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岩体构造和基性、基性岩也已有了研究。
在大地构造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2第第3—4 期上表了《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一文，阐述了地质力学理论，引起世界地质学界的注意。1945 年黄汲清出版《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书，阐述了地槽——地台说，并对中国大地构造特征进行了初步总结。
（四）自然与人文地理学1 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第2o3 页。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展是多方面的，可以说在各个领域都有进展。通论地理学有了新的进步，地理学家开始重视对自然规律、人地关系的探讨，而且强调地理学的研究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部门自然地理学的展更为突出，尤以气候学、地貌学和土壤地理学成果最多，但在水和生物地理学方面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地图学在三十年代中期也有新进展，无论从理论水平上还是绘制方法研究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专题地图也很丰富， 出现了地质图、地形图、水道图、边疆图、交通图、旅游图、历史地图等。地貌学中以地形学的研究为主，而这一部分主要是由地质学家担任的，因此他们重点阐述了地形成因以及地质构造、构造运动对地形育的影响，而对于地形展与整个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现代地形与现代外力过程之间的关系，则较少研究1。此外对流水地貌、冰川地貌、黄土地貌、喀斯特地貌、海岸地貌、湖泊成因以及区域地形的研究论文也很多。气候学在本世纪上半叶展也很快，对中国气候形成因素以及各气候因素的特征，如寒潮、气旋、气团、季风、温度、雨量均有论文表。土壤地理学中对土壤形成因素、土壤分类、土壤肥力、土壤侵蚀等也有较好的论文表。海洋学中对海岸动态、水温、海水运行等也有研究。中国近代自然地理学的研究不但论文数量多，而且研究也较深入。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从论文和著作数量上明显过自然地理学，而且又以与国家建设关系密切的经济地理学最突出。不但理论研究和全国性、区域性经济地理研究成果丰硕，部门经济地理学的展更为突出。农业地理方面注重土地利用、宜垦荒地、农业生产结构、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关系等的研究。工业地理对工业布局、工业区位也有研究。此外对矿业地理、商业地理、交通地理等的研究充实了经济地理学的内容。这一时期还开展了政治地理、人口地理、民族地理、边疆地理、文化地理、国防地理、历史地理和地理学史等人文地理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近代人文地理学的研究。
（五）地学考察具有近代科学思想的地学工作者已深感“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传统观念制约了地学研究的深入，指出“试看古今中外，凡是对地理学有造诣的人，很少是促居斗室，足迹不到野外的”。因此地学工作者们疾呼：“我国不提倡新地理则已，欲提倡新地理，当由实地考查入手。”他们不但意识到了地理考察的重要性，而且已经制定了直接观察、口头访问、表格调查、采集标本和摄绘影图等5 种地理考察方法，编定了地理考察纲要。考察内容相当详细，自然方面包括位置、地质、地形、水文、土壤、气候、植物、动物等，人文景观包括土地利用、农业、矿藏、工业、商业、交通、人口、聚落、房屋、社会状况、教育、历史背景等内容，每一需要调查的要素下还有1级的亚类。地理考察的内容已相当全面，分类也较合理。
中国近代地学考察中，以地质学考察开始较早。早在本世纪初，地质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师生们就从事地质考察，192o 年《北京西山地质图》的出版就是他们多年地质考察的结晶。1929 年，丁文江率领中央地质调查所的1o 余名人员赴西南进行了大规模考察，绘制了地形地质图，并于三十年代表了大量考察成果。
最初的近代地理学考察主要由大学地理学系的师生们进行的。如193o1 参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地理学简史》，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第163 页。年中山大学地理系组织的云南地理调查团对云南中部的考察，1934 年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组织的云南地理考察团对西双版纳的考察和两淮考察队对苏北两淮地区的区域考察，1942 年中央大学地理系与地质系、生物系联合组织了1oo 多人的川西科学考察团等等，当时主要大学的地理学系都组织了地学考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们考察实习，所以多数没有写出考察报告。此外，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政府组织的一些考察中也有地学工作者参加。如张印堂参加了为修建滇缅公路、铁路而组织的云南西部地理考察，并写成《滇西经济地理》一书。较大规模的地理学考察是在地理学研究机构成立后的四十年代进行的。1942—1944 年地理研究所曾两次组织专门地理考察队，考察汉中盆地和嘉陵江流域。参加者有林、黄国璋、李承三、周廷儒、高泳源等。这些考察不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还写出了富有学术价值的考察报告。
地学考察的兴起，在中国近代地学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为近代地学研究积累了大量可靠的资料，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足不出户”的传统地学研究方法，对推动中国近代地学的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六十一章生物学第一节生物学教育的进步1919 年的“五·四”运动，猛烈冲击了旧的封建意识形态。一大批仁人志士在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同时，大力提倡新文化，提倡科学救国。在这股强大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学者在生物科学方面，不断引进了新的东西，并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科学普及工作，使这门科学得到较快的展。
进入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我国的高等生物学教育有了明显的进步，一批大学出现了生物系。先是1923 年以后，前编提到的数所高等师范均改为师范大学，然后又逐渐展为综合大学。如武昌高等师范进一步改成武汉大学。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合并，后来又改为中央大学。沈阳高师则并入东北大学。广东高师与其他专门学校合并，后来又进一步扩充成为中山大学。成都高师与其他学校合并，最终成为四川大学。原设的博物部也都改为生物系。其次是一些农业大学也设立了生物系，如北平大学农学院设立了农业生物系。此外，当时的一些教会学校如苏州的东吴大学和上海的震旦大学也设立有生物系。1926 年以后，留学欧美的学生归国数量大增，大学的师资迅充实，设立生物系的大学不断增加。如清华、燕京、北平中法、中国、复旦、沪江、同济、南开、金陵、齐鲁、厦门、福建协和、岭南、河南、湖南等15所大学在此期间都设立了生物系。1927 年后，新设立生物系的大学又有浙江、山东、辅仁、云南等1o 所。到193o 年，我国有近4o 所大学设立了生物系。教师一百数十名，在校学生数百人。
192第二年公布了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把小学的“理科”改为“自然”，内容包括动物、植物、生理卫生和气象等。初中设“自然科”，大体包括相同的学习内容。高中设生物课。从教学内容的设置来看，是考虑到与高等教育有机衔接的。
就教材而言，自本世纪初开始，上海等地都编过中小学生物教科书和参考书。大学用书相对少一些。1923 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邹秉文、胡先骕和钱崇澍等编的《高等植物学》、和薛德焴编写的《近世动物学》，都是国内各大学的主要动植物学教材。当时的教材还有李积新编、胡先骕校的《遗传学》、陈桢编的《普通生物学》。后来还有蔡翘著的《生理学》、《人类生理学》和实验指导，朱冼和张作人合著的《动物学》、张珽著的《生态学》等。参考书除前面说到的《植物学大辞典》外，还有陈焕镛的《中国经济树木》、陈嵘的《中国树木分类学》、钟心煊的《中国乔灌木目录》、刘汝强的《华北有花植物科之系统植物学》、社亚泉等编的《动物学大辞典》、贾祖璋、贾祖珊编的《中国植物图鉴》等。一般大学经常采用美国大学用的英文课本。这可能是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初期需要经历的一种现象，在当时也有有利于与西方大学接轨，便于学生在外进一步深造，以及进行更深层次的学术引进的一面。
第二节生物学研究的进展前编曾提到钟观光在我国十余省区采集了大量的标本，但受制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没有表相关的研究文献。1919 至192o 年，胡先骕在浙江和江西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1922月，他与动物学家秉志和植物学家钱崇澍在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这是我国第一个近代生物学研究机构。秉志任所长，胡先骕任第一届植物部主任。生物所初创时，缺少经费，房屋、设备均由东南大学提供，设备条件十分简陋，研究人员全部由大学的教师兼职，在秉、胡等带头人以身作则精神的感召下，大家都积极献身祖国的生物科学研究事业。他们刻苦钻研，努力探索，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从1922 年到1937 年，研究所的人员由四五个人增加到三十多个人。他们不仅开展生物形态学和生态学的研究，更主要的是对我国的动植物资源进行了调查。动物调查偏重昆虫；植物调查则着重对江苏、安徽、浙江和四川等地区的考察和标本收集。抗日战争前，胡先骕、钱崇澍、钟心煊、郑万钧、裴鉴、孙雄才和吴中伦都参与了调查采集工作，积累了大量的标本资料。该所从1925 年开始创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汇报》，至1942 年刊出12期后停刊，先后表了研究论文数百篇。还出版了《中国森林植物志》、《中国药用植物志》、《中国马鞭草科》等书籍。
192o 年，植物学家陈焕镛自美国学成归来，1924 年在海南岛五指山区采集了十个月的植物标本。1927 年，他在广东中山大学创设了农林植物研究所，自任所长。这个农林植物所着重对华南各省植物的研究。在抗战前参与该所调查采集工作的有蒋英、左景烈、侯宽照、辛树帜和汪振儒等。193o 年，他们开始刊行《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专刊》，第4 卷后停刊。农林植物所至1934 年，已先后采集香港、广东和海南岛的植物标本数万号。1935 年，陈焕镛又在广西创设了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自兼所长，两个研究所合作采集广西和贵州的植物，研究注重经济植物。在陈焕镛的出色领导和组织下，农林植物所的植物标本增加到15 万号，工作人员也增至十余人。陈焕镛从1922 年出版《中国经济树木》起，陆续刊出多种重要的植物学著作，表了大量的新属和新种。对我国的植物分类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8 年，中央研究院成立，1929 年于南京筹设自然历史博物馆，193o年正式成立，分动、植物两组，钱天鹤任主任1。1934 年改为动植物研究所，动物学家王家楫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裴鉴任植物部主任。这是我国最早由政府设立的生物学研究机构。动植物所的主要工作偏重于我国动植物的调查分类，抗战前，秦仁昌、蒋英、裴鉴、耿以礼、邓叔群和杨衡晋都曾参加调查采集工作。并出版英文刊物《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特刊》（sinensia），后中文名称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专刊》，到1941 年刊出12 卷后停刊。抗日战争期间，该所迁到重庆北碚。1941 年，动植物所扩大组织，分为动物所和植物所。分别由王家楫和罗宗洛主持。植物所除研究高等植物分类外，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充至生理、生态，以及藻类和菌类等方面。抗战胜利后，两所都迁回上海。
在中央研究院成立的同一年，北平成立了私立的静生生物研究所。这是由尚志学会拿出范静生生前捐款中的15 万银元作为基金，范静生后人捐赠其1 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的筹备经过》，《中国科技史料》，第2 期。故宅作为所址，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经费形成的一个研究机构。由秉志出任第一任所长。静生所开始比较注重北方动植物调查。这个所刚成立时有职员9 人，所长兼动物部主任秉志，植物部主任兼技师胡先骕，动物部技师寿振黄、刘崇乐，植物部助理唐进，绘图员冯澄如，庶务周汉藩，文牍张东寅。
1 年以后，该所的职员增至12 人，有动物标本近28ooo 件，植物标本18ooo件。同时开始出版《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第一卷，该刊为英文版，附以英文摘要。193o 年，秦仁昌与胡先骕合编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