丽”阚丘子言“女色之丽”空桐子言“舆服之丽”依卫子言“神仙之丽”。无为先生对前五子之说都默然无对；对依卫子之说虽有所言实际也不以为然末以“将飞未举”一语婉然谢绝了。最后髣无子曰：在我圣皇躬劳至思参天两地匪怠厥司。率由旧章遵彼前谋正邪理谬靡有所疑。旁窥八索仰镜三坟讲礼习乐仪则彬彬。是以英人底材不赏而劝学而不厌教而不倦。于是二人之俦列乎帝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后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国而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