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梅贻琦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8 月22 日至24 日，在北平清华大学召开了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
按照大会通过的学会章程，中国物理学会“以谋物理学之进步及其普及为学会宗旨”。学会领导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推选四人分任会长、副会长、秘书及会计。李书华当选为届会长。至1949 年，中国物理学会的历届理事长（或会长）为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周培源。
中国物理学会在1932 年成立时，设立有学报委员会和物理教学委员会。
1933 年又设立了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增设应用物理学汇刊委员会。这几个组织中除最后一个没有很好开展工作外，其他三个委员会，尤其学报委员会和名词审查委员会，都做了大量工作。
2。历届年会情况。
中国物理学会的学术活动，主要是通过举行年会以及各专门组织进行工作而得以开展的。自1932 至1949 年，中国物理学会共召开了16 次年会。1第一次年会，到会七八十人。北京地区19名会员参加，提交论文1o 篇。1933月会员展到第二次年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收到论文第三次年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举行，到会5o 人，提交论文第四次年会在青岛山东大学举行，到会3o 余人，提交论文42 篇。至此次年会，会员人数第五次年会与中国科学社等七个科学团体联合举行，在北京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召开，共收到论文48 篇。此时，会员已达2oo 余人。这次年会盛况空前，是抗战前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一次大集会。抗日战争开始后，学校和学术机构仓促内迁，各方面条件异常困难，然而中国物理学会的活动并未中止。1939 至1944 年间共召开年会第七次年会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到会5o 余人，收到论文第八次年会，与中国科学社等联合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
由于战时交通极为不便，自1942 年开始，年会分散在各处举行。第十次年会、第十一次年会、第十二次年会都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昆明区、重庆区、四川区（成都）、西北区（城固）、贵州区（湄潭）、桂林区六个区分别举行的。1942 年正值牛顿诞生3oo 周年，我国物理学工作者还分别在重庆、贵阳、昆明以及福建的长汀和永安等地举行纪念大会，陕甘宁边区的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也于1943月举行了纪念会。
在抗战期间，第六次年会和第九次年会，以及抗战胜利后，第十三次年会，其情况待查。
第十四次年会，在上海中央研究院（京沪杭区）和北平协和大礼堂（此为与化学、动物、植物等六个学会联合年会）分别举行。第十五次年会，分别在北平、南京、广州、武汉举行，均为与其他多个科学团体的联合年会。据统计，至1948月底，中国物理学会会员人数为5第十六次年会（上海区）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礼堂举行，参加者2oo 余人。此时，全国会员共有6oo 余人。
3。出版《中国物理学报》。
为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中国物理学会主办的《中国物理学报》于1933年创刊。学报以外文（英、法、德三种文字）表论文，附以中文提要。到1937月，出版了三卷共6 期。抗日战争爆后，曾停刊两年多。1939至1945 年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共出版了5 期。其中有些用粗糙的土纸印刷，纸质虽然低劣，论文却依旧保持该刊物要求的水准。在抗战艰苦环境中，无论是论文作者还是学报编者，都作了极大的努力。以外文表研究论文的《中国物理学报》至195o 年底出版了七卷共18 期。
当然，中国物理学家在《中国物理学报》上表的论文，仅仅是他们研究工作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成果则见诸于欧美的学术刊物。
4。审定物理学名词。
辛亥革命后，教育部于1918 年设科学名词审查会。192o 年该审查会议决增加物理组，由中国科学社主稿，编成《物理学名词（第一次审查本）》。后来教育部将此“审查本”加以订正，成为《物理学名词（教育部增订本）》，于1931 年分国内物理学家讨论，征求意见。“审查本”和“增订本”未颁行实施。当对，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有编译委员会，萨本栋受其委托编译整理物理学名词。他根据“审查本”和“增订本”等编成《物理学名词汇》，于1932 年印行。同年夏，国立编译馆在南京成立，也着手审定统一名词。
在中国物理学会1932 年的成立大会上，教育部和编译馆曾派人员列席，并提请组织名词审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厘订物理学名词事宜。但这次会议未能论及此事。1933月，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统一名词问题是这次讨论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根据该讨论会议决的意见，中国物理学会受国立编译馆的委托，对各方历年编译的草案，详加整理，逐字复查。编译馆则根据议决意见，对所编初稿重加增修，并提交1933 年第二届年会审查。在这次年会上，推举出吴有训、周昌寿、何育杰、裘维裕、王守竞、严济慈、杨肇燫等7 人为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杨肇燫为主任委员。这年夏天，名词委员会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开展工作，将各种稿本和各方意见，通体整理。最后，该委员会将审定结果交国立编译馆，略加整理后呈报教育部，1934月由教育部核准公布，是为《物理学名词》。至此，自二十年代初开始，虽经十余年间的多次修订但未能最终完成的物理学名词的审定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抗日战争期间，杨肇燫、周昌寿、陆学善等物理学家也进行了审订物理学名词的许多工作。
三十年代，中国物理学会还就度量衡和大小数的命名法提出建议，1935年，《东方杂志》曾出专号刊载有关讨论。中国物理学会的建议为当时国内科学界所采纳。
5。学会的国际活动。
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伊始，即与国外物理学家建立了联系。自1932 年成立大会后不久，至1948 年止，先后被选为名誉会员的外国物理学家有：朗之万、法布里（）、密立根（r。a。mi11ikan）、康普顿（k。tton）、康普顿（a。ht）、布拉格（ap。a。m。diraes）、约里奥…居里（f。jo1iot…bsp； 1934 年，中国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并于同年秋派王守竞前往伦敦出席该联合会大会。
中国物理学会的成立和学术活动的展开，促成了1934 年朗缪尔（ingmuir），1935 年狄拉克，1937 年玻尔（n。bohr）的相继来华访问。他们分别在北平、上海等地进行学术交流，加强了中国物理学界和国际物理学界的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上空投掷了原子弹。
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的强烈不满。中国物理学会于1946月15 日在昆明表了关于原子能问题意见书，要求联合国设立原子能委员会，以保证监督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而不是用于制造毁灭性武器；组织视察团，调查各国有关原子能应用的真相；设立联合国原子能实验室，共同研究重要问题，并与各国研究机构联系。意见书反映了我国物理学工作者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尤其反对核战争的正义呼声。
总之，二十世纪上半叶，经过几代物理学工作者数十年的艰苦创业和不懈努力，物理学教育与研究在我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并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蓬勃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五十九章化学第一节化学教育的展1922 年11 月，以美国学制为参考，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新的教育制度“壬戌学制”，即“六三三四”学制，这样，从洋务运动初期就有人企盼、到癸卯学制才制定的化学教育系统，到此时终于初具规模，而且由中国人在中国从事的现代化学研究也开始起步。化学作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初步确立起来了。
1。中等教育。
“壬戌学制”公布后不久，政府就制定了中小学课程标准，规定初级中学自然科包括生物、物理及化学，其中物理与化学合并为“理化”，在初二和初三讲授。同时高中课程总纲规定高级中学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升学为目的的普通科，第二类是以就业为目的的职业科，分为师范科、商业科、工业科等。第一类又分为两组，第一组注重文科，在生物、化学和物理中至少必选一科；第二组注重理科，在以上学科中必选两科。同时高二开设化学课。1932 年，国民政府颁布了正式的中学课程标准，其中把物理与化学分开了，而且无论初中与高中，都是先学化学后学物理。由于课程过于繁杂，1932年又公布了修正中学课程标准，将初中的物理改在第二学年上课，化学改在第三学年上课。
这时化学教育被视为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是培养、陶冶、训练学生的兴趣、能力、思想的一种手段。1936 年教育部修正颁布的初高级中学课程标准规定中学化学教学的目的为：（1）使学生获得化学的基本知识，对化学有明确概念；（2）使学生了解化学与衣食住行以及国防的关系；（3）引起学生对自然现象产生浓厚兴趣，养成随时随地注意自然现象的良好习惯；（4）养成学生敏锐的观察力和精确的思考力。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学化学教育大有改观，尽管实际情况与规定仍有出入，但不设化学课程的现象是完全杜绝了。而且在课程标准里，对教材内容也作了明确规定，使教师和学生都能够有章可循。教育部于1932 年颁布中学会考办法，随后又规定各校招考新生的科目，均以化学为考试科目之一，考试范围则以化学课程为根据。因此，课程标准的推行对于提高和统一中国各校化学教学程度起了很大作用，一般中学生的化学水平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在教学内容和标准趋于规范化的同时，化学师资力量也有了很大改进。
高中的化学教师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甚至有的是国内外大学毕业后还获得了学位的。初中化学教师有少数是专修科毕业或大学肄业，学历程度不如高中整齐。不论是高中的还是初中的化学教师，在大学时绝大多数都是专攻化学专业，或是选修过化学系的课程，少数则是学习物理或生物的。然而，尽管这些化学教师具有较好的化学专业基础，但却有半数以上的在大学时没有读过任何教育学课程，即使有少数学习过一二门普通教育学的，也因其内容广泛，而对专门的化学教育帮助不大。因此，为了弥补化学教师们在教学方法和技巧上的不足，从1932 年起某些地区陆续开办了科学教员暑期讲习会，其中都有化学组，其内容为（1）普通化学的讲授与实验，（2）化学教授法讲演和有关化学教学问题如化学设备、教材、教法、课本等问题的讨论。后来因国内战局，这种讲习会停办了一段时间。到了1934 年，教育部颁布中等学校理科教员暑期讲习会办法大纲，并指定由公私立大学和各省教育厅举办，这样，暑期讲习会遍及各地。此后每年各地都有举办这类讲习会的，大大提高了化学教师的水平。
在化学设备方面，教育部除规定中等学校设备经费的比例外，又于1934年颁中等化学设备标准，规定了初中和高中学生实验用仪器药品的普通标准和最低标准，并且拟定了初中及高中化学演示实验仪器药品单，促进了各地中等学校积极扩充化学设备。在抗日战争爆之前，大多数高中都有足够的化学仪器和药品以供学生实验所需，一些定量仪器和滴定管及精确天平等已经非常普遍，平均每校的设备约值3ooo 多元。但初中的化学设备仍然较差，有7o％的学校有化学课但无化学实验，而且少数独立的初中化学设备极为简陋，平均每校只有数百元的仪器和药品。当时中学化学所需仪器和无机药品，基本上是国产的，上海科学仪器馆、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都附设有教育用具制造厂，专门制造中学所需的各种化学器材。高中学生做实验时，多半是两人一组，初中学生则是五六个人合用一套仪器，共做一个实验，各校讲授与实验的课时数一般都能符合规定。一些省市甚至设有公共实验室以供当地各校学生使用，如福建福州省立科学馆、甘肃科学馆等等，都设有化学实验室。
在化学设备日益充实的同时，教材的编审也逐渐完善起来。到了194o年代初，已出版了高中化学课本2o 多种，实验教材近2o 种，初中课本1o余种，实验教材约1o 种，而且大部分都是经过了教育部的审定，内容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