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212部分

　　　　在化学设备日益充实的同时，教材的编审也逐渐完善起来。到了194o年代初，已出版了高中化学课本2o　多种，实验教材近2o　种，初中课本1o余种，实验教材约1o　种，而且大部分都是经过了教育部的审定，内容以课程标准所规定的为准，作者大都为有经验的化学教师，因而教材质量提高很快。抗日战争时期，以前的中学教学计划已不能符合实际需要，特别是为了加强军训等科目而减少了科学科目，并于194o　年公布了新计划。如初中又改为先学化学后学物理，高中则分甲乙两组，甲组（理组）每周5　小时化学，乙组（文组）每周4　小时化学。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1944　年**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拟定的3　年制中等学校新课程里，没有单设化学，但在医药知识中介绍了一些与化学有关的常用的中西药品的名称、性能，为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服务。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48　年又再次修订中学课程标准，将初中的化学和物理合并为“理化”，在第第3　学年每周上课3　小时，同时又取消高中分级办法，高二化学一律每周上课5　小时1。

　　　　2。高等教育。

　　　　1919　年北京大学化学门改为化学系，这是中国第一个化学系。随后又有不少大学相继设立了化学系，如南开大学（1921）、厦门大学（1921）、东南大学（1922）、中山大学（1924）、清华大学（1926）、四川大学（1926）、浙江大学（1928）、武汉大学（1928）、山东大学（193o）等校。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设有化学系的理工科大学仍是少数，1928　年，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共有25198　人，其中理工科学生仅占四分之一。以后这个数字逐年增加，到1937　年与文科学生数相等，直至完全过。1939　年国立院校参加统一招生的22　个单位，其中14　个有化学系（属理学院），6　个有化学工程系（属工学院），4　个有农业化学系（属农学院），6　个有理化系（属师范学院），1　陈光旭主编：“中国化学教育的展”，《中国化学五十年》，科学出版社第327—332　页。这样，仅有3　所学校没有有关的系科。这一届共录取新生5371　人，化学专业的有396　人，比例已是相当大了。

　　　　以前各大学的化学教授多半是由外国人担任，到192o　年代末以后，这种现象逐渐消失，国内的化学教授不但全由中国人担任，而且其中有很多都是在国内外颇有成就的化学家，例如1935　年清华大学化学系的6　位教授即张子高（1886—1976）、高崇熙（19o1—1952）、萨本铁（19oo—1987）、黄子卿（19oo—1982）、李运华、张大煜（19o5—1989），都是在国外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的。而在专攻化学的留学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1937　年在北美和加拿大的留学生共1581　人，其中化学专业的45　人，化工专业4o　人，生物化学专业3　人，农业化学1　人，因此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中国的高等化学教育受欧美的影响是很大、很深的。在化学设备方面，国民政府明文规定各校设备费不得少于经常费用的若干成。在专科以上的学校中，实际所用的各项设备费往往过规定数。各地大学的化学设备不仅可供教学使用，而且研究工作也藉此得以开展。不过，尽管国内已有不少部门可以生产化学设备，但大学里专门化学课程所需的各种器材仍不能自给，多半是由外国进口。

　　　　二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大学化学教科书几乎全部是西文原著，只有一二种普通化学教材是中国自行编辑出版的。后来，原著减少了，但化学教材仍大半都是译著，除此之外，张江树（1898—1989）等自编了部分教材，其中有《理论化学》、《土壤化学分析法》、《定量化学分析》、《化学史话》、《国防化学补充教材》等。这些书籍是在化学学科内容基础上，根据作者教学经验和中国学生特点编写的，当然是很有益的尝试。194o　年，教育部成立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专门编辑大学教科书和参考书，但多数使用外国教材的现象仍没有多大改变。不过，采用国外起点较高的教材，对学术水平的提高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专科以上的各种学校，除了担负着教学任务以外，还是从事化学研究的重要场所，很多教师在授课之余进行各项研究。1929　年，教育部规定大学四年级学生必须完成一篇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促使学生在毕业之前能够接受一些研究工作的训练，实际上很多学生在教授指导下经常有论文表，其中不少很有价值。1922　年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中，明确规定大学院为大学毕业及具有同等程度者进行研究的地方。但除北大、清华的化学研究所外，其他大学还没有条件成立研究院。尽管早在1917　年东吴大学就授予了两位化学硕士，后来又另授了两位，可实际上它并没有详细的研究所组织规程。1934年，教育部颁布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及学位授予法，在化学师资和设备较为充实的大学里先后成立了化学研究部，以培养化学专门人才。到三十年代末，已设有研究部的有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7　校，另外浙江大学有化学工程研究部，四川大学有理化研究部。这些研究部的建立，为化学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能在国内深造创造了良好条件，孙承谔（1911—1991）、张青莲（19o8—）、马祖圣（1911—）等人就是三十年代国内培养的研究生。

　　　　虽然癸卯学制中对中国的大学课程作了规定，但二十年代以后，各校自订教学课程，既无标准，程度也参差不齐，好的学校课程安排合理，能够挥学校的优良风格，例如北京大学化学系，1936　年度的“理论化学”课程就有了原子构造、原子价、分子组织及量子力学等内容，这在三十年代，已经是看到了化学的最新进展而使其教育水平居于领先地位的了。

　　　　1931　年，教育部开始整理课程。1938　年公布了理学院必修科目，1939年又公布了各系的必修与选修科目表，其中化学系的必修科目有：化学（共同必修）、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有机化学、理论化学、工业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高等无机化学、高等有机化学、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等。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适应需要又作了修订，如1944　年规定化学系必修的化学课程为：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理论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工业化学及作毕业论文。选修的化学课程增加到1o　门以上，如高等无机化学、高等无机制备、胶状化学、化学史、电化学、原子构造、生物化学、矿物学、工业化学实验、化学原理、国防化学和实验等。抗战胜利后又于1948　年再一次作了修订，但大多数学校尚未实施，国内形势已经剧变。

　　　　除了化学系以外，不少系科都开设了化学课，第一学年选修普通化学，理学院第一、二学年必修普通化学，法学院和农学院也必修普通化学。194o　年规定，大学的物理系、生物系、地质系、博物学系、数学系以及法学院、医学院、中医学院等，必修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和普通化学实验，选修理论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由此可见，化学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日益加强。

　　　　抗日战争时期的高等化学教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颇为特殊的一段。

　　　　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给化学教育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许多高校被迫停办或纷纷内迁，学校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损失惨重，不少师生徒步辗转数千里易地执教就学。内迁的学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仪器试剂奇缺，校舍拥挤。然而在这一时期化学教育仍然维持了下来，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成都望江楼的四川大学和华西坝的华南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化学系、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和南开大学化工系的联合体，以及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等，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化学教育的几个中心，在艰苦的战时为造就化学人才作出了贡献。

　　　　陕甘宁边区的延安自然科学院（于194o　年开始招生，1943　年与延安大学合并后仍单独成院）设有化学（后改化工）系，学制3　年。在自然科学院的4　个系中以化学系的办学条件最为优越，教师多且质量高，其中陈康白、刘咸一、屈伯传等是留德回国的，其余的也都是国内大学毕业，如李苏、董文立、华寿俊、王士珍等。并且通过各种关系从香港购进了一批化学仪器，使化学系有了较好的实验条件，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工业分析都能做。除了与机械工程、农学系等共同的数学、物理、普通化学、绘画、外语等课程以外，化学系还开设了有机化学、工业化学、理论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工业分析、化学工程等课程。化学系的师生们一面学一面做，如参加部分打盐、烧木炭、提炼薄荷油、熬火硝等生产劳动，华寿俊还明了利用陕北特有的野生马兰草来造纸的工艺。边区的高等化学教育是与为解决边区的民生问题紧密相连的。

　　　　第二节学术机构与出版物1。学术机构的设置。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化学会相继成立。

　　　　在国外的中国学生们看到学会活动对促进学术展的积极作用，也纷纷仿效，倡议建立中国人的学术团体。19o7　年，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在巴黎组织了“中国化学会欧洲支部”，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化学团体。这一组织由李景镐（前上海广方言馆毕业生）起，成立时会员有吴匡时（京师同文馆毕业生）、俞同奎（京师大学堂毕业生，1876—1962）、曹惠群、陈传珊等法、英、比等国留学生2o　人。次年会员增加到32　人。19o7　年和19o8　年，他们先后在巴黎和伦敦举行年会，计划着手统一名词、编译书报、调查、通讯等四项事宜。他们先进行的是统一化学术语，厘订了一套元素、无机物和有机物的译名方案。并计划编辑化学术语词典，出版支会季报并译书。但该会仅留下一册《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戊申报告》（19o8　年），不久即告终止1。1922　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化学工业学会”，1924　年在美国成立了“中华化学会”，同时在日本也成立了一个“中国化学研究会”，还有留德学生也起了类似团体。由于这些团体都限于留学生范围，并且当时国内的化学研究尚处于萌芽时期，还不能为学术团体的展提供一方沃土，因而这些化学学会未能获得成功，相继消失。

　　　　193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化学讨论会，讨论化学译名、国防化学及课程标准等问题。有45　位化学家认为随着国内化学研究的展，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全国统一的学会组织，经讨论定名为“中国化学会”，推举黄新彦、王琎（1888—1966）、陈裕光（1893—1989）3　人起草组织大纲，这样，中国化学会的起人与第一届的理事们，在短短4　天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筹备会、成立会、选举会和两次理事会，从学会的组织原则、机构设置、起草会章、创办会志等重要事项，直至学会的定名、译名、会址、经费等问题都进行了讨论，作出了决定。于是，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第一个建立起来的专门学术团体——中国化学会便在南京宣告成立了。它“以联络国内外化学专家共图化学在中国之达为宗旨”，为中国化学事业的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其他学科类似组织的建立树立了榜样1。

　　　　二十至三十年代，各个专门的研究机关也在中国相继建立起来。专门的化学研究机构可分为四类：国立研究机关、地方性研究机关、私立研究机关以及高等学校的研究机构。它们虽然性质各异，研究方向也不尽相同，但从它们各自的创办、展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化学在中国学术界所处的较高地位，以及它在从中央到地方、乃至私人中间所引起的广泛而浓厚的兴趣。

　　　　国立研究机构主要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和国立北平研究院化学所、药物所。此外属于中央政府的研究机构，还有实业部的中央工业试验所、商品检验局，以及地质调查所的沁园燃料研究室。中央工业试验所下设有化学组，主要从事分析、酿造、窑业、制纸、制胰、加氢蒸馏等工作。实业部在天津、汉口、青岛、上海、广州等处都设有商品检验局，除执行例行的商1　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第294—298　页。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