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公共工程的职能相关联。水利事业的达和封建专制的强化这两种表面看来完全不同的历史现象实际上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徐光启《农政全书·水利·总论》引《荒政要览》说：“水利之在天下犹人之血气然一息之不通则四体非复为有矣”1。这是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这种联系。我们从《二十四史》有关名史的《沟洫志》、《河渠志》、《食货志》以及《地理志》关于水利事业的记载中可以大致看出这种公共工程的职能在机构设施、具体措置和社会效益方面的反映。由此可见中国地理条件之整体的统一性影响于历史上政治形势的展它有维系国家统一的一面。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只一次地出现过分裂割据状态但统一毕竟是主要的趋势这与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有极大的关系。
中国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对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影响在具体的表现上是很复杂的。如割据政权的建立必须具备一定的地理条件即必须有地方上的经济条件作基础。而不同时间或不同地区建立的割据政权在利用地区经济条件方面的情况是有差别的甚至有很大的不同一种情况是开一种情况是滥用。从总的方面来看南方的割据政权大多注意于开北方的割据政权则滥用多于开。这是因为：第一北方的割据大多表现为政治上的混乱、纷争极容易造成对自然富源的滥用；南方的割据比之于北方的混乱和纷争来说显然要安定一些因而有可能对自然富源作合理的开。第二由于北方开较早北方割据政权可以滥用这些已经开出来的经济成果；南方开较晚南方割据政权为了求得生存和展不得不更多地致力于开。从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的割据还有南宋和金的割据大致可以看出这种差别。再如统一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与地理条件的关系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夺取和占据地理条件较好的地区作为统治全国的基础如汉、唐都以占据关中地区作为统一全国的第一步。二是统一皇朝的中心所在地并不是丰腴的地区但由于能够比较好地控制了重要1《通典·州郡典》一。
2《元史·地理志》一。
1《农政全书》卷一二引文出自俞汝为《荒政要览》四《平日修备之要》。的运输渠道从而掌握了必要的生活资源和生产资源因而也能使统一得以存在和展如唐代后期尤其是元、明、清三朝即是。
地理条件影响到历史上政治统治局面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
地理条件与民族、民族关系地理条件与民族的形成、民族间的差别和交往也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史学家很早就重视记载各个民族的历史这在本卷第一章已有论述。他们也注意到地理条件与民族展的关系。杜佑在《通典》中就谈论到这个问题他说：“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贵实在于斯”。至于少数民族地区则是“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华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1。杜佑在这里提出的有些论点是不足取的、但反映了史学家试图从地理条件的差别上去说明汉族社会展和少数民族社会展所以有很大不同的原因。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由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基本分布在全国的周边地区因而与主要聚居在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汉族相比在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其他许多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同时北方少数民族和南方少数民族在地理条件上的差别显得更为突出。一般地说汉族居住的地区宜于农业；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气温低多草原、沙漠宜于牧业。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多高山、丘陵气温较高宜于农业。这对于各个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可见民族特点的形成和各民族间的差别是同地理条件之不同有关的。例如北方民族因交通便利容易走向联合社会展的进程也比较快这与他们从事集体的游牧活动、具有勇敢的精神有关。南方民族往往局促于山地交通不便极不利于联系和融合。这是南方民族虽然在民族数量上过北方民族但在社会展上却落后于北方民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由此也可以说明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北方民族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进入中原地区而南方民族却很少有过类似的活动。从民族文化来看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的展也不相同。
中国的地理条件哺育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几十个民族这些民族各有特点因而产生了相互间的差别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的地理条件也维系着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间的联系如同它维系着历史上长时期的政治统一局面一样经久而不衰。这是因为：第一汉族聚居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其地理条件的优越生产的展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并在物质上、生产技术上和文化方面影响着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因而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凝聚力。这种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凝聚力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第二在东、南濒海北有沙漠西和西南有高山的地理条件下周边少数民族向内地展比向外展要容易得多因而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内向性。这种自然的内向性与上述自然的凝聚力的结合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各族1《通典·边防典·序》。
间的联系的纽带。正因为如此两千多年来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尽管有时候互相攻伐兵戎相见有时候“和亲”通好会盟、互市各族间的关系歹一阵好一阵但总的趋势是相互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不可分离。
地理条件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整个自然界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地理条件也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展地理条件的变化也影响着社会历史展过程中的某些变化。从中国历史上看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当然也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经济、文化上的变化的情况是值得人们注意的。对于这一现象的研究和认识不仅具有理论的意义而且还有现实的意义。这一现象的具体表现是：（一）河流变迁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黄河和长江是我国最重要的两大河流它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展。历史时期它们的变迁尤其是黄河的变迁是很显著的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同它的河患一样均为世人所瞩目。如果对黄河流域作宏观的考察就会现：黄河的安流和河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的展变化。根据各方面的考察资料证明：历史时期黄河决溢虽甚频繁但经分析研究核实而论却也有前后两个长期相对安流的时期。前一个时期为商周至秦代后一个时期则为东汉初年至唐代后期前后合计将近两千年或者还要过之。频繁的河患也可分为两个时期其一是两个长期相对安流时期的中间时期即由西汉初年到东汉初年其二则是由唐代后期到解放以前。这两个时期合计不过一千五百年。所谓黄河河患主要是指黄河中游的侵蚀、侧蚀、下切和黄河下游的堆积以及由此引起的陵、原、川、谷的变化和城乡的兴废而其症结则在于河水挟带泥沙随处淤积。黄河泥沙的淤积虽然远在地质时期即已有之但决不如历史时期这样严重。这里除了自然的原因即黄河流经土质松疏的黄土高原外还有人为的原因即历史时期以来由于农田的扩大道路的开辟居民点以及城池的增加与修建使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大大加了黄河流域的侵蚀和堆积以致造成频繁的河患。黄河流域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产丝地区直到北宋长江下游蚕桑事业有了很大的展几乎有过黄河流域的趋势但黄河流域到底还保持着一定的水平。然而北宋以后这种情况即生剧变。因为金朝在破辽灭宋后使女真人大量内迁广占土地。这些人不娴于农桑因而尽量伐取桑枣作为薪柴出卖。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情形朝廷派人到各地巡察、禁止也无济于事。这不仅直接影响了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的继续展致使金朝统治者因丝、绢来源匮乏而惊慌而且也破坏了黄河流域的植被后果自然是严重的1。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从这些方面来看两宋以后黄河流域在经济展上的地位逐渐被长江流域所代替除了别的原因之外黄河流域结束了第二个安流时期而开始了第二个河患时期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1参见史念海：《河山集》二集第36o—362页三联书店1981年5月第1版；《河山集》第253—279页三联书店1963年9月第1版。
（二）沙漠变迁对历史的影响。我国北部和西北部现在有大片的沙漠存在。治沙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然而在历史时期这些被沙丘覆盖的土地并非原来都是这样。例如在今内蒙古和宁夏两自治区之间的乌兰布和沙漠原是西汉朔方郡辖地。那时它是一个繁荣富庶的农垦区而现在却是一片茫茫的流沙横亘在阴山南麓直到贺兰山下。这些流沙掩埋了古代的河道、湖泊、城池、村落、墓群唯其如此它也就展示了这一地区曾经存在过的一段繁荣富庶的历史。关于乌兰布和流沙起源的问题从自然原因来着是黄河改道所致；从人为的作用来看是农垦的废置造成表土破坏覆沙飞扬终于使这一地区变成了猖狂肆虐的大沙漠2。又如西辽河下游平原第四纪时期积沙很厚到更新世晚期气候干燥产生很多垅岗沙丘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得相当湿润沙丘为灌木、草丛所固定展为草原环境。历史时期它曾是一片好牧场。到辽代由于在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建置上都乃掳掠人口在这里开垦草地为农田掀起下部浮沙破坏草原植被。到了金代这里就变成一片瘠薄之地很难进行生产活动。还有在今陕北无定河流域及榆林以北更新世晚期这里也曾育过沙丘全新世初期气候变得湿润植物繁茂把流沙固定起来而且在低地形成许多浅湖、沼泽。进入历史时期以来人们开垦了这里的黑炉土和沼泽土砍刈草本灌木以作燃料覆盖层和植被遭到破坏沙丘经大风吹扬造成连绵不断的沙荒地1。沙漠的变迁对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展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仅就这两点而论恐怕不能否认地理条件的变化对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转移所起的推动作用。长时期里人们在说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历史原因时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但地理条件的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似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有可能夸大其他方面的原因从而产生片面的认识。片面的认识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片面性。至于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南北地位的变化其具体表现若何？譬如生产部门及产品的变化人口分布的消长行政区划的分合粮食产量的升降水利系统的兴废等等以及学校、书院的展印刷术的推广从进士直到宰相各级人才的来源城市的展和城市生活的丰富等等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问世1本书不再一一论列。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地理条件的变化之影响到历史展进程也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由于地理条件的突然变化有的民族因此一度遭到破败有的民族甚至因此崩溃不振由此引起一系列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化。《通典·边防典·突厥上》记：贞观初年薛延陀、回纥等“相率叛之”；颉利与突利之间产生“怨憾”；兼之“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叛之。”2这段话指出隋末唐初异常强大的突厥汗国在贞观初年遭到覆灭的重要原因。陈寅恪根据《通典》和其他有关史料认为：“北突厥或东突厥之败亡除与唐为敌外其主因一为境内之2参见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见《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第95—1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
1参见周廷儒：《古地理学》第339—34o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1参见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第5页—第22页1983年12月第1版。2见《通典·边防典》一三。
天灾及乱政二为其他邻接部族回纥、薛延陀之兴起两端”。他还根据《唐会要·回纥》条所记“连年饥疫羊马死者被地又大雪为灾”3以及其他有关史料认为：自唐肃宗以后雄大起来的回纥至唐文宗时“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矣”。类似的史实还见于《新唐书·吐蕃传》所记彝泰赞普执政时“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